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兩個女兒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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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白花丁香樹

－懷念媽媽的文字

於小紅 2013

***** *****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遠年輕的媽媽，還有我的姥姥。

丁香樹，我告訴身邊的人去買來種，一定要白花的，他種了許多丁香，白丁香開了竟然沒跟我說，所以我得講講姥姥的故事，他就會記得告訴我。

在一個動蕩的歲月裏，媽媽像蝴蝶一樣地飛離了。小絨線胡同姥姥家院子裏，在那棵丁香樹下，姥姥給我們講故事，在那棵樹旁，她將外孫女們帶大。花開花落，院子裏，還有花椒樹、石榴樹，那棵不堪回憶的石榴，媽媽的石榴樹。

蝴蝶 ***** *****

買到了最後幾張飛機票，最後幾張，差一點我就不能帶兒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於光遠（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廳內許多花圈，有國家領導們送的，有他老學生和朋友的，“悼念於光遠同誌”，可是我們上海本家姓鬱，他本名鬱鍾正，我出生登記上是鬱小紅。追悼式後，帶著小孩跟著靈車去了八寶山，第二天，我們去媽媽那兒禱告“爸爸即使想來也永遠不能來了”。

媽媽孫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著一隻蝴蝶，一隻，不是兩隻。

（小絨線胡同鄰居是當了文化部部長的王蒙，他妹妹和媽媽是同班同學，這種關係或許影響到王蒙小說《蝴蝶》中的故事。）

(9/30/2013)

小黨員大眼睛 ***** *****

媽媽是家裏老四，姥爺曾是北京三中校長，後往北京工業學院當化學係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進學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輔仁大學獎學金去讀書了，大姨參加了八路軍，後來被派回京發展地下黨員（1948），媽媽和小舅舅成了最先發展的對象，之後大姨返回部隊，小舅舅瞞著家人參軍解放東北。解放前（12/1948）媽媽就入了黨，成了當時最年輕的14歲黨員，她出去散發傳單，姥姥叮嚀“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後麵放哨。

解放後，大舅在天津當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東北，媽媽成了學生會幹部，上了高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從此媽媽一輩子的命運就和第三女中牽連在一起了。

爸爸來校宣傳講話時（1952），一眼就喜歡上了媽媽的大眼睛。爸爸說他有次在公車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車，媽媽說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議一起到家裏看看，愛苗從此萌發。爸爸比媽媽大十九歲，地位也相差太多，由於他的幽默詼諧和體貼，姥姥和姥爺的強烈反對終於變成了衷心的祝福，諸多顧慮也轉化成麵對未來的堅毅。相信姥姥當時對媽媽說了“孩子，妳要嫁給妳愛的人就隻好由妳去了”，姥姥沒說出口的是“孩子，萬一妳以後遇到了大麻煩，我隻能盡力了”。（果然，我們三個能有今天，許多功勞該歸於姥姥的慈祥和堅毅，在後來悲慘痛苦的歲月裏，姥姥擦拭了我們的眼淚，她堅強地撐著祖孫三代。）

媽媽跟著爸爸住進了中南海，在那裏懷了我，為了有人能照顧，大家搬回了小絨線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從上海趕來，因為爸爸曾參加革命多年沒音訊，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費多，我們過了四年的和睦溫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我，媽媽，1953)

丁香樹下梳頭 ***** *****

我人生最享受的記憶是被媽媽梳頭發，院子丁香樹下，她輕柔地梳、慢慢地梳。

媽媽被保送到中央黨校（1956）。在“大鳴大放”期間，爸爸曾到國外工作，媽媽無意間跟同學說的幾句話，例如“陸定一這人有點粗暴”作為罪證，被劃成“右派”開除出黨（12/1957）。父親說此事與楊獻珍有關。他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得罪了楊，那些人沒有機會整他，於是向媽媽下手，因此爸爸很後悔同意媽媽進黨校。

在那之前，家裏有保姆，我不喜歡保姆給我梳頭，有被殺豬拔毛的感覺，姥姥一聽到“小豬叫”，就會接手過來給我梳頭，但還是媽媽梳頭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壽，頭發有白的了。媽媽一生沒有半根白頭發，可是我寧願看到她白發蒼蒼的樣子，可惜我沒有那個福氣。

（爸爸，我，媽媽，1954）

好日子不長久 ***** *****

我和妹妹的到來讓小院子裏充滿了快樂，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來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辭去了義務掃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養了一個智障女孩。家裏很擠，姥姥的床變成了個通鋪，孩子們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樹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飯。爸爸的《政治經濟學》稿費可觀，買來木馬、小自行車、蹺蹺板，小院子就像個小托兒所。

好日子不長久，23歲的妻子被劃右派（12/1957），父親說他曾寫信申訴，然而“孫曆生”和一大批反右擴大化的被某中央領導大筆一揮 “這些人不劃右派，什麽是右派”？無從再議，整批人全被劃成右派。反右補課時（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煩。

媽媽被送勞改（1/1958），去紅星農場和“天堂河”農場。媽媽生病回京治療，而且爸爸當時還沒有真正太倒黴，兩個人還能在一起，給我們照照相。

好日子不長久，妹妹小康（1/1956）就隻有兩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後。

（媽媽陪爸爸去考察，1956）

蝴蝶結 ***** *****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灘中宣部裏。和妹妹們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擁寵和被鄙視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動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時，他會來把我帶走。我五歲多開始有了記憶，片斷而深刻的記憶，電影般地在腦裏重複著。爸爸和他周圍的許多人：秘書、司機、學生、同事。。，盡管媽媽被勞改還是寵著我，因為我長得像媽媽。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時，姥姥會把我打扮好，頭上紮蝴蝶結。

