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健（胡可胡朋之女）
12月4日，著名劇作家胡可因病逝世，文藝界人士紛紛悼念。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賦詩稱讚胡可的功績：“百姓劇作，/人民心火，/戰士劇作，/士兵高歌。”
胡可與著名表演藝術家胡朋是中國文藝界一對令人羨慕的伉儷，兩人共同從革命歲月走來，相伴一生。胡可曾賦詩：“心靜雲天闊，情深月色濃。鬥爭常與共，一世可為朋。”道出兩人同時作為戰友、戀人、朋 友的默契與深情。如今兩人先後作古，令後人思念不已。
我的父親母親，一位是劇作家，一位是演員，都在各自領域小有名氣。母親先於2004年88歲時離世。先離開的有人思念，後離開的隻能思念故人。
父親胡可享年98歲，達到被外人羨慕讚美的高壽年紀，但是在這個特殊的人生階段裏，雖然每天有親人在身邊，姐姐和我每天輪流陪他，但老人的苦惱也被我們做女兒的所深深體察。那就是他對老戰友老朋友的思念。思念，思念，思念綿綿不絕。
話劇《李國瑞》劇照，胡可（右）在劇中飾演指導員王競生
2019年7月初，父親要去看望百歲老友、劇作家杜烽。杜烽的話劇《李國瑞》《決勝千裏》都曾被北京人藝演出，這在軍旅作家中是少有的中簽率。然而，杜烽已經失智多年。杜烽的女兒杜麗勸阻說，天氣這麽熱，就別讓胡可叔叔來了。不，父親一定要去，即使杜烽不認得他了。他說：“我一定要去看他。我們倆是七十多年的好朋友，互相間一個眼神，就都明白對方的意思……”而在12月4日上午，父親正與人下棋突發大麵積心梗之時，他的書桌上攤開的正是他未寫完的對杜烽話劇《李國瑞》演出的回憶文章。
《槐樹莊》劇照，胡朋（左）在劇中飾演郭大娘
這樣的心靈默契，還存在於他與我的母親胡朋之間。他們是戰友、夫妻、朋友。母親去世前的幾年裏，他們每天午睡以後，就坐在一起聊天，從下午3點聊到吃晚飯，常常聊得開懷大笑。既成了習慣就很難改變。在母親去世以後大半年的時間裏，父親天天這個時候坐在沙發裏出神，身邊故人何在，心事知與誰說？
“鬥爭常與共”
1937年，父親16歲。7月裏他從濟南到北京求學，恰遇“盧溝橋事變”，日本鬼子的高頭大馬進了北京城。他便追隨他的二哥參加了平郊遊擊隊，開啟了他動蕩而豐富的一生。一年後，遊擊隊加入了八路軍，他因為年齡小，被送到抗日軍政學校學習，畢業以後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半年後，1938年，我的母親胡朋也從抗大女子學院分配到劇社。抗日戰爭前期，敵後根據地戲劇活動發展得很快。我的父親母親這些來自大中城市接觸過話劇的年輕知識分子，在劇社裏都成了演戲的骨幹。有人說，話劇演員隻需要三個條件：五官端正，口齒清楚，臉皮稍厚。話雖刻薄，卻是實情。
胡可、胡朋合著《敵後紀事》
父親說，和母親相見之時，並無一見鍾情的感覺，隻是父親漸漸發覺這位年紀輕輕就主動演老太婆、肯在臉上畫皺紋的女同誌不但工作積極，而且經曆傳奇——她在不足兩年的時間裏竟是三次突圍，兩次負傷，跳崖、滾坡、住院，大難不死。
母親第一次負傷，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寇進攻的重點轉向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敵後處於頻繁的“掃蕩”與反“掃蕩”之中。1942年春節期間，抗敵劇社和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一起，到平山縣接敵區進行活動。日本朋友向敵炮樓喊話，散發傳單，其他同誌則在集市上進行小型演出。母親胡朋所在的那個隊在一次演出過後連夜轉移到一個叫神崗頭的村莊，這個村莊距敵據點不遠，被漢奸告密，遭到敵人奔襲。突圍中一位女同誌方壁犧牲，崔品之同誌被俘後遭殺害，杜烽等三同誌跳崖摔傷，母親胡朋左腳中槍，被張永康同誌攙扶著跳崖。回到後方休整後，在白求恩醫院，發現子彈在她錯綜複雜的腳骨中間穿行後留下，居然沒有擊碎任何一塊骨頭。是印度籍的柯棣華大夫為她治療，親自上山采集中藥，煮藥湯為她泡腳，親自為她按摩，終使母親沒有落下殘疾。
