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錦 來源：樓哥他哥
作者背景：
李錦，1952年出生，江蘇省射陽人，新華社高級記者，曾任新華社西藏分社副社長、山東分社副社長等職務。他的調查報道先後被鄧小平、胡耀邦、胡錦濤等最高領導人公開肯定，是中國智囊型記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型電視連續劇《鄧小平》中惟一出現的記者形象。
作者的話：
在我的經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我出身在江蘇省射陽縣興橋鎮，親身經曆了那場大饑餓，拾麥子、挖野菜，吃榆樹皮，掙紮在死亡線上。
我從事新聞工作38年，大半輩子就做這一件事。自己亦懷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寫出。這樣的事情已經過去快50年了，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件事了。我當了大半輩子新聞記者，報紙上登的總是按上頭需要或允許寫的。如果不把三年饑荒這段真實情況寫出來，我心裏感到對不起那段曆史，對不起老百姓。
現在適逢自己出版散文集《鹽阜家譜》，得以把這段經曆寫出來，也是了卻一段文債。籍以奠祭在那場大災荒中死亡的家鄉親人，懷念帶領我們從死亡線上掙紮過來的母親。
——李錦
吃 食 堂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一
人最難忘的是受苦受難和大起大落的日子。
在我生活中，對農村印象最深的是兩段曆史，一段是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一段是1980年的農村包產到戶。
對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是從人民公社成立開始的。
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著三角小旗，拚命地喊著“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麵，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一頁一頁翻開的。
辦食堂是與人民公社是同時進行的。
據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布：11月7日是全鄉社會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一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
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裏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你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裏的菜，你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托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
確實，在1958年，繼大躍進而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鋪開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吃食堂緊跟著泛濫起來。
一級級命令，排山倒海般的傳下來。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後的兩三天。興橋大隊分成南、中、北三個街，辦了三所食堂。我們中街的在黃奎德家開始的第一頓。他家是開旅社的，地方比較大，能盛十多張桌子。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一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我提著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麵上。
我們平時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麵，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
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參加會議時與三弟一起吃過一次紅燒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錢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這一次。
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一家，吃飯不要錢了” 。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
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
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
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
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
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麵春風笑開顏；
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一半；
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
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一分一秒都爭先；
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裏越是甜；
為啥越想心裏越是甜 ? 共產主義快實現 !
人人幹勁足，個個齊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錢。
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首詩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 " 特產 " 。這樣的句子，不講究什麽文辭，讀的時候特別流暢，使每個人讀起來心裏都有一種燃燒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一頓不如一頓了。
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一個食堂，在街南頭。一個月時間不到，食堂裏頓頓都是稀粥，幹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裏麵，表麵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裏沒有米。
記得每天天還不亮的時候，鄰居高大喜子、孫五鎖子便叫著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鍋底撈，能撈到小半碗米，我們那時剛上小學，做飯的人同情我們小孩子。
過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湯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點米，舔在舌頭上，舍不得咽下。後來，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們每個小學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豬尿泡似的被吹大起來，亮亮的，手一戳就能點破的樣子。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裏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裏隻有40斤左右的糧食，最多的人家也不過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糧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後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一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
