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和他的“三寬”
吳 象
2010年5月9日清晨，朱厚澤病逝於北京醫院。厚澤享年八十，應稱高壽。但在我們十來個談得來的老頭中，他是最年輕的，最壯實的，最活躍的，最多才多藝的，最有親和力的，為什麽說走就走了呢？我愴然茫然悵然木然者數日，痛感生命的脆弱與無奈。
一 多思考，少說話
1985年7月，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朱厚澤接到調令，晉京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北京多好，中國人誰不向往？朱厚澤對此卻憂慮重重，不大願意。好朋友開玩笑說他“升官”，他自己卻說是“跳火坑”。
厚澤對我說，從改革開放到他來京，中宣部部長換了五任。胡耀邦是一任，他那麽大的氣魄，平反了那麽多冤假錯案，相信會有辦法創造新局麵，但要調去當總書記，誰也擋不住。張平化是一任，他是井岡山時代碩果僅存的縣委書記，當過多年省委書記，論資曆、論水平，都是一流人選。但真理標準討論，他就是“凡是派”，首先過不了關。王任重是又一任。他當過多年省委書記，後任中南局書記，是毛澤東器重的人才，還提出過“學習毛澤東，超越毛澤東”的口號，但始終超越不了，也跟不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步伐，為時不久也隻好退下。第四任是鄧力群。這個人後來寫過一本書——《十二個春秋》，點名批判了60多個人，被稱為“左王”。朱厚澤就是接他的班。他是中央書記處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不當宣傳部長還管著宣傳部長。厚澤曾對我說，他那位頂頭上司對交接工作非常認真，抓得很緊。這一陣是匯報會，過幾天又是什麽課題的準備，下一周又是審查影片，接著還有理論培訓研究，總是把我安排在他的鄰座，觀察我的反應，最後總是首先征求我的意見。我是無論如何死不開口，隻回答：剛剛來，先了解情況，學習學習再說。連續多次，他無計可施，也不好定什麽規矩要我“蕭規曹隨”。
過了一個多月，朱厚澤正式單獨上班。部裏不少工作人員習慣於“新官上任三把火”，以為朱厚澤一定要布置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要宣布一些新的規定。但是沒有，什麽都沒有。他見人謙和有禮，常主動點頭打招呼，卻沒有什麽吩咐、什麽要求，例行的工作會議也改成了座談會，便於大家自由發言，極少向下發什麽文件通知，對上麵交下來的事則迅速認真處理。
二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朱厚澤就這樣擔任宣傳部長，半年幾乎無聲無息，沒有吭氣。到1985年底連胡耀邦也有點沉不住氣了，便找他去問，厚澤回答：“聽到的反映是我這個人‘沒有動靜’，‘不吭不哈的是怎麽回事呀？’”耀邦說：“那就逐步地放開一點嘛。”後來，又讓胡啟立、王兆國給他捎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交書記處討論，討論以後我們大家支持你。放開點幹嘛！”
但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觀點和盤托出，整理成報告，書記處討論不容易通過，反而可能引起大的爭論，對大局的穩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鴉雀無聲也不行，不如東說一點，西說一點，微微風，毛毛雨，慢慢來，努力學會“在議論紛紛中正確引導，在眾說紛紜中擇善而從。”
1986年3月8日，在音協飯廳裏用聊天方式講了一次，提到了“寬鬆”。
第二天，3月9日應邀參加出版家協會代表大會，原來不準備講話，大家說不行，我們坐好了就是要聽你講話，實在推辭不了，隻好又講了一次，比前一天範圍“寬”，涉及“寬容”、“寬厚”。
一個月後，《光明日報》開全國記者會，又把他請去，熱烈鼓掌要求他講話，結果又講了一次，講得比前兩次更多了一點。杜導正用錄音整理了一個詳細的記錄稿給他，他改後就扣下了，連內部也不讓發。
1986年7月，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邀請他參加，他才把“三寬”連在一起發表了正式講話。他說：“今年是‘雙百’方針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發布20周年，‘文革’結束10周年。把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好像有點荒唐，但實際生活卻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使我們看到，生活不像長安街一樣筆直，它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心，就是真理終究會戰勝謬誤。人們終究會從某種盲目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即經過實踐和反思，走向自覺，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忙忙下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與創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展，其他方麵的發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講到寬容、寬厚和寬鬆。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於我們原來想法不太一致的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衝擊。而社會生活中的衝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麵來。保持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於發展，也有利抗“衝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寬”講話原文就是如此，普普通通，並不神秘。
