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以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諸國將領，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內的美國戰列艦“密蘇裏”號上舉行了舉世矚目的日本受降儀式。
“密蘇裏”號戰列艦
1945年9月2日早晨，以日本外相重光葵為首的11名投降代表乘坐美軍一艘小型驅逐艦來到滿載排水量57256噸的“密蘇裏”號戰列艦前，在眾目睽睽之下，跛腳的重光葵特別吸引眼球，其艱難而又狼狽地帶頭爬上“密蘇裏”號的舷梯，拄著手杖步履蹣跚地走在最前麵， 9時零2分簽字儀式開始，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受降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光葵在投降書上簽字
一瘸一拐的重光葵成為“密蘇裏”號戰艦上所有人都注視的目標，而他自己也是非常沮喪，臉上露出難以掩飾的難堪，那麽這位跛腳的日本外相是怎麽瘸的呢？是天生的生理缺陷？還是另有隱情？這其中是有故事的，而且這故事就發生在中國上海的虹口公園，也就是現在的魯迅公園。
重光葵（拄手杖者）與日本投降代表
重光葵（1887—1957）是日本著名外交官，自1911年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就任職於日本外務省，一年以後被派往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擔任外交官，不久又在日本駐英國大使館擔任書記官，1915年到中國擔任日本駐華公使頭等參讚，1918年擔任日本駐美國俄勒岡波特蘭市領事，1919年曾隨日本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沿著外交官的仕途，一路飛黃騰達。
重光葵
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以保護日本僑民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濟南，造成中日兩國關係極度緊張和惡化，在麵對中國政府的強烈譴責和國際輿論的雙重壓力之下，日本外務省派遣重光葵出任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與重光葵總領事進行了多輪談判。
1928年4月25日，日本第六師團5000餘人從青島登陸再次增兵濟南，並於5月3日故意挑起並擴大事端，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殺害中國軍民6000餘人，打傷1700餘人，這其中就包括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
“濟南慘案”紀念碑
重光葵再次出麵調停和解決因“濟南慘案”引發的外交事件，並最終於1929年3月28日在南京簽訂了《“濟案”協定》，而這個協定的簽訂明顯與日方有利，也幫助日本擺脫了外交困境，重光葵的外交才能也因此得到了日本外務省的高度重視。
1931年1月11日，重光葵被任命為日本駐華公使館參事官兼任駐上海總領事，並經常代理駐華公使之職權，一度不斷往來於京滬之間，就日本的在華利益和武裝侵略與中國各方斡旋，以爭取利益最大化，而同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也於重光葵的外交努力脫不了幹係，而重光葵也很快就晉升為日本駐華大使。
1932年1月12日，重光葵從上海回到東京述職，1月28日夜即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閘北中國守軍發動猛烈進攻，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在蔣光鼐和蔡廷鍇的率領下，奮起抵抗日本軍隊的攻擊，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
中國軍隊阻擊日軍
1932年2月1日，重光葵奉命乘“長崎丸”號返回上海解決中日之間發生的武裝衝突，麵對雙方交戰呈膠著狀態，重光葵建議日本內閣向上海增兵，重光葵的意見與日本軍部的計劃不謀而合，遂於1932年2月23日增派第十一、第十四師團趕赴上海，並與之前增援的第九師團及海軍第三艦隊組建上海派遣軍，由白川義則大將出任上海派遣軍司令，而南京國民政府則增派張治中將軍率領由第87師、第88師及教導總隊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緊急馳援上海。
張治中將軍
1932年3月1日，日本從本土增援的陸軍在海軍的配合下登陸成功，中國軍隊側翼受敵，不得不被迫退守在嘉定、黃渡一線固守，中日雙方戰爭態勢再一次成為膠著狀態，此時重光葵認為日軍全麵向縱深挺近時機尚不成熟，遂建議白川義則發布停戰命令，而重光葵則利用外交手段斡旋中日之間的矛盾和利益。
1932年3月14日，國際聯盟調查團抵達上海居中調停，重光葵是日方首席代表，而中方首席代表是顧維鈞，雙方就上海停戰進行了艱難的談判，但雙方誰也不肯讓步，致使談判也進入膠著狀態，及至4月中旬雙方談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長節”（即昭和天皇誕辰日），得意忘形的日本上海派遣軍決定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以日軍在上海的勝利為昭和天皇慶生，日軍的狂妄極大地刺激了中國軍方和中國人民，一些愛國誌士開始準備暗殺活動，以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