有時我也會在爸爸那兒住幾天，爸爸會找遠房表姐放學後來陪我。但若父親整天開會不在，諾大的屋子就隻有我一個人，在巨大的書架間四處張望，孤獨無助。

大屋子裏巨大的書架間，四處張望的，還有瘦巴巴、餓兮兮的小老鼠。困難時期，連小老鼠們也要找東西吃。

有一次，平常來陪我的表姐沒來，天黑了，房子裏什麽吃的也沒有，隻找到了一瓶濃縮桔汁，哭一聲喝一口，哭累睡著了，醒了再找點兒水喝，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爸爸才回來。

（我五歲生日，1958）

石榴樹 ***** *****

四合院裏那棵盆栽石榴樹，是媽媽喜愛和掛念的。

我猜：這棵石榴樹是姥姥和姥爺在媽媽小時候種下的，跟著媽媽一起長大，人在樹在、人旺樹壯，難怪媽媽大禍臨頭、前途莫卜時囑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樹前，這張相片看來是媽媽把我們裝扮好了後，叫爸爸給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後，她是不是回到農場去了？

那石榴樹的影子，就是媽媽的影子。

（小康，我，約1960）

無奈離婚 ***** *****

不放心懷孕的妻子勞改，爸爸會甩掉司機，自己騎車百裏送去營養品，因此被舉報“不與右派妻子離婚，瞞著組織相會”。被定為“中右”後，爸爸麵臨更大的組織壓力：要求離婚不許再見麵。苗條的媽媽五月身孕瞞不了，組織上認為“幹部離婚則可挽救”，明知人妻懷孕強逼人夫離異。

不聽勸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勞改農場不得不讓相見，但父親走後，媽媽得到的待遇更差。別人讓你隱瞞懷孕事實你偏不瞞，若媽媽堅持不離婚，她勞改犯也沒有自己去醫院墮胎的自由。再不離婚，爸爸可能被劃成右派，孩子們怎麽辦？家人議論後由媽媽提出離婚。大舅舅建議肚中嬰兒以後姓孫，由他收養，但爸爸堅持孩子姓於。姥姥說無論大人下場如何、孩子都由她帶。大環境迫使下，媽媽挺著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懷孕期間不能離婚”法官視而不見，我和大妹妹判給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懷孕的三妹在檔案中消失，這在爸爸遺體告別時得到了證實，姊妹五個在中組部記錄裏隻有四個。爸爸去世後大妹妹小康和我商量替爸爸寫了一份檢討，他為黨忠心耿耿七十年，請組織調查誰隱瞞了這個孩子：若父親有隱瞞之錯，則請組織原諒他。若非父親之錯，整人的人估計全已離世，此事隻好成為一樁無頭案。我們目前不知道這份檢討如何上交。）

媽媽臨盆，全家在院子裏等消息。上氣不接下氣，姥姥收養的女孩跑進來報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著我往醫院跑。媽媽勞改期間營養不良，嬰兒不足四斤，從醫院出來，沉思中的爸爸在醫院門口狠狠摔了個跟鬥，然而我們都不敢笑，平常時會和我們一起鬧的他，坐地許久才站起來，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腦子裏。

三年饑荒，哀鴻遍野，牛奶不夠，媽媽在勞改農場，初嬰的哺乳讓姥姥費盡心思。家裏養不起保姆，孩子們姥姥自己帶，小蓓吃的多是黃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裏養了雞，雞也沒什麽東西吃，老房子土鱉多，小康就抓來喂雞和嚇人。小蓓夜裏不停地哭，一年下來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組織打來黃羊肉，爸爸分到就會設法送來。

樹影前，三個小孩，我們當時想些什麽？我隻能說現在的中國小孩們比我們幸福。

(我，小康，小蓓，約1965)

天堂河 ***** *****

媽媽產後沒有休養，又開始了勞改的強體力勞動，病倒了農場也不準回家，她捎話說想看看孩子。姥姥讓我穿了小姨小時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縫的）和舊棉襖。我不知道為什麽去見媽媽得穿成這樣，我從來也沒有穿過這樣的舊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釋說我們要去鄉下就得像個鄉下姑娘。

我很久沒有見媽媽了，姥姥說她病了，病了為什麽不回家、去醫院呢？我們去見媽媽，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車，我們怎麽接？要去的地方是什麽樣？我喜歡刨根問底、問為什麽，大人不管懂不懂也會回答點什麽，可是那一天沒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隻是一路上跟我說到了以後千萬別多說話、別亂動。記得姥姥煮了雞蛋烙了兩張餅，白麵加蕎麵做的雙色餅。（那時沒有什麽白麵，蕎麵裏麵有雜物，吃起來沙沙的。白麵都留給我們孩子吃，姥姥他們吃蕎麵）。我們換了幾次車，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麽遠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媽媽到底怎麽了？