母親第二次負傷是在1943年秋冬，日寇在冀西山區又開始了持續3個月之久的殘酷“掃蕩”。這一地區是晉察冀軍區機關的駐地，也是抗敵劇社居住和經常活動的地域。11月30日，抗敵劇社經過一夜疲勞行軍，拂曉遭到敵寇包圍。母親胡朋和劉鈞同誌負責的那個組在突圍中，有吳畏、安玉海、李心廣、陳雨然4位同誌犧牲，孫玉雷同誌重傷，母親胡朋從山上滾下來幸免於難，劉鈞、林明（女）同誌被俘，又於押解途中逃回，全組一共9人，傷亡過半。母親胡朋作為這個組的共同帶隊者，多年來一直感到深深的內疚不安。
父親和母親雖然都是抗敵劇社的成員，但相互深入了解的機會並不多。直到1944年，晉察冀根據地召開英模大會，會上有一位穿著帶補丁的粗布棉襖的老大娘的發言吸引了每一個到會的人。她站在講台上，像拉家常那樣敘述了自己在這場反“掃蕩”中間掩護八路軍病號和搶救八路軍傷員的經過。她就是後來聞名全國的“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社領導當即決定以戎冠秀的事跡為內容編為話劇上演，並確定由父親胡可承擔這一任務，由胡朋來扮演劇中戎冠秀一角。組織上並讓他們倆在“群英會”結束後陪伴戎冠秀返回她的家鄉下盤鬆村，並在那裏繼續進行訪問以補充材料。回到村子當天，母親胡朋就跟戎冠秀像母女般住在了一起，父親則開始了對戎冠秀一家人和周圍人們的緊張的訪問，並在小油燈前開始了《戎冠秀》劇本的創作。
在共同完成創作任務的過程中，他們有了更多表達感情的機會。當然也有傳說，是戎媽媽為他們挑明了“燈芯”。
回到駐地，他們兩人除了排戲、演戲、開會，也參加一些生產勞動，比如一起到炭灰鋪背煤，到馬駒石背布，或兩人帶著鐮刀繩索到附近山上去割茅草。母親胡朋除了演戲，還要負責兩個戲的服裝工作，常常日夜不睡兩眼熬紅。那時他們還沒有結婚，母親已經像妻子那樣關心著父親的生活，為他縫棉衣、拆洗棉被。1944年的中秋，明月照得沙灘一片光潔，他們二人心靜如水，在村外的河灘上漫步談心。有父親的一首詩為證：“心靜雲天闊，情深月色濃。鬥爭常與共，一世可為朋。”
“一世可為朋”
父親是劇作家，他的話劇和電影作品包括《戰鬥裏成長》《槐樹莊》《戰線南移》等，都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中話劇《槐樹莊》於1959年公演，是慶祝建國十周年獻禮劇目，母親扮演主角郭大娘。《槐樹莊》後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導演王蘋，母親胡朋仍然擔任主角，飾演郭大娘。這不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合作，卻是他們最重要的一次合作。
而說起郭大娘這個人物，她是父親和母親嘔心瀝血塑造的一個角色。因為從抗戰到解放，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十幾年，他們的目光始終追隨著一個老模範，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戎冠秀。因此，直到抗戰勝利，直到新中國成立，直到“大躍進”，直到“文革”，直到近年，每一個曆史時期，父親都與戎冠秀和她的家人保持著聯係。新中國成立後，戎冠秀是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每年到北京，父親都要與她見麵，聽她講農村的故事，講她的努力和奮鬥。《槐樹莊》的構思因此持續發酵，自然成形。父母親腦海裏的郭大娘是個成熟的典型，有著堅實的原型人物的基礎。