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裏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後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幹，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卜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麵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們家開始買了1000多斤胡蘿卜葉，吃完了便挑野菜吃。開始有馬薺菜、鹽蒿子，後來便挑一種帶刺的徐徐菜。苦苦的，連豬也不肯吃。有人家開始吃樹葉，剝樹皮。合德鎮有個姓戴的富農，家中藏有兩罐銀洋錢，餓得什麽也沒有吃的時，從地下挖出來與人家換了兩小罐鹹菜，用鹹菜和著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數人家比，我們家的日子過得更為艱難。縣裏在大躍進抽幹部帶隊到安徽馬鞍山煉鋼鐵，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親被抽去當射陽縣伐竹連連長，一去就是大半年。
農村的人靠著土地，而小街上一點點土地也沒有，隻有下鄉去挑野菜。母親領著我們弟妹四個艱難度日，我是老大，8歲，妹妹6歲，三弟3歲，四弟1歲。200斤胡蘿卜，60斤米就是我們的全月的糧食，平均每人每天4兩米，經常拿著瓢到鄰居家借糧是我最感害羞而無法逃避的事。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
沒有一點油水，肛門脫落，臨到解大便時弟妹們便哭得死去活來。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腸胃炎發作，被送到醫院。有人說病床上剛死了一個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這個孩子命不強。母親嚇得把我從病床上抱起來，一直坐到天亮，淚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饑餓的日子裏，母親總吃著野菜，僅有的米都讓我們吃，遇到野菜飯不夠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兩頓餓著。我們終於奇跡般地活下來了。我們深情地熱愛親愛的母親，是她帶著我們渡過最艱難的歲月。
父親回來了，我們的生活才日見好轉。
我們那裏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一帶，災民像流水一樣湧來挑野菜，躲饑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這些經曆，寫在2000年出版的《大轉折的瞬間》一書中。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裏總是酸酸的，感念母親，在那苦難的日子中，弟妹四個竟都活下來，沒有母親的堅強庇護，不可能有後來的我們。
現在興橋的老人都還在，見到他們常說起當年那饑餓的歲月。老人作古的越來越多，曆史漸漸被人們遺忘。
走在興橋街上，路過那一扇扇門，想起當年走出一個個饑餓的人，記得還有小時候一起吃食堂、挑過野菜的小夥伴們，心裏很難平靜下來。
拾 麥 穗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二
車從射陽縣城合德朝南到黃沙河時，每到橋頭我總要西望，那是誠民村，是我小時候拾麥子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大饑荒到來時，我隨母親一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裏拾麥穗。
饑荒的突然到來，興橋街上的人苦極了。解放前本來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醫院、中學、供銷社、食品站占滿了，隻剩下小河西邊一個蔬菜隊，也不再種麥子了，吃糧到糧公所買。
災害到來時，糧公所在供應最後一批從山東運來的地瓜幹後，就再也沒有糧食供應了。我們隻好到鄉下拾麥子吃。鄉下人不容易餓死，街上反而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黃沙河北的誠民、西興一帶，溝渠多，土地肥，麥子也長得好。當一陣陣熱風把麥海推出道道金波，我們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一捋，很快地捋，等著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裏了。人家割麥的人拿著鐮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麵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一轟而上，在麥茬裏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一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
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裏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於是，鄉下的人便換一種方法，隻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數勞力在四周維持秩序，這些護麥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莊稼漢，狠起來像凶神一般，手裏揮舞著鐮刀，誰敢搶先下地，便把你的籃子剮了。
後來他們就揮舞著鐮刀沒頭沒腦地砍下來。舊社會，地主的家丁就是這麽幹的，現在是鄉下幹部們護麥。
然而，饑餓的人群也不在乎鄉下人罵了，也顧不得臉皮了。隻要麥田一開割，便衝到地裏，在割麥人屁股後麵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
甚至這邊一開割，那邊人便從麥田對麵拔起麥子來了。連麥秸也一起拽進籃子裏。四麵八方的人像蝗蟲般湧過來，一會兒，一塊地便搶光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鍁、扁擔揮舞著，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著，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麵。
搶麥大戰變成對罵戰爭，有的人哭訴著一家快要餓死的狀況，大家淚都流下來了，鄉下的老人歎著氣，說世道變了。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人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一片又一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
於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還黑黑的便趕來了，在地邊埋伏著，隻要哪裏一開鐮，四麵八方便湧現出無數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將從天而降，一霎時便把麥田“吃”完了。鄉下人惱火了，他們不再割麥了，見到街上人下來便先割籃子，像趕殺似的趕得街上人在田野裏奔跑。
母親和姨母們帶著我出來，讓我帶著籃子在遠處的河邊等著，她們用衣服兜子盛麥穗，跑起來也快。把麥子送到我這裏，她們再回去拾。
那年我隻有7歲多一點，已經能幹活了，弟妺們都小。
每天半夜裏，便被母親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時被叫起來，我邊鈕衣扣邊困得又躺下來，母親便一哄再哄，用涼水浸濕的毛巾捂在我腦門上，讓我快點清醒過來。
天黑黑的，我被母親拖著，跟著走，隻聽見街上“咚咚咚”的腳步聲，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走在大橋的木板上，像是千軍萬馬過橋似的。
100多戶人到大橋頭便分開了，西邊到誠民、西興，東邊到友好、豐登、日新，北邊到興北、新東、新莊。我們家一般往誠民、西興，因為我們家的幹外婆家在這邊。
我被母親拖著走，走過一片又一片麥地，我也跟著大人到麥田裏搶麥穗，小小的手拔著麥杆，手劃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麥，隻是用手拔麥秸。
鄉下人來了！他們像凶神一般揮舞著鐮刀、扁擔，喊殺過來了，我們小孩便扔下藍子拚命跑著。有的鞋都跑掉了。光著腳在麥田裏跑，留下一路血跡。
我跑得慢，那扁擔和鐮刀帶著“呼哧”的風在耳邊掠過，鄉下人心並不壞，見到我是小孩隻是嚇唬嚇唬，真的把鐮刀砍下來，我也早沒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鄉下人的鐮刀砍壞五六個籃子，不過沒有被砍到人，算是萬幸。
有一天，過了興北、誠民、西興、青春等一個大隊又一個大隊，又餓又累，走得腳發酸頭發暈，暈倒在地上。涼風吹醒後，想到弟妹們還等著下鍋，我又隨著人流往西走。
饑肚轆轆了，走不動了，揉一把麥粒在口中嚼著，然後到河邊咕嘟咕嘟喝幾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裏已看不清時，我才發現一起出來的大人一個也看不到了，趕快往回趕。