我們最終走到一個像是倉庫、又像是廟的大房子，裏麵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間有巨大的蜘蛛網。我怕蟲子、更怕大蜘蛛，緊緊拉著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後。看到媽媽時，她正在照顧一個被機器軋傷的人。一張破木床上釘著簡易牽引架，看起來像個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纏滿繃帶、手腳綁在架子上，我們隻能看到他雙眼，媽媽跪在地上喂他米湯。（這木床讓我多年惡夢，醒後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員吆喝著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鋪位，媽媽沒有理會。姥姥拉著我一動不動站在門口，直到媽媽喂完米湯，走向自己鋪位時看到我們，我們才獲準進去。纏滿繃帶傷者的眼神和呻吟，媽媽的堅忍，看守人員的嗬斥和鄙夷目光，讓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懼，至今想不出恰當的語言來描述。我，一個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獄。

媽媽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動，把我摟在懷裏。媽媽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給我梳頭，開始掉眼淚。姥姥趕緊拿出我們三人的照片，一張接一張：我作為“小女主人”在宴會中的照片、小康淘氣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讓媽媽高興起來。媽媽給我梳好頭發，剝了一個雞蛋給我，我沒要，塞進了媽媽嘴裏讓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記得媽媽回過家。

（勞改農場，媽：右起第4，1960）

小妹妹叫媽媽 ***** *****

三妹小蓓出生之後一直由姥姥撫養，已經會走路說話了，還沒曾見過媽媽。

媽媽從勞改農場回來，一進門，小蓓和媽媽兩人第一次眼光相對，小蓓叫了聲“媽媽”，媽媽很是驚奇，小妹妹怎麽認得她？媽媽隨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裏相片多，姥姥常把媽媽的相片給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樹下聽故事 ***** *****

1960年春天景山學校成立，爸爸給我報了名，六歲的我上學了。

同學們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從姥姥家坐公共汽車去學校。有一天某老師問起我住哪，一旁教務長劉老師搭腔：“她是於光遠的女兒，爸媽離了婚，媽媽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學多年後還記得我打轉的淚珠，我從此不和這劉老師說話。我喜歡上學，尤其是數學，但是上學最初的幾年不太愛說話，我知道我和別人不同：“右派的兒女”。

兒時大家愛聽故事，每天傍晚，因為要讓姥姥快點兒在丁香樹下開講，吃完飯後孩子們會積極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聽姥姥編纂她的俠義故事：“十三妹”“七俠五義”等等好聽的。

十三妹她們武藝高強，姥姥一定是希望我們將來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沒有意義的。

（我，小蓓，姥姥，小康，約1961）

二次姻緣 ***** *****

離婚時媽媽隻有二十四歲，她單純、善良、樂於助人，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身體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對象：車拉不動，大家會幫著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鍬他一鍬，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關懷，媽媽勞累下恢複了些笑容。 1960年饑荒惡化，勞動的強度增加，這時一個同齡的小夥子進入了媽媽的生活：聶寶珣，北京三十一中曆史老師，其父親為北大曆史學家，不知何故被劃成了右派。聶叔叔盡自己可能幫助保護著媽媽，在勞改農場旁邊的法庭裏，他們結合了。

同一個法庭，一年半之前，媽媽遮掩著隆起的腹部，被迫離了婚。

媽媽懷孕了，饑荒時期在勞改農場生孩子，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媽媽和聶叔叔決定把這個孩子生下來，這急壞了姥姥和聶老先生。聶老先生注意到兒媳的賢惠和好學，因此幾乎傾家蕩產的給她提供營養。聶叔叔相對來說比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兩次，沒有聶家父子，媽媽在那個年代是活不下來的。聶老先生與小孫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聶祖同，兒子兒媳勞改期間，聶老先生撫養我這個妹妹小同。媽媽懷胎，盡管有聶老先生相助，農場惡劣的生存環境仍然造成初生嬰兒的發育不良。產後身體虛弱，媽媽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種蘑菇。

半個小窗透著一點兒光，潮濕陰冷、黑漆漆的地下室裏，隻有媽媽一個人。

我在景山學校念書，中午有時會被爸爸接去吃午飯，放學回姥姥家。白塔寺電車站在女三中門口，我有時就會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媽媽，幫忙植放菌種。一邊幹活，一邊說話，也會把爸爸口信轉述給她，他們在姥姥家見過麵。六一年底媽媽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許教書而被安排在資料室工作。作為摘帽右派，她還得經常寫思想匯報。她和聶叔叔的住處離姥姥家不遠，從女三中出來先要經過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聶家寶貝，聶叔叔對我們很好；聶老先生疼愛兒媳，同時善待我們三個。母親帶我們去過聶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記得他書房中厚厚大大的線裝書。

媽媽在資料室工作後，放學路上我們經常能遇到媽媽，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媽媽出門永遠圍著一條醬紅色的頭巾，穿著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歲，小康開始上學，我每天帶著她往返學校，我們一下車就會在人群中追尋醬紅色頭巾，找到就跑上去從後麵抱住媽媽。一開始我們能摟住她的腰，後來達到她的肩膀，最後能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媽媽的眼睛，要她猜是誰，我們一天天長大，長高了。

見麵任務 ***** *****

作為最大的孩子頭，我第一個任務：從爸爸那兒取來生活費給姥姥。

大約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結婚了。爸爸中宣部裏麵的家中，我們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氣、不愛笑、不愛說話。後來，爸爸家的小東妹妹出世了。我帶著小康上學，中午飯跑到東四買小吃，在一次受了騙之後，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飯。我們和同學一樣，有時吃五分錢一份的大鍋菜。兩毛錢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紅柿炒雞蛋算是上好的飯，每個星期一樣吃一次。每個月我和小康星期天會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對我們很客氣，從來沒說過我們，但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從來沒有把爸爸那裏當作我們的家。