第一次在音協那次講話，後來《文藝報》竟登在頭版，有些文藝家下鄉也傳達，多方麵反應強烈，驚動了書記處的人。反應最強烈的是誰？萬裏。他非常讚成，有次書記處開會還指著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說：“你就說不出這些話來。”習仲勳他們都讚成，反對的人不好再說什麽了。這次是全國性的會議，又是把“三寬”連在一起說，言簡意賅，通俗深刻。散會不久，“三寬”精神已傳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三 “三寬”意味著什麽？
1986年黨中央準備在秋天召開六中全會，討論製定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這是繼農業方麵五個1號文件、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後又一個推進全麵改革的戰略措施。耀邦親自主持起草工作，厚澤積極參與，不斷思索如何圍繞這個全局性問題做好宣傳部的服務工作，主要是溝通上下，把下麵的情況反映給中央，把中央起草過程中的意圖傳達給大家。當時國內形勢平穩，但高層一些政策方針上的分歧也逐漸顯露。有些人前一段搞“反精神汙染”，因為在書記處的會議上受到多數人的質疑，隻好草草收場。他們又在醞釀“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想把已經有所鬆動的思想壟斷重新收緊。他們要的是“三緊”、“三嚴”，但不便明說。“三寬”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三寬”究竟意味著什麽？有些什麽深遠的意義？這似乎還有待探討。厚澤逝世後，我想到幾點粗淺看法，現提出供批評、商榷。
一、“三寬”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確切、突出、全麵、完整的體現。家庭聯產承包創造了出人意料的奇跡，長期壓在全國上下心頭的溫飽問題已初步得到解決。億萬人民幾年來親身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放寬政策，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勢不可擋。另一方麵，僵化、半僵化思想勢力還很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枷鎖雖解除，“興無滅資”口號還普遍存在，還有種種有形無形的束縛。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處理不慎，就會引發衝突，不利於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決議是根本的戰略性的工程，當然重要，但這不是短期內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內可以貫徹見效的。而“三寬”隻有三句話，好懂好記，提綱挈領，抓住了改革開放的關鍵。轉型時期不同觀點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觀存在，不承認不行，采取寬容態度，問題就解決了一半。第二，強調以人為本，用寬厚直接呼喚人們內心善良的感情，以寬厚的善意化解誤會、化解恩怨、化解敵意，問題的另一半也就更好解決了。第三，強調黨要改造、提高自己，創造寬鬆的環境、氛圍，發揚民主才能領導好改革開放大業，也就是說，不能以權壓人、以勢欺人，而必須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簡單的麽？但三方麵緊密聯係，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成為體係，確實表現了改革開放時代的偉大精神，這也可成為改革開放內在動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寬”是“雙百”方針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繼承與發揚光大。厚澤講話第一句就說，今年是“雙百”方針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發布20周年，“文革”結束10周年。強調了這條“之”字形的道路曲折而又相連，這是頗有深意的。“雙百”方針雖然由於整個國家環境、局勢的大變化而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但不能因此抹殺它是促進文化多元發展的正確方針。中國沒有西方那種文藝複興時期，但“雙百”方針使人回憶起五千年悠久的文化曆史，回憶起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那個百家爭鳴的學術黃金時代，回憶起唐宋各代各類文化繁榮興盛、爭奇鬥豔的局麵。文化的繁榮離不開整個經濟、政治、社會的平穩發展。“雙百”方針也與五四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有其淵源。現在提出的“三寬”，與“雙百”方針內容所指、範圍寬窄可能有差別，其總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繼承的。其影響所及，必將汲取民族古老文化傳統中積極的精神元素，在億萬人民群眾中發揚光大。過去那個錯誤的口號“興無滅資”，積年累月地呼喊，不知道製造了多少糊塗觀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亂。現在的“三寬”已經開始深入人心，日後必將開花結果，成長為菩提大樹。