北伐名將陳銘樞當時是京滬衛戍總司令兼淞滬警備司令，正是在其支持下，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才在蔣光鼐、蔡廷鍇的率領下奮起抵抗，蔣光鼐和蔡廷鍇都曾是陳銘樞的老部下，北伐時期陳銘樞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時，蔣光鼐為副師長，而蔡廷鍇是其屬下的團長，而第十九路軍也是著名粵軍一師的老班底。
陳銘樞
陳銘樞的心中咽不下這口惡氣，決定要教訓教訓日本人，為此他找到了素有“暗殺大王”之稱的王亞樵，陳銘樞與王亞樵素有交情，他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了王亞樵，並提供經費和賞金4萬元，王亞樵同意陳銘樞的構想，隨即進行了策劃和組織。
日本上海派遣軍為了安全，也提高了警戒級別，不允許任何中國人進入會場，隻有日本人和朝鮮人才可以進入，麵對這種安保情況，王亞樵決定找位於法租界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幫忙物色人選，於是他找到交情頗深的朝鮮人安昌浩，安昌浩當時擔任韓國臨時政府內務總長，由他約見了警務部長金九，而金九認為此舉可為朝鮮的獨立運動助威，遂找到在上海流亡的朝鮮愛國青年尹奉吉，而深明大義的尹奉吉也欣然受命。
時年24歲的尹奉吉是1930年流亡到中國的，先後到過東北和青島，1931年來到上海後與金九相識，尹奉吉通曉日語且意誌堅定，在金九的遊說下，同意接受刺殺任務，並在進行刺殺行動的前三天，宣誓加入了“朝鮮人愛國團”，金九為其準備的是2枚烈性手雷，被巧妙地安放在日本軍用水壺內和日本便當（飯盒）內。
尹奉吉行動前留影及宣誓文
1932年4月29日8時許，尹奉吉身穿筆挺的西裝，肩挎軍用水壺，一手提著便當，一手搖動著太陽旗，若無其事地與其他日本僑民一樣進入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祝捷大會於9時開始，首先舉行了閱兵式，重光葵與白川義則等日本高級將領都站在主席台上。
重光葵等人站在主席台上
10:30分開始由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日本駐中國大使重光葵和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發表講話，這時尹奉吉才慢慢移動到主席台前左側，當所有日本人一起高唱日本國歌時，這也是祝捷大會的最高潮，尹奉吉將水壺炸彈投擲到主席台上，隨著一聲巨響，台上血肉橫飛，鬼哭狼嚎之聲不絕於耳，而另一枚炸彈因場麵混亂沒有來得及被引爆，被丟棄在爆炸現場。
爆炸後現場場景
尹奉吉投出的這枚炸彈收獲頗豐，一個名為河端貞次的日本軍官被當場炸死，白川義則陸軍大將被炸的血肉模糊，送醫後不治身亡，而重光葵與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陸軍中將都被炸斷了一條腿，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則被炸瞎了一隻眼睛，尹奉吉被日本憲兵當場抓獲，同年底被押往日本處決。
重光葵的腿因傷勢嚴重被截肢並安裝了假肢，從此以跛腳出現在世界外交舞台上，1933年5月從中國返回日本出任外務省次官，其後又先後出任外務副大臣、偽滿洲國副總理、駐蘇聯大使、駐英國大使及駐汪偽政權大使等職。
拄拐的重光葵
1943年4月，重光葵出任日本外務大臣，並曾在東條英機內閣、小磯國昭內閣和米內光政內閣出任外相，直至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4月辭職，但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發布“停戰詔書”之後又重新複出，出任東久邇宮稔彥王內閣外相，負責辦理投降事宜，並代表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在“密蘇裏”號戰列艦上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1946年4月29日，重光葵作為日本甲級戰犯被收監關押在東京巢鴨監獄，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7年，1949年11月被假釋出獄，1952年獲得特赦減刑出獄，由於重光葵馳騁世界外交舞台幾十年，曾有十幾個英美著名外交官為其說情，以致重光葵是日本甲級戰犯中判刑最輕的一位。
重光葵在遠東國際法庭上接受審判
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重光葵在出獄之後竟能重返日本政壇，並於1954年12月出任鳩山內閣外務大臣，參與同蘇聯重建外交關係，並促成日本於1956年加入了聯合國，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光葵的外交才能，可以說是日本外交舞台上的常青樹，直到1957年因突發心肌梗塞死於家中，才結束其為虎作倀的外交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