爸爸不來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個任務：帶小蓓去見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裏開出了個小套間：小灶，領導們可以吃到炒菜，孩子們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來食堂，但偶爾會和幾個叔叔來吃飯談事情，那時爸爸會在大食堂找我，告訴我什麽時候什麽地方帶小蓓等他。我們最常見麵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車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車來抱起小蓓親一口。分手離開時，我們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夾一下我們的鼻子。他有時會從兜裏掏出些糖果，有時一支筆，這種見麵方式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

冬天有時很冷，長安街上風很大，腳指頭耳朵都快凍掉了，我們數著：一輛，兩輛，三輛，。。數公車過去了幾輛。

我那時還不懂為什麽我們見麵得這麽秘密。爸爸從來不會先到車站等我們，我們得等著他，他有時遲到，我們的約定是不見不散，他一定會來。不過有時等他等很久，終於他從車上跳下來，第二輛車一到就匆匆上車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見。間隔不到幾分鍾，如果中間放走一輛車，時間就算是長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閻王（部級幹部）和判官（處級幹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學去串聯了。文革開始後，我們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經常沒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見麵就變得很少了。

(長安街，1983)

媽媽偷偷回家 ***** *****

媽媽在女三中從1966年開始就挨鬥，沙坪校長死時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來回家取東西，她就會匆匆來看姥姥和我們一眼。

這一次她偷偷回來看我們，也在姥姥梳妝台上放了錢。（離婚後，媽媽每月從微薄工資中拿出十五塊錢放在姥姥梳妝台上）。

媽媽通常隻穿白襯衫，沒有斑斑點點的襯衫，所以我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媽媽受折磨了。

她身上總是看到大塊的瘀青，我們看了心疼，她就會輕描淡寫的說是血管脆弱，比別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較少，別的老師挨的打比她嚴重的多。當姥姥問起那些人怎麽打人，媽媽就把孩子們支開，不讓聽。

來了小板車 ***** *****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著紅袖章的大媽們來了，她們推著小板車，在胡同裏挨家挨戶發麵粉，指派接待串聯的學生人數（例如每家十人）。她們用秤杆，按學生人數派發給多少斤兩的白麵粉，告知要給紅衛兵做飯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預料的命運，街坊大媽派發麵粉的時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兒從沈陽來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歲，穿著軍裝、軍帽、袖章、胸章、紮著皮帶。看著同齡人走南闖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紅衛兵，威風凜凜、大有作為的樣子，令人羨慕。表姐拉了我說“妳怎麽不當紅衛兵？”我弱弱地答“媽媽”，她遲疑了一下子（明白媽媽是右派）就不再說話了。

我們拿了三個盆子接了麵粉。看到表姐風塵仆仆的樣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飯，沒想到她一轉身就沒了蹤影。姥姥說“表姐沒能在家吃飯，我們蒸一次包子給別的串聯孩子們吃吧，他們太苦了。光是白菜沒油不行，妳去買些肥肉吧。” 胡同口的肉店五點關門，我先去買了一塊肉，然後把麵揉了隔夜發了。

（日後感想：如果表姐沒在那關鍵時刻出現，我們就不會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來，第二天，正牌紅衛兵或許可以阻擋鄉下雜牌軍，姥姥或許不會被打得那麽慘。）

菜肉包子惹麻煩 ***** *****

第二天一早，我幫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進去，蒸了一百多個菜肉包子。中午開飯了，包子一搶而光。

聽說有包子吃，更多紅衛兵從別人家跑過來。因為我們包了包子，別人家吃的是饅頭鹹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紅衛兵就認定我們是地主、資本家。吃完包子後，他們開始到處搜，最後翻出一張房契，他們說這是“變天賬”。

這幫學生沒穿軍裝，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紅衛兵，也沒有銅扣皮帶好抽人，於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鄰居拿了三四把鐵鍬、拔了玉米稈，有人開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稈折半、抓著頭尾成雙棒抽人（不知他們鄉下孩子是否如此對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條條掛在背上。

姥爺當時已經在工業學院被審查，家裏隻有姥姥、小姨、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小姨剛剛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陰陽頭，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稈抽。比我大九歲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們拉出來在烈日下罰跪，嬰兒在南房裏哭啼沒人管。

看熱鬧的人說我媽媽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結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媽媽押來。據妹妹小康所述，媽媽一進來就自己跪到姥姥身邊，看著他們自動“坦白罪行”，他們下手就減輕了。

我們被命令罰站，家裏一切被打碎之後，他們挑破了房子的頂棚，挖開房子裏的方磚，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嚇得緊緊攥著我的手，以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錢。自從姥爺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壞的打算，教給我和小康怎麽自己想辦法生存，萬一發生了什麽，別丟了小蓓。那救命錢是綁在我們身上的，我當時真怕他們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錢搜出來怎麽逃，我想我們一定會沒命。