一個人摸著路，隻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撲通撲通的。路過亂墳場，螢火在墳間一閃一閃的，覓食的狐狸與黃鼠狼竄來竄去，我被嚇得頭發豎起來，黑天曠野裏了不敢哭，哭了也沒聽人聽見。
當時，路上常遇到大躍進新挖的農莊河和一條條深溝，溝溝坎坎，總轉不過去。路上遇到同學王聲洪的媽媽，與我是一個大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來，她就領著我回來。
到家時已是深夜了，母親癱坐在門坎上，弟妹們已睡著了。我見到母親，眼淚像泉水一樣流下來，母親含著淚把拾的麥子攤在地上，等天亮再曬。
想起那些拾麥的歲月，哪裏是拾麥，簡直是搶麥，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搶回自己的生命，不是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後，我看到米勒的名畫“拾穗”，便想起拾麥的日子，引發我對故鄉的思索。我覺得米勒畫得不象，因為他畫得太美了，他那融渾的色彩，顯得太深沉了，太冷靜了，特別是婦女很悠閑地彎腰拾穗，太富於詩意。米勒不了解災荒與混亂那種拾麥穗，是一種搶奪與戰爭。
當然，中國的畫家也沒有見人畫過那場麵。
這些場麵，隻有我家的鄰居們還都記得，後來人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有過拾麥的經曆。
偶而閑談起來，誠民的陳二舅歎一口氣說，那年頭不能提了，人都沒有命了，不搶幾把麥穗，能活下去嗎？
許多人便是在那年頭餓死的。
麥收時節，拾麥穗的日子僅僅是十天八天的，以後更長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實在無法忘記。
暈 倒 在 野 地
三年饑餓歲月回憶之三
“中國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是我在一本書開頭寫的第一句話。
這是我從三年自然災害中得出來的親身體會，也是對中國幾千年曆史最原始的認識。
一個人對饑餓的態度與理解，關乎他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甚至整個的人生哲學。在70年代末，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報道包產到戶；後來又不同意把產權改革搞到土地上去，這種態度和宣傳報道立場，來自人生體驗。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饑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著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裏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
上學剛剛兩年的我，中午放學回來，太陽在上頭一照，頭暈眼花，走路搖搖晃晃的。角頭街木橋是用兩塊板鋪起來的，很窄。
我走到中間腿肚子打顫，看到河裏的水，心發慌，頭皮發麻，嚇得蹲了下來。與同學們相互攙扶著才敢過橋。過了橋，腳步便拖不動了。
過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說《豔陽天》中有一句：“餓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動了。”我很佩服浩然的這句話，覺得他了解農村。
那時候，我們便是看著自己在太陽下的影子，走不動了，看著，看著，眼就花了。
從建湖過來有個鄉親叫和尚頭的，有一天在街南頭路邊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響的人，回老家數月不見，這個高大的男人掛著一臉的皮，嚇得別人不敢靠近他。
他癱坐在地上哀求說：“大爸大媽啊，有一口米湯喝，我就能回家了…… ”
有人問：“你不是剛從家裏來嗎？回去幹什麽呀？”他回答說，沒想到天下都是沒飯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裏呀。”大家默默地看著他走了，不久聽說和尚頭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無聲無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卜纓子。到了三月，胡蘿卜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一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
有一天，幾種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蠻好的。趁著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一吹，肚裏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當時我隻有8歲，老姨比我大6歲，堂姐桂英比我大兩歲，她們領著我到河西邊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幫我擦嘴，用水濕了濕毛巾，放在我的腦門上，說歇一會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讓我在地上躺一會兒。可家裏下頓還等著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時要不斷的尋找，為了節省力氣，便跪在地上用膝蓋往前挪。頭上的太陽像火一樣炙烤著大地，實在因為虛弱，加上太陽在頭頂上曬著，挑了一會野菜，眼睛發花了，直冒金星，一閃一閃的，腿發軟，連溝也邁不過去了。
我扶著南邊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這是餓昏了。等我醒來時，已是太陽落山了。起風了，天涼涼的，隻聽見肚裏嘰嘰的響。老姨還在近處挑野菜哩。我們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著籃子，老姨攙著我，回家了。老姨說我暈過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覺。母親聽了，趕快把給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湯，甜津津的，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時候三歲，咽不下野菜，整天歪著頭，無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一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喂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太陽一出來，白茫茫的一片鹽堿，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鹽蒿子。鹽蒿子耐鹽耐堿，堿很重，可它還是碧綠的。隻有堿太重的地方，鹽蒿子長成紫色的，那種鹽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再跑很遠的地方去采。鹽蒿頭采光了，便采鹽精子，也就是鹽蒿子種子，曬幹揚淨後磨成麵，摻在野菜裏吃。
後來野菜越來越多，薺菜、曲曲菜、馬齒莧都長起來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饑餓的感覺。饑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饑餓並沒有銳利的痛感，那是種慢性的虛脫。胃裏沒有食物，大腦被停止了供給，麻木了。
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欲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麽也不敢想了，隻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一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災荒那年的麥收時節，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麽多人拾麥穗，麥草尖上隻有一粒麥，我們也舍不得丟掉。
這時候聞到新麥的氣息，大腦中便有種大難獲救的感覺。
在饑餓中生活過來的人，觀察與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變化。餓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飽飯，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後來我覺得什麽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塊田這一點不能改，有一塊田就餓不死人，沒有田地靠什麽養活人呢？
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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