1962年，影片《槐樹莊》完成時正值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剛剛開過，因其描寫了農業合作化的過程，歌頌了“三麵紅旗”，在內部審片那幾天，八一電影製片廠來了很多黨政軍領導，據說當天八一廠的停車場上小轎車之多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未有。此後，各種榮譽也隨之而來。當然，父親胡可也認識到，由於曆史的曲折和認識的局限，劇本也存在著此生無法彌補的缺憾。
寫到此，先講一段我自己的故事。1978年，我調到剛剛複刊的《工人日報》，在報社文藝部做文藝編輯兼記者。那時，文藝部已經有幾位等待改正的“右派”老同誌在了。其中就有後來的作家出版社副社長、散文家柳萌，他那時是文藝組的組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他們幾位在辦公室一般都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對他們抱著深深的同情。當然，我和其他同誌照樣說說笑笑，每天風風火火，四處采訪。然而我是新手，雖工作積極，卻不懂的事太多，我該問就問，指哪兒打哪兒。不久柳萌調走。
很多年以後，柳萌問我：“胡健，你剛到報社時候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知道什麽？”
“當年，我們幾個老‘右派’，一開始都不理你，你知道為什麽嗎？”
“你們都不理我？我怎麽不知道？沒看出來呀！”我真傻。我眼裏他們的沉默寡言其實是對我的排斥。
柳萌說：“就因為你是胡可的女兒。胡可寫了《槐樹莊》，裏麵醜化我們‘右派’，還讓他騎自行車掉到了水裏……讓他出洋相……”
我無言以對。
柳萌又說：“後來我們看出你沒有幹部子女的嬌驕二氣……”
我理解我父親，他的親戚朋友中就有“右派”，他自己也因為對“右派”態度溫和而險些被劃成“中右”。話劇《槐樹莊》寫的是一個北方農村從土改到合作化，從初級社到人民公社的發展過程中，貧農團團長郭大娘帶領群眾一步一步走過的艱難曆程。郭大娘曾經在地主家做過奶媽，地主少爺、後來的革命幹部崔治國就是她奶大的。而崔治國在每一個重要關頭都會作為對立麵出現在村裏。當然，他的舉動被郭大娘等貧下中農骨幹一一破招。而到了反右的時候，他的身份自然而然就變成了——“右派”。我想，這隻是戲劇人物的符合戲劇邏輯的發展。
在這個劇中，父親無意傷害那些已經蒙受冤屈的人們，他不是為了寫“右派”而專門設計的崔治國這個人物，而是寫崔治國這個人物的思想變化漸漸就發展到了符合社會時代的身份。也許，隻有我認識到作者的動機是有區別的，別人可能會覺得沒區別。不強求。
當時，恰遇上級提出要創作向建國十周年獻禮的文藝作品，話劇《槐樹莊》便應運而生。這就是老一輩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創作道路。當然，這個劇本在“文革”中也難逃被篡改的命運。
父親重新審視《槐樹莊》是在20多年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公布。由此，從曆史的曲折到創作的得失，父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文藝創作不能等同於政策宣傳。麵對我和姐姐的議論，父親常常是默然無語。2007年，中國出版集團出版的《中國話劇百年劇作選》收入了他3部話劇作品：《戰鬥裏成長》《戰線南移》及獨幕劇《喜相逢》，沒有《槐樹莊》。
在父親晚年，中國文聯出版了《胡可劇作選》，父親親手把《槐樹莊》收錄其中。他說，他是把它當作一份史料收入的，不忍割舍。父親的心情我理解，他是忠誠的，是緊跟著黨一輩子的作家，他的一切都來源於對黨的信任。