（現場示意圖）

第一次做飯 ***** *****

從早上打到晚上，紅衛兵們累了，撤走了，媽媽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後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來床板，放在坑上，讓姥姥趴著。中午包子被搶光了，我們一家從早上就沒吃、沒喝、沒上廁所。姥姥呻吟著，叫我找水給她。紅衛兵們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丟到坑裏砸了。我隻找到一隻搪瓷碗裏有點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掙紮著叫我給全家做飯吃。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做飯。我和小康找來一個蜂窩煤爐，火點不著。撕破的書，打爛的家具比比皆是。我們花了好長時間用書和家具點起了一堆火。幸運的是在一個罐子裏找到了一點米，南房後院夾道棚子裏，姥姥有一壇剛剛醃的雞蛋沒被發現，我們煮了粥和雞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們睡在屋簷下的廊子上。

姥姥臥床不起了。從那天起，我成了整個家庭的頂梁柱，每天往返於牛棚之間傳遞著親人們的消息：姥爺、爸爸、媽媽；去姥爺單位領生活費，煮粥、做飯。小姨父是現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沒人帶，我也得幫忙。帶著小康推著竹子小童車，變賣了家裏打爛的東西來貼補家用，把土填回紅衛兵在房子裏挖的深坑。

爸爸能給姥姥的錢也隻有幾十塊了，幸虧姥姥藏了一些錢，藏在我們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錢。

第一次縫衣 ***** *****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慶這時候快出世了，姥姥讓我找出抄家沒被拿走得一塊花布說“那個孩子不管怎麽說，也是你們同父異母的妹妹，他們現在也遭難了，你幫著我，咱們縫個小被子，小棉襖吧。” 姥姥趴著，縫不了，我的針線活就是這麽一針一線開始學的。

爸爸的稿費大多用於買書，他當時有幾萬冊藏書，我們也要幫繼母把書籍當廢紙賣。他們必須搬家，書隻能這麽處理。精裝書是不值錢的，要把書皮扯掉才能賣。小康跟著我賣書，我們每天得去賣至少兩小車書。隻要沒看見，小康就躲起來，在那些書消失之前多看幾個字。我們一家人就這樣度過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選擇性記憶，多少年後他寫《文革中的我》，隻寫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覺自我勝利的內容。我希望我的事實陳述可以作為他那本書的補充。

（爸爸的書架從來都是滿滿的，1993）

遭殃的胡同 ***** *****

我從早到晚忙，沒有告訴姥姥我看到了些什麽，也沒有去關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讓我放下手裏的活，和我說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門牌26號，25號住著小梅一家。小梅愛跳舞，會用腳尖走路，是我胡同裏的小朋友。姥姥一說，我想起很久沒有看到過她了。姥姥讓我去找老保姆打聽，她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誰領走了。姥爺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號，他們被趕回了滄州老家，說是地主，老家的人說他們餓死了（沒有給他們分糧）。二姥姥很胖，死的時候皮包骨。27號一牆之隔住著王蒙，王潵一家。他們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誰也不會來往了。

（街道示意圖，2013）

老雲南白藥 ***** *****

媽媽又一次被放出來回家，應該是拿換洗衣服的，被允許的時間有限。看到她的白襯衫又斑斑點點了，姥姥就讓我找出換洗的衣服給她。

媽媽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脫下來，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揮著我，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雲南白藥，姥姥爬不起來，也掙紮著給媽媽清理傷口、塗藥。她們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開好說悄悄話。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跡怎麽也洗不掉。

因為媽媽停留的時間長了些，她沒能回到自己家裏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學校了，姥姥叫我們到她家探視，因為她家大人隻剩聶老夫人了。

“不管別人說什麽，你們的媽媽是最好的人，你們長大必須幫助她”。姥姥經常告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千萬不能學媽媽，她太容易被害了”。

糧票的牽掛 ***** *****

媽媽每個月都會回家拿糧票，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沒取，姥姥會很擔心，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媽媽學校裏的信息。

我們常用的白塔寺公車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們想進去探探消息，可是門口掛著“女三中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字牌，還有紅衛兵出沒，徘徊了幾次也不敢進去。

（姥爺和姥姥，約1955）

石榴花落 ***** *****

牛棚中曆盡折磨的媽媽走了(7/12/1968)。她怎麽死的我們不知道，隻知道整她最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親董振堂）。在我爸爸媽媽結婚時，董是媽媽女三中同事，曾是媽媽的好友，當時董得病，因為她母親不是法定妻子，很長時間沒能定為烈屬，家裏拮據。我爸爸當時稿費多，相對豐裕，姥姥說大概有一年多媽媽拿到工資，看也不看就全都給了董，但是這樣做也就被嫉妒懷恨了。文革一開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親向毛主席求救，據說毛親筆批示“此人無大過仍可用”，憑著毛的紙條出了牛棚，當上了革委會主任後拚命整人。媽媽死前告訴姥姥，如果她沒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裏了。

媽媽死的前一晚，小蓓跟著姥姥睡，偷聽了媽媽和姥姥的談話，提到了那棵石榴樹。（“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

女三中革委會來人時，小蓓一個人拿小鏟子正在院子裏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說，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裏蹲在地上挖土。來人還沒說話，她已經知道媽媽沒了。骨灰不讓留，聶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帶回家。去年我們安放媽媽骨灰時，吃驚地發現聶叔叔冒險留下的竟然是那麽少，隻有一個指甲蓋那麽大。

不出一個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機部工作的年僅29歲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沒能見上丈夫最後一麵，連骨灰都沒見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剛滿兩歲，她還沒來得及叫爸爸。那時聶叔叔也被整，聶老先生文革前已經去世，由聶老夫人帶著小同妹妹，姥姥經常派我們去打聽。她關心所有的後輩，姥姥就像老母雞一樣，我們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嗬護著，在她的臂膀下學會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雙鐵筷子從爐渣中挑出沒有燒幹淨的煤核。把我們的衣服穿在煙囪上弄暖和了再叫我們起床。她非常節儉，但是從來不讓我們缺少任何學習用品。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會識字，再幫著找工作和對象生下孩子。

