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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下來，是用現在的社會實況來要求曆史，這是不對的。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去看過去的問題，大環境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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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京成為超大城市，有些人有些怨聲。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保護老北京城的事，為人們津津樂道，成為哀婉的“傳奇”。不時有文章談論此事。但這些文章給人的印象，都是執拗武斷的執政者，剛愎自用，壓製梁思成，毀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風華絕代的林徽因鬱鬱而終，梁思成抱恨終生。
這類文章的文藝風格總是集中於梁思成的方案(又稱梁陳方案)被否決，梁思成的無奈和傷感，老北京城的格局被破壞，以及各種文化人如何懷念老北京的古韻。但是，這些文章卻不談，或者很少談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梁思成主張另建新城，保護老城原貌。這麽好的提案，北京市政府為什麽不采納?市政府是怎麽決策的?經曆什麽過程?
首先，梁思成是否沒有說話的機會呢?
北京是首都，城市發展定位事關重大。北京城發展決策實際上是經過充分討論的，是民主決策的。在1950年,當時有梁思成和陳占祥的方案，提出要在臨近複興門以西建立新行政區，保護老城，老城發展旅遊、教育文化。被稱為“ 梁陳方案”，非常有影響。與此相對的是蘇聯專家的方案。它是利用莫斯科建設的經驗，利用老城，老中建新。其優點是考慮了當時經濟情況。缺點也明顯，肯定要破壞老城。同時，也有其他方案。
梁思成自然極力反對這個方案。雙方爭論也是極為激烈，梁思成為此找過彭真，上書過周總理。最後毛澤東拍板，確定了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這實際是選擇蘇聯專家的方案，否定了“梁陳方案”。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城市建設方針經過詳細討論，各方充分闡述了自己意見，是民主討論，民主決策的，並非領導人簡單拍腦袋的產物。梁思成並沒有因此受到什麽政治“處罰”。(1953年以後，梁思成在城市規劃上的發言權才被削弱。這是因為，在北京城建設方針已定的情況下，不管什麽會議，梁先生一張嘴就是“行政區不應建在老城”，老是糾纏在這個老問題上。如果學術討論，也無不可。可是，行政部門這樣做，根本沒法工作。最後，彭真繞開梁先生，單獨成立機構。不聽我的就不行!梁先生這種做法，不能說沒有問題吧?)
其次，“梁陳方案”就真的完美嗎?
現在文章多說蘇聯專家方案的問題，很少說“梁陳方案”的問題，這就有失公允。“梁陳方案”的問題也很多。
先說建新行政區。建築專家朱濤對這個問題做過細致研究，有專著《梁思成和他的時代》。他對這個方案提出了質疑。其一，“ 梁陳方案”是一個規劃的概念草圖，不是一個完備的規劃圖。其二，這個方案的麵積太大，每個行政人員是40到45平方米，整個行政區占地比比舊城還要大很多。這個行政區相當於新建城市。其三，它的功能非常單一，全是辦公室，沒有商業、沒有文化，隻有一點宿舍和一個文化禮堂。為此，還要為大部分行政人員在西郊建新居住區，在西南郊建商業區。其四、在梁思成的設計中，這個辦公區不建高樓，全是四合院，所以占地龐大。
實際上，梁思成的方案是把古建築審美的情趣標準擺在第一位，而不是辦公效率。行政區畢竟不是園林，這個規劃如果實施，麵臨的問題也不會少。
不過，梁思成忽略了三個問題。抗美援朝之後，中國處於戰爭狀態。把國家行政機構集中在一起，被美國突然襲擊怎麽辦?這是當時必須考慮的。所以，當時決定行政機構分散布局。還有一個，就是現在所突出的生態問題。北京西北郊上風上水，靠近西山，空間有限。按照梁思成的規劃，在這裏建新城和新居民區，將對生態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現代城市建設研究者的批評。還有一個就是政府財政問題。
再說老城。“梁陳方案”中的老城維護也是困難重重。核心問題是，老城重要?還是老城中老百姓重要?北京老建築專家孔慶普50年參加工作，親眼目睹北京變遷，據他回憶：
“那時候梁思成說原城保護，別拆，也別扒豁子，城牆要保留下來。那城裏頭近40 萬人的出行怎麽辦?他說解放前都行，現在怎麽都不行啊?他不理解從前是什麽樣。解放前老百姓沒人管，你沒吃的就沒吃的，你倒垃圾愛怎麽倒怎麽倒。解放後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來的垃圾，都得運進來和運出去啊。那自來水也是這樣，從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個車，一邊一個水箱賣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錢、二分錢，幾分錢，後來一毛錢，再變成一千塊錢了(一千塊錢實際上就是一毛錢)。隻有一個自來水廠在東直門外，供應政府機關。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來水。那時候和煤球還得要黃土。黃土上哪兒弄去?上北城根兒，城牆根裏頭挖坑。馬三立相聲裏頭說過這些事兒，一車黃土賣幾個錢。那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簡單，不需要供應，也不需要幫他清理。”(《無法割舍的情懷——訪著名建築專家孔慶普》，《社會科學論壇》2015年第第三期)
如果從四十萬人的衣食住行出發，梁思成的方案明顯脫離實際。
再次，“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為中央服務”， 北京城市建設的這個方針是否有它的道理呢?