母親胡朋作為父親的妻子與合作者，始終分擔了他的痛苦，“文革”中也為此挨鬥。20世紀80年代中期，戰友話劇團的同事們來家裏看望母親，幾位年輕演員不由分說，跪在地上就給母親磕了幾個頭，說是給胡老太太請罪來了，對“文革”中的行為表示悔恨。母親是寬懷之人，從不曾責備過誰。父親還記得，“文革”初期，母親從文工團看過大字報回家，偷偷笑著對父親說：“他們畫了我的漫畫，說我是祖師爺奶奶，畫得還挺像……”
“情深月色濃”
母親胡朋曾於新中國成立前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並在大會上代表解放區文藝工作者朗讀了賀電，遂被著名文藝家陳波兒看中，特地向軍隊要她到東北電影製片廠當電影演員。母親後來出演過電影《白毛女》中大春媽、《鋼鐵戰士》中的母親、《土地》中的母親、《深山裏的菊花》中的母親等角色。1958年她從北京電影製片廠回到軍隊，在北京軍區戰友話劇團擔任導演，授銜上校，並非傳說中的開國上校。她又飾演了《槐樹莊》女主角郭大娘、《回民支隊》裏絕食而死的馬本齋母親、《烈火中永生》中的雙槍老太婆……在50歲以上的觀眾中是有口皆碑的。
2004年12月28日晚十時半，母親不幸逝世，終年88歲。她走得很突然，白天有輕微感冒症狀，沒吃午飯；晚飯時好轉，進食如常。飯後覺身體乏力，開始嘔吐。沒有來得及送醫院即呼喚不應，心髒停跳。我是晚飯後趕到家的，幫母親清理嘔吐物，卻沒有及時察覺母親的病情，這使我懊悔不已。趕來的120醫生勸我說：“這個年紀的老人心梗，即使在醫院也不一定能救過來。”
父親衝到床邊，反複問——問我，問他自己：“就這麽一句話沒說就走了？！就這麽一句話沒說就走了？！”大河決堤般的悲傷籠罩著父親，令他不能自持地當眾落淚，嚎啕痛哭。60年的相伴相守，被突如其來的訣別時的匆匆腳步所阻斷，從此陰陽兩隔，空餘思念。
15年的時間裏，是父親的寫作習慣救了他自己。父親晚年一直在不斷地寫回憶錄，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把戰友們的事跡一一寫出來，有義務把抗日戰爭的經曆與讀者分享。他寫抗戰中的革命戲劇，寫對日本侵略者的政治攻勢，寫冀中子弟兵，寫朝鮮戰場的殘酷鬥爭，寫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戰友吳畏、趙尚誌；寫含冤而死的老戰友——文藝評論家侯金鏡、詩人張誌民；寫老領導丁裏、劉佳；寫啊寫，不停地寫……
母親去世至今15年，父親不但為她印了畫冊，還為她出版了自傳《明燈照耀一生：胡朋自述》（中國電影出版社），不久，他寫的《相伴一生》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在我看來，寫回憶錄顯然是父親排解思念的方法之一，也是他長壽的原因之一。
15年過去。漸漸地，父親開始習慣與思念做伴了。
2019年12月4日，雖是冬日，卻難得的風和日麗，陽光燦爛。早上父親還由保姆推著輪椅去附近公園轉了一圈，上午回來寫文章，又和小戰士下了一盤象棋。不料其間突然喘不過氣來，急送醫院，診斷為大麵積心梗，搶救無效。就在與母親分隔整整15年的日子裏，他撒手人寰，去與母親相會了。
父親的思念終止於此，成為我們做兒女的永遠的思念。
胡可小傳
胡可，1921年生，戲劇家。山東青州人，滿族。幼年在山東就讀於青州省立第十中學、濟南省立第一中學，曾參加抗日救亡學生運動。1937年8月，16歲的他參加北平郊區抗日遊擊隊，同年12月到達敵後抗日根據地，入晉察冀軍區軍政學校學習；1939年5月入黨，長期在晉察冀軍區從事文藝宣傳工作。戰爭期間他曾創作多幕兒童劇《清明節》；在天天的行軍途中，構思和完成了有三個戰士角色的廣場劇《喜相逢》，這是借用了相聲技巧的小喜劇，後來成了劇社經常演出深受歡迎的一個劇目；多幕劇《戎冠秀》在演出中也廣受歡迎。1949年他將與胡朋等集體創作的多幕話劇《生鐵煉成鋼》改寫為多幕話劇《戰鬥裏成長》，後經他親自改編為同名影片。
