清朝真的閉關鎖國？看看它有多開放
[摘要]認為明朝開放、清朝閉關，並不妥當，清廷的很多海外貿易政策直接繼承了明朝，甚至對來華外商的待遇比明朝還要好
一說起清朝，人們往往會想起近代那段屈辱的曆史，並總結出一大堆原因，其中“閉關鎖國”是扔給清廷的一個大帽子。然而，清朝就真的完全閉關鎖國嗎？曆史比你想象的要複雜。
“閉關鎖國”並未貫穿整個清朝，鴉片戰爭前，“海禁”政策隻占統治時間的25%，而明朝則占統治時間的72%，在相當長時期內，清代中國的國門是較為開放的。
“閉關鎖國”，一般針對的是清朝的海外貿易政策。然而近三百年清朝史，海外貿易政策並非鐵板一塊、一以貫之，清朝前期（鴉片戰爭以前）的海外貿易政策其實經曆了三個階段（有時也將二、三視為一個階段），各個階段都不相同。
第一個階段是從順治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複台灣這段時間。順治朝開始，清政府多次頒布禁海令，在沿海地區實行海禁，並將沿海居民遷往內地，史稱“遷界”，“片板不許下水，粒貸不許越疆”。[1]清初海禁的動機是政治性的，“因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瀕海地方，逼近賊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生民不獲寧宇，故盡令遷移內地”。[2]對付占據東南沿海的南明勢力，孤立據守台灣的鄭成功，是遷界海禁的主要目的，成為這段時期海外政策的主軸。
清廷“遷界海禁”政策影響下的部分區域（福建）
第二個階段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禁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康熙二十二年，台灣納入清朝版圖。第二年七月，康熙下令開放海禁，設海關，定關稅，“江南駐鬆江，浙江駐寧波，福建駐泉州，廣東駐廣州”。[3]沿海各地，“海禁既開，帆檣鱗集，瞻星戴月”，[4]一片繁榮景象。其間曾有過短暫的南洋貿易之禁。康熙五十六年，由於“愚民私聚呂宋、噶喇吧而盜米透漏”，害怕本國商人出南洋勾結海寇，康熙下令：“凡客商船隻，仍令照舊在沿海五省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喇吧等處，一概不許商船前去貿易。”但仍允許外商來華，“其外國夾板船有來貿易者，照舊準其貿易”。[5]雍正五年“複開洋禁”。這一時期，清廷的國門是較為開放的。
第三個階段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決定停止廈門、寧波、定海等港口的貿易，洋船“隻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6]這就是以往常說的“標誌著全麵閉關鎖國政策時代的開始”。此後乾隆至道光朝，又陸續頒定《防範夷商規條》、《民夷交易章程》和《防範夷人章程》，對交易商品、商船出洋和洋商活動都加以限製。
所以，有研究指出，清初采取“海禁”政策的時間隻有40年，僅占鴉片戰爭前清朝統治時間的25%左右，而明朝的海禁政策要占整個統治時間的72%左右。人們對明清兩朝海外貿易政策的評價有褒明貶清的傾向，可能是因為鴉片戰爭失敗的緣故。[7]
西人油畫，廣州十三行碼頭倉庫
清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數曾一度達到100多個，對外貿易長期活躍，商品出口數逐年增長，貿易額比宋代、明代還要有所發展
據曆史學者黃啟臣的統計，康熙二十三年開海禁以後，自遼寧至於福建、廣東沿海，開放給中外商人進行貿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計有一百多處。往來中外的商船數量也逐漸增多。
學者郭鬆義也指出，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外國商船進入廣東的數目大體維持在十多艘或十艘上下的水平，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平均每年進入廣東外國商船在20艘左右。[eight]乾隆中期以後的70年間，中西貿易實際上有了真正的發展，整個海外貿易的商品總值不斷增加。如中國輸往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的絲、茶、糖、瓷器、土布、書籍等主要商品，在開海以後數量大幅度增長。如1689-1722年輸往歐洲等國的生絲為1833擔，1820-1829年增至51662擔，茶葉也由1722-1739年的102795擔增至1820-1829年的12209534擔。[nine]詳細可見下表：
表1 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外國商船進入廣州港數額
資料來源：郭鬆義：《清代賦役、商貿及其他》。
表2 粵海關貿易總值統計表
資料來源：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除了列入官方記載的貿易情況外，清朝的民間貿易也十分發達。中國東南沿海向有“船不通則財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憂在外洋”。[10]即便在康熙海禁期間，閩粵各省濱海人群為了生計，“走險竊出”一直沒有停止，“雖嚴海禁，其私自貿易者，何嚐斷絕”。[11]開海之後，貿易更是絡繹不絕。據兩廣總督稱，“出洋貿易者，惟閩、廣、江、浙、山東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閩省最多，廣省次之。此等之人，皆挾貲求利”。[12]僅乾隆十七年冬至次年春天，由閩海關“先後出口計六十五隻”。[13]“富家巨室爭造貨船，遊手惰民竟充販客”，[14]“江海風清，梯航雲集，從未有如斯之盛者”。[15]
因此，有曆史學者認為，用“閉關自守”來形容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即使適用於官方貿易，也決不適用於民間貿易。[16]另一觀點稱，不能籠統地說清代前期的海外貿易是閉關鎖國政策，它實行的是開海設關、嚴格管理貿易的政策，海外貿易額比宋、明兩朝是有發展的。[17]
認為明朝開放、清朝閉關，並不妥當，清廷的很多海外貿易政策直接繼承了明朝，甚至對來華外商的待遇比明朝還要好。
清朝是否閉關鎖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對乾隆二十二年以後廣州一口通關的認識。確切地說，廣州並不是當時唯一的通商口岸，所謂“隻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主要是針對歐美各國。