姥姥愛我們，她關心身邊所有的人，自己卻從來一無所求。至於那棵石榴樹，姥姥說看到了幾次白影子，她女兒（我媽媽）的影子。一個動蕩時代的影子，石榴花落，來年開否？

（媽媽，約1954）

寧夏與陝北 ***** *****

後來我去陝北安塞插隊（1969），爸爸蹲五七幹校，我去寧夏看他，幫他養豬、種旱稻。看到他養的豬又肥又大，我跟他說陝北的土豬長不大養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過的大棉襖和一些植物種子，這些東西後來發揮了作用。植物種子種出了大冬瓜，附近農民都來看“科學種田”。當時爸爸的生活費每月隻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儉用才攢了30元買了兩頭小白種豬，帶小豬到陝北的過程十分艱難，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難，路上走了十天。後來，方圓幾十裏就有小豬後代。

媽媽的經曆無疑地影響了我，姥姥的告誡“防人之心不可無”，誠然不錯。但是，防範別人費心機，我們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媽媽一生沒有害過人，至少到死也沒有害人的機會和念頭。動蕩期間，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媽媽是一個純純粹粹的受害者。

（陝北插隊，我：右起第二，1971）

合影缺一人 ***** *****

爸爸晚年告訴我媽媽死前幾個星期，他們見過麵，他知道清理階級隊伍，媽媽會再次遇到風險，但他沒想到是訣別。爸爸有機會回家一次，結果他去了白塔寺。我無論如何想不出來他和媽媽是怎樣取得聯係的。爸爸說他買了幾個包子，在學校旁邊名叫羅圈胡同的隱蔽胡同裏和媽媽見了麵。媽媽買了兩根冰棍，他們鑽進小胡同轉了半個多小時。他說的時候哭了。

我有時覺得爸爸對不起媽媽，但又常常覺得他實際很可憐，被迫和自己心愛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兒不能公開承認，我心裏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個極為樂觀的人，一個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實他心裏埋藏了別人無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隻有工作才能讓他忘卻，他心裏某一處傷痛是不能觸碰的，他盡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歲第一次腦血栓之後，悄悄問過我幾次媽媽的生日，他說他想不起來了。怕我誤解，為了說明這是生病造成的，他專門去問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麽時候？“曹禺回答不出，過了兩天才想起來。曹禺的糊塗他和我說了多遍。

這幾天清理老照片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張我們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張合影，這是一張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館拍的照片，拍照的時間是1968年九月，媽媽死後不久。我們怎麽也想不起來爸爸怎麽來的，我們怎麽去的照相館，他和姥姥當時說了什麽。這一次他沒有顧忌什麽，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兒們照了相。

（1968）

結語 ***** *****

作為於光遠五個女兒中最年長的一個，我講了我們家的故事。每個人知道的隻是極小的曆史片斷和表麵看去不好解釋的現象，我們身處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齡，同樣的事件在我們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跡。大家一起講述我們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講出來，您也講出來，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麵地理解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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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董光苔是什麽人？她的父親是紅軍第一方麵軍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當時紅一軍團總指揮是林彪，紅三軍團總指揮是彭德懷），後為紅五軍軍長。經曆過多次血戰。在西路軍打通河西走廊時，血戰高台、寡不敵眾而陣亡。馬家軍將他的頭顱割下來，掛在高台縣城東城樓上示眾
　　董振堂死後，毛澤東、徐向前、鄧小平、葉劍英等領導人用各種方式表示悼念，塑像樹碑，建立陵園、紀念堂和紀念亭。1958年，周恩來指示，把董振堂的遺孀賈明玉接到北京，在北京展覽館路分給兩套住房給她和女兒董光苔。
　　董振堂與國民黨、馬家軍殊死拚殺流盡最後一滴血，但他的“紅二代”女兒董光苔，雖然在1966年“紅八月”時也受到衝擊，卻又扮演了另一角色，怎能不令人深思、再思、三思！

孫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

　　於小康

　　孫曆生

　　（一）孫曆生的悲劇始於她14歲

　　小時候我曾抱怨媽媽孫曆生亂說話成了右派。姐姐小紅在《白花丁香樹》裏回憶媽媽，記得爸爸於光遠後悔讓媽媽去黨校。而我責怪爸爸1957年時流連東歐不回來保護媽媽。這些說法看法，其實都是童稚之言，不得要領。
　　孫曆生是個熱情的北平進步學生，14歲加入共產黨，也許對北京和平解放有微不足道的貢獻，說不上功績。那時北京市民心向共產黨的很多，連我毫無政治傾向的姥姥、姥爺都曾為被警察追捕的進步學生開過門打掩護。
　　像孫曆生這樣的進步知識分子，她和黨的短短緣分，是她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根源。因為毛澤東對地下黨員在建國後的既定方針是：“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果你是被逐步淘汰的對象，反右時人在不在黨校，說什麽不說什麽話，丈夫在不在身邊，有什麽大關係？而文革說到底，是“人民的幸福”來源於專政對象的痛苦。沒有專政對象還得造出幾個來，何況有過記錄的右派，既使是錯劃的。
　　為什麽他們要被淘汰？我沒研究過黨史，不會解釋毛澤東的宏圖大略。我隻知道母親孫曆生所以是進步學生，是因為她有文化會獨立思考，勇敢直率，向往自由。也許這些特性恰恰是她注定要被淘汰的原因。