新中國成立後，胡可創作的多幕話劇《英雄陣地》《戰線南移》《槐樹莊》等反映了部隊和農村生活，曾經被全國各地劇團上演。《戰鬥裏成長》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並被改編為同名影片。
胡可一生筆耕不輟，出版著作有《胡可劇作選》和論文集《習劇筆記》《胡可論劇》《讀劇雜識》《劇事文稿》《胡可戲劇雜文》《胡可戲劇雜文續編》以及散文集《敵後紀事》（與胡朋合著）、《走過硝煙》《烽火·戲劇·人生——胡可自述》。
胡可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逝世前為中國戲劇家協會顧問，中國文聯榮譽委員。2007年被政府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稱號。
2019年12月4日，胡可逝世。
胡朋小傳
胡朋，原名初韞誠，祖籍山東萊陽。1916年，出生在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清朝的末科舉人。她出生不久，全家就來到北平。1930年，初韞誠考入北平師大附中初中部。
1937年3月，高中畢業後的初韞誠，離開北平去上海，經介紹到私立正風中學做職員，改名胡朋。
抗戰爆發後，胡朋登上英輪海燕號，離開上海經廣州前往武漢，輾轉到達延安。1938年8月，胡朋成為抗大四大隊五隊（女生隊）的學員。
1938年12月，胡朋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的抗敵劇社。胡朋認為隻有扛槍上前方打鬼子才真正參加了抗戰，為此還鬧了幾天情緒。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裏，抗敵劇社除在根據地經常巡回演出外，有時也組織精幹的演出隊，帶上武器，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深入遊擊區和敵占區，為群眾演出。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日子裏，胡朋三次突圍，兩次負傷，在突圍中，她的戰友有的被俘逃回，有的犧牲了，她左腳負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組織上決定從部隊文工團調一些同誌去做電影工作，胡朋被分配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同時保留了軍籍。從此，她開始了銀幕生涯。
1950年，胡朋參加拍攝了第一部影片《鋼鐵戰士》（成蔭導演），她扮演英雄張排長的母親。胡朋精心塑造了這位英雄母親的形象，為此，她獲得了文化部授予的“優秀演員獎”。不久，水華和王濱共同導演了影片《白毛女》，邀請胡朋扮演了劇中的王大嬸。
1952年，胡朋調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她又在郭維導演的影片《智取華山》中扮演常母，在水華導演的影片《土地》中扮演一位老蘇區的革命母親。胡朋尤以扮演善良、正直、堅強的農村老大娘形象見長。她一生中所塑造的這類人物的代表形象有：除了《鋼鐵戰士》中的張母，還有《白毛女》中的大春媽王大嬸、《智取華山》中的常母、《土地》中老蘇區母親、《回民支隊》中馬本齋的母親、《戰上海》中地下工作者趙母、《烈火中永生》中雙槍老太婆、《槐樹莊》中的主人公郭大娘、《山重水複》中的羅奶奶等。
1991年4月20日，胡朋獲得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為一些在表演藝術上卓有成就的老同誌頒發的“特別榮譽獎”。
2004年12月28日，胡朋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