乾隆二十年以後，英國等外國商人漸漸“舍粵趨浙”，“希圖避重就輕，收泊寧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18]乾隆和浙江官員擔心寧波成為第二個澳門，便逐漸從限製到不許洋船停泊浙江，此舉在於“於粵民生計並贛、韶等關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肅清”。清朝這種限定歐洲各國在廣州一口貿易的舉措，或是延續了明朝貢舶貿易中指定某國在某特定港口貿易的傳統。[19]
陳慳油畫《遠航之夢·廣州十三行》（局部）
至於南洋其他國家，清廷依舊準許其在閩粵兩省貿易。乾隆二十三年上諭：“如係向來到廈番船，自可照例準其貿易”。[20]據道光《廈門誌》卷117記載，一直到嘉慶十四年（1809）年，廈門對外貿易依然極盛。而且，“隻許在廣東收泊交易”隻是限製商人外來，而中國商人依然可以從四個海關出海貿易。
清朝海外貿易政策中的不少內容都是直接繼承於明朝。清朝由入關開始就基本繼承了明朝關於外國來華朝貢貿易的政策，即使海禁時也沒有完全斷絕與外國的往來。如《粵海關誌》記載，廣東由鹽課提舉司兼管市舶提舉司事務，辦理貢舶事宜。清朝無論對於本國商民的出海貿易，還是外國商民的來華貿易，在具體待遇上也都比明朝有很大的改善。[21]
清代中國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體製嚴重依賴白銀的大量進口，拉美白銀一旦大規模減產，即波及清朝的貨幣體係和社會穩定，反過來說明，清代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係十分緊密
不可否認，清朝在對外貿易中的一些限定中外商人貿易的措施，某種程度上阻礙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其中包括設定本國商人出海貿易的限製，如出洋“三年不歸，不準再回原籍”，[22]“隻許乘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來行走”等。[23]對進出口商品的品種和數量進行限定，如“禁商販米出洋”，[24]鼓勵洋米進口等。[25]以及製定了防範外夷的條例，對外商在華活動加以防範和限製，等等。
但這並沒有減弱清代中國與世界的緊密聯係。18世紀中國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體製，要依賴白銀的大量輸入才得以正常運作，平均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約在180-768萬兩。[26]這些白銀主要來源於拉丁美洲，大量使用拉美白銀使中國日益卷入世界經濟。學者林滿紅指出，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和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引起全球白銀供應減少。白銀減產進而刺激了印度鴉片對中國的輸入，加之中國茶葉、生絲等在世界市場的蕭條，最終導致清朝爆發銀貴錢賤的危機，並引發一係列社會動蕩，[27]促成“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文/李曉龍）
參考文獻：
[1] 夏琳：《閩海紀要》卷上。[2] 《清聖祖實錄》卷4，順治十八年八月己未。[3] 王士禎：《北歸誌》。[4] 《粵海關誌》卷5.[5] 《明清史料》丁編，第八本。[6] 《清高宗實錄》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7] 陳尚勝：《明與清前期海外貿易政策比較——從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談起》，《曆史研究》2003年第6期。[eight] 郭鬆義：《清代賦役、商貿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nine] 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曆史研究》1986年第4期。[10] 光緒《漳州府誌》卷7.[11] 《清聖祖實錄》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12]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8輯第138頁。[13] 《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5輯第8頁。[14] 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上。[15] 乾隆《浙江通誌》卷87.[16] 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4輯，台北中研院，1991年。[17] 黃啟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18] 《清高宗實錄》卷549，乾隆十年十月戊子。[19] 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曆史上的海洋中國與對外貿易》，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20] 《清高宗實錄》卷553，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21] 陳尚勝：《明與清前期海外貿易政策比較——從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談起》。[22] 《清朝文獻通考》卷33.[23]《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776.[24] 《清朝文獻通考》卷33.[25] 《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630.[26] 陳春聲、劉誌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論18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並參見林滿紅、全漢升和貢德·弗蘭克的研究。[27] 林滿紅：《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