每個曆史時期有自己的中心任務。建國之初，中共麵臨的最大問題是恢複生產，解決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同時還要供應未完成的解放戰爭。北京市、南京市有大量人口，其中有很多達官貴人，還有他們的家人、仆從。這些城市工業不多，屬於畸形的消費城市。普通老百姓自生自滅。解放後，老百姓的就業問題，原國民黨機關人員的就業問題，複員軍人的安置問題等等，都擺在政府麵前。這種畸形的消費城市，很難解決老百姓就業問題。所以，在當時的曆史情況下，北京、南京的發展方向是生產城市，而不是以顯貴為中心的消費城市。原來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過這件事。在北京開會時，毛主席一再叮囑他，隻有發展成生產城市，才能解決大麵積就業，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財政，才能解決一係列問題。
“梁陳方案”把老城保護，建成文化旅遊之城，在今天或許被認為天經地義的。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如何解決幾十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選擇發展生產、發展工業，服務人民，實際上是政權人民性質的體現。
生產城市的目標一確定，後麵就好理解。北京城當時40萬人口，而且人口迅速增加，生產物資、生活物資、各種垃圾，甚至水和黃土都要運，再加上人員流動，北京城牆成了緊箍咒，阻礙城市生產生活。北京市政府先決定開幾個口子，不斷增多，不斷擴大，北京城逐漸消失。
還有一點，就是財政問題。
政府辦事也要花錢，政府的錢也是有數的，不得不分輕重緩急。政府隻能辦財政能力以內的事。
可以設想“梁陳方案”，把北京城四十萬人甩在老城裏，在北京郊區再蓋一個新城，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北京市政府，以當時的中央財政、北京財政能否承受的住?想想當時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再加上已經開始的工業化，而當時還是農業社會，財政大頭來自農業。放著北京城裏現成的原政府機構不用，用緊缺的財政蓋新城。設想一下，把老城幾十萬人甩在一邊，國家各級幹部在新城工作，在新居民區生活，在新商業區娛樂購物。這是個什麽情況?如果北京市政府真施行“梁陳方案”，那才真有問題!可以做一個意思的思想實驗，如果這個方案真的實施，現在一些喜歡抹黑曆史的人，又會怎麽說呢?
因此，可以反過來問，梁先生和林先生夫婦單純地從建築美學視野出發思考問題，是不是也存在問題呢?
最後，對待曆史問題的原則是“同情”。
前幾年去皖南績溪龍川古鎮。江南水鄉古鎮，窄街深宅，韻味深遠，使人忘掉城市的喧囂和緊張。正遊覽時，忽然發現街尾有幾處房子被翻蓋成現代建築，破壞了街道的整體性。有位朋友惋惜不已。不過，一位同行的當地朋友不以為然說，這地方，早就住夠了，夏天時不見陽光，潮得難受，被褥長毛。有的老頭還老早預備棺材，架在房上，可受不了。新房子要好得多。
看風景的人和在風景中生活的人關注點是不一樣的。看風景的是超脫利益去審美，而生活在風景中的人正在解決困擾自己的問題。
曆史研究中，有個最容易犯的錯誤，被稱為“旁觀者的幻像”。曆史當事人都麵臨著最緊迫的棘手問題，而且解決問題的手段是有限的，時間是有限的。研究曆史的人往往忽視這些，把自己關心的問題放到曆史人物頭上，問為什麽這樣，而不那樣。而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沒考慮過這些問題。這就如同我們在古鎮旅遊，我們惋惜新房破壞古鎮神韻，而小鎮居民卻要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也因為這個原因，曆史研究強調還原曆史情境，對曆史人物進行同情式理解。
從施政來說，梁思成先生沒有思考，或者不願意思考，當時的市政府最頭疼的事是什麽?有什麽資源?受到什麽製約?如何解決?梁思成一直堅持建築美學立場。實際上，他成了施政的“旁觀者”。
今天，回顧五六十年前的曆史，我們也像觀光客一樣，匆匆而過，不經意間，把自己的興趣點硬加給曆史，比如，對古城生活的向往，對黑煙囪的厭惡，但是，卻忽略了，那一代人，有他們要麵對的曆史問題，有他們的曆史任務。一代人隻能做屬於那代人的事情。
評論：
我媽前段時間出去旅遊，去了某知名民俗建築群的地方，我問好看不，她直接搖頭說，四下不通氣，建得奇奇怪怪，那麽多人住在一塊兒感覺很煩心，甚至還用水井在洗衣服，不好。我當時有些驚訝，但馬上明白，我是以旁觀者身份看建築，我媽則代入自己住裏麵。那些喊著美和情懷的，永遠不是當時當地人。
“曆史研究中，有個最容易犯的錯誤，被稱為‘旁觀者的幻像’。曆史當事人都麵臨著最緊迫的棘手問題，而且解決問題的手段是有限的，時間是有限的。研究曆史的人往往忽視這些，把自己關心的問題放到曆史人物頭上，問為什麽這樣，而不那樣。而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沒考慮過這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