　　（二）董光苔害死孫曆生

　　孫曆生的死，直接的責任人是董光苔。1967年初解放軍“支左”部隊由馬營長領導進駐北京女三中，“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是原女三中副書記董光苔。董光苔領導的女三中，繼續了該校從紅八月開始的整人打人的惡行，使女三中最終成了北京學校裏的文革重災區。
　　在母親非正常死亡的文革中期，女三中還逼死了另一個女老師方婷之，逼瘋了一個男老師盛荃生。董光苔迫害了大批教職員，有名的故事是體育教員孫瑞英被她打成“反革命”，僅僅因為她做針線活時把針插在毛主席像外的白紙邊上。董也要間接地為一些老師家屬的死亡負責。這樣的人在文革後一直沒失去權力，在清理“三種人”時安然無恙。隻是由於她在女三中民怨太大，被調換了個地方後繼續做領導。
　　董光苔已經死了。董光苔對我母親之死的個人責任是不難推定的，即使不提及母親有被“他殺”的巨大嫌疑。完全可以歸責到董光苔的有非法關押、誣陷、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有人見證說孫曆生當時解下來時尚有氣息而董不許救治。可惜因為我們沒有及時收集控告董光苔的人證物證，追訴期過了。即使中國以後放寬對“反人類”罪行的追訴期，我們手裏有再多證據也不能把董光苔拉進法庭當堂對質令她伏法了。
　　董光苔以“文革受害者”自居，以“紅八月”受過迫害為由拒絕承認她害人的事實。在我看來，受過迫害並不能洗白一個人踐踏他人生命的罪過；害過人，也不能成為被別人摧殘淩辱的借口。這是一種“兩不互相否定”吧。文革中發生的殘酷迫害事件，隻能一個事件一個事件地分析。在法律的基準上，聚焦在被害人的基本人權被侵犯，聚焦在害人者反人類的行為。不要東拉西扯，混淆是非。
　　從反右到文革之前，媽媽的生活是痛苦的。即便不再被勞改，她也天天受精神折磨，寫不完的檢查交待不完的錯誤。那些直接間接明裏暗裏迫害她的人，在文革中也自己受到迫害。即使對這些人，我依然為他們悲慘的下場萬分悲哀。無論如何，文明社會應該有一個“不能無法無天地踐踏人的基本權利”的底線。

　　（三）董光苔是特權時代的產物

　　董光苔害人時已年過35歲，不是頭腦衝昏的未成年人。和那時大多數中學老師校長不同，她不是普通家庭出來的知識青年，而有幸是她那個年齡段不多見的紅二代，頂有烈士子女的光環。她的青少年經曆據說很坎坷，曾在困窘中度過一段時間。1958年，周恩來安排她母親來京和她團聚，確認了她母親是董振堂遺孀，給了她們住房。董在文革前已經是校長沙坪之下的女三中第二領導。
　　在文革中，董光苔得到了平民百姓沒有的“可以活命”的私授特權。這個黨和領袖特別開恩賜予她的特權，後來演變成她對別人生殺予奪的實際權力。她無節製地濫用她的權力向平民施虐，對施恩於她的權勢表示忠誠，把一個小小的女三中搞成了人間地獄。她的烈士子女光環也使得她逃脫了文革後被追究手上平民鮮血的罪責。
　　孫曆生不是董光苔唯一加害的人，但她和孫曆生的恩怨反映了她的人品。女三中老教師們記得，母親早年對董光苔多方照料，董受到孫曆生的恩惠，舉止就像她的跟班。母親懷姐姐和我時，上下台階董光苔都會主動地攙扶她。可是，1958年她們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母親變成了“右派”，而董光苔的烈士子女身份卻得到了確認。
　　董光苔的身份改變以後，不僅仇視孫曆生，也仇視其他知道她根底的老師。這種怨恨來源於一點：這些人知道她沒有發達之前的窘態，因此他們都罪該萬死。董光苔這樣的人品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是好人，而文革把對權力的所有製約取消，董光苔毫無顧忌地整人報複，給她治下的教師學生帶來了夢魘。
　　我不放過董光苔，不接受她也有被迫害過因而是受害者可以不擔責的開脫，不接受“人性本惡從來如此”的是非不分解釋，不接受要受害人和施害者共同承擔責任的胡言。董光苔害死孫曆生有罪。給她無製約的權力來害人的權威有罪。

　　（四）我逃脫了董光苔的魔掌

　　一個月前，我給北京市第77中學寫了封感謝信，原因也和董光苔有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在北京景山學校四年級，那時才10歲。1967年底“複課鬧革命”時，我應該上初中。因為父親於光遠被整，我沒有回景山學校。女三中離姥姥家最近，也是孫家女兒們一向去的中學。按道理，我應該在那裏上初一。那麽，我就會在女三中裏親眼看著母親被鬥爭批判罰跪關押毒打。在董光苔的控製下，我很難想象我的遭遇是什麽。幸運的是，有人幫助我去了離家很遠的77中學而不是女三中。
　　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逃脫董光苔的魔掌的。我寫信給77中學，也是想揭開這個謎，找到當年救了我的人。

於光遠與孫曆生的三個女兒。

　　（五）毛主席下旨，董光苔放生

　　在腥風血雨的紅八月裏，母親孫曆生和董光苔有短短時間共同被關在牛棚。和母親這種庶民右派不同，董光苔有著特別的機遇。故事的很多細節是董光苔自己告訴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教授，後來被其他女三中老師們證實。我是小時候聽我姥姥講的，而她是從我媽媽處聽說的。甚至有董光苔的遠房親戚發貼說過此事。細節雖有出入，故事梗概一樣：
　　在紅八月裏，董光苔和女三中十幾個教職員一起被關押在學校多日。沙坪校長被打死以後，董光苔的母親，烈士董振堂的遺孀賈玉明給毛主席寫了信，通過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關係，把信遞了上去。由於這種特殊途徑，毛澤東收到了信，並作了批示。批示是總政治部來人向女三中紅衛兵開會傳達的。董光苔因此從勞改隊釋放，並且很快被三結合了。
　　一個細節我沒有搞清楚：放生董光苔具體是在紅八月的哪一天。賈玉明找毛主席是在沙坪8月20日被打死之後。董家親戚另外說是在董被關押在校七天之後。為什麽我在意一個日期？因為我想知道在董光苔被放生之後，還有多少北京學校的教職員傷殘死去。因為政府對這些人的死傷有無法脫逃責任，受害人和親屬有權要求政府賠償。
　　董光苔的故事說明了三件事：第一，最高權力在那時知道有一批學校教職員在紅衛兵手裏，生命危在旦夕。第二，那時並不存在紅衛兵“失控”的現象：解放軍來個人開個會，人就放了。第三，放生董光苔，不放生其他人。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
　　想一想：成千上萬的平民生命有危險，什麽人在什麽地方是政府知道的，有能力有辦法解救而刻意不救。這樣的政府是什麽政府？政府領導人要負什麽樣的責任？這樣的政府行為今天的人們能接受嗎？如果47年前這樣的行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頌，是不是默許同樣的行為再發生？

　　（六）向前看

　　雖然董光苔已死，我對清查沒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時的個人責任的態度並沒有變。如果這僅僅是一家一戶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為我認為反右和文革的謊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著，不知道哪天又會發出邪惡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為了往前走向前看，這是造福後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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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於光遠的五個女兒

於小紅

　今年十月間我在北京參加了兩個父親的追思會。在會議上我決定把我們姊妹五個，特別是三妹介紹給大家。

　　首先由衷地感謝各位追思父親的同誌們。父親對各個領域所做的貢獻能被大家認可，在地下也能得到安慰了。我是學工程的，對他的學術工作不了解，就從父親如何教育我們，使我們學業事業有成說起吧。

　　我是學工的，也曾被丁肇中點名到他的實驗室學習工作過。從小父親就著重培養我們的好奇心。好奇心驅使我從一個學科跳到另一個學科。最終一千美元白手起家，在美國成了光纖技術的早期創業者。我在廚房做出的產品讓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成了我的第一個客戶。現在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我的團隊擁有了一些國際領先的技術和專利，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開的中國科學家論壇。上大學前我隻讀了初中。高中數學物理是我在寧夏幹校在父親指導之下用三個月時間速成的。自己動手，開動腦筋，克服困難，從中得到的創造的樂趣是無窮的。我對父親說，我創辦公司更像是有獎智力競賽。立足中國的小公司如果在某些技術上能贏過美國的大公司，是很過癮的事。我見他時，他從來都很有興趣聽我談科技進展。

　　在大數據時代中國必須掌握別人也沒有的關鍵核心技術。不能受製於人，否則又會再次落後。高速數據網絡涉及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麵。我想向各位經濟學家呼籲一下，建議國家建立一套綜合評估體係，重視發展小型民營科技創新型企業。

　　二妹小康是學數學的，專業是計算複雜性，介於數學和計算機科學之間。在她初中畢業失學的年代裏，家裏的藏書使她自學了數學物理哲學歐美文學。父親的科學家朋友提供了幫助，中科院的胡世華先生，楊東屏先生，黃且圓先生（楊樂夫人）都是她的恩師。跳過高中和大學，她成為78年文革後科技大學為中科院代培的第一屆驗究生，後來赴美取得博士，在兩所美國大學先後取得終身教職。

　　大家沒有聽說過的三妹小蓓是學醫的，很早去深圳參與創辦公司。她最終還是回歸本行，經營醫院，推廣開發微創手術的技術和設備，同時做救濟山區學校的慈善事業和綠化。

　　小東妹妹是學經濟的，在北大任教多年，帶研究生，同時編輯經濟學術雜誌。她也是對父親晚年的工作幫助最大的，姐妹們對她為父親的付出都很感激。小慶妹妹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以後，進入世界銀行，主要從事教育、健康與社會保障方麵的經濟政策研究。

　　父親教育我們關懷我們的故事很多，今天就不一一講了。

　　父親一生經曆坎坷，多次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我的母親孫曆生也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個特殊年代造成許多人間悲劇。在追思會上說這麽多家事，也是想告慰父親，我們姐妹五個都很和睦，而且繼承了父親樂觀的人生態度，最終都活得好好的。我們的再下一代，有學社會科學的，也有學自然科學和工程，醫學法律金融的。我們都會為保存父親的精神財富繼承發揚父親的思想盡一份能盡的力量。

　　再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