三、“三寬”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日趨成熟的標誌。我已臻望九之年，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大多崇尚革命，鄙棄改良；總認為革命才能徹底改造社會、造福人民；改良不過是“溫吞水”，解決不了問題。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這股潮流曾經風靡了全世界，身曆了國際、國內的變化，經過冷靜的反複的反思，才醒悟到戰爭、暴力首先是對人民最大的災難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戰爭、暴力是人類進步的曆史趨勢。世界各國任何革命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後鮮有自覺自願還政於民的。何況當初馬、恩對此就沒有講得很清楚，列、斯更不用說。我黨在戰爭時期倒是有自己比較好的傳統的，就是理論聯係實際、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可惜後來特別在“文革”十年動亂中完全走到了反麵。在這樣的背景下，敢於提出並實行漸進式的改革開放，不能不歸功於鄧小平扭轉乾坤的偉大氣魄，盡管他仍有舊體製的痕跡。這次漸進式改革，由於接受曆史上諸多的痛苦教訓，對傳統因素采取分析態度，堅持了一些好的做法，如一切經過試驗。對計劃也不完全排斥，隻是強調把指令性改為指導性，使改革保持正確的方向。“三寬”從彈性與剛性比較著眼，強調以柔克剛，可收水滴石穿之效。“三寬”應視為漸進式改革趨向成熟的標誌。像杜甫所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四、“三寬”是東方古老哲學在改革開放中的發展。朱厚澤在“三寬”的講話中最後說：“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於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都會好一點。”所以，“三寬”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絕不僅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絕不僅僅是經濟政治理念、政策，而是一種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係無所不包的哲學精神範疇、意境。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學家倡導的“和而不同”。當然，世界充滿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沒有矛盾的鬥爭和存在，就沒有曆史的進步。但是，我們曾經信奉的鬥爭哲學，未免太偏激、絕對了，好像矛盾的解決，就隻有我吃掉你、我消滅你這一種方式。互相尊重，取長補短，融為一體，豈不更好嗎？1979年我到安徽工作，記得萬裏同誌說過一句話：“‘興無滅資’這口號貽害無窮，使人變得愚蠢、野蠻，‘四人幫’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竟有人相信。這是要把中國引到什麽地方去？如果換一個字，變成‘興無學資’就對了，就變成魯迅主張的拿來主義了。學也不是盲目的一切照搬，還是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發展的需要。”
四 朱厚澤與“三寬”渾然一體
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朱厚澤接著離開了中宣部。1月28日，鄧力群帶著時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的王忍之來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澤在簡短的告別講話中說：“一年多來，感謝大家對我工作的支持。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無法工作。”說著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謝謝大家。”台下響起熱烈的掌聲。他又補了一句：“至於對我一年多來所做的工作怎麽看，讓曆史去作結論吧！”台下響起更熱烈更持久的掌聲。
中宣部部長朱厚澤下台了，一年半時間不到就下台了，是作為“三寬”部長下台的。
下台至今23年。離開中宣部，無論在農研中心還是在總工會，他都受到同事們發自內心的歡迎和高度尊重。幾位著名的老學者杜潤生、於光遠、李銳、胡績偉，特別喜歡聽他對問題的分析、解剖。1989年離休後，他時間更充裕了，讀書思考，行走民間，求知求真，結交年輕人，比工作崗位上更充實、更緊張、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熱情的邀請，幾乎應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興趣廣泛，多才多藝，出口成章。“三寬”是一種精神理念，是一種人格魅力。他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可以說朱厚澤是“三寬”的化身，無論和朱厚澤說什麽問題，都會使人感受到“三寬”精神的啟發，“三寬”與朱厚澤渾然一體。凡同他接觸過的人，都受到“三寬”潛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澤部長下台了，“三寬”精神卻不會下台，因為朱部長深入民間，到處走動而傳播擴散於神州大地的各個角落，生根發芽，不停息地繼續滋長。
被公認為演說能力超群的朱厚澤，常常是說話最少的一個，他更多的時候是在聆聽。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筆謹慎。他一生公開發表過的文章可能不超過20篇。那麽多精彩的講話未留下記錄實在是可痛心的損失。上世紀90年代起，原本喜愛美術的朱厚澤開始熱衷於攝影，外出時總是“手不釋機”。2006年，兩位敬仰他的青年攝影家從數以萬計的攝影作品中為他精選出版了一本叫《東張西望》的攝影集。令人驚訝的是，照片沒有任何圖片說明。他的女兒朱玫說：“他認為，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習慣於思想觀點充分碰撞。”
厚澤確實稱得上是多麵手。中學時期，就愛好足球、網球，又是遊泳健將。晚年對網球和遊泳仍不能忘情。他還喜歡唱歌，年逾古稀，老友相聚，隻要邀請，他常不吝一展歌喉，特別有幾首保留節目，更被朋輩讚為專業水準。2002年秋，我們到四川西昌參加一個研討會，還一起去訪問過川滇邊境荒僻遙遠、道路崎嶇的瀘沽湖，在獨木舟上聽摩梭族姑娘給走婚戀人唱的情歌。他把歌詞問清楚記下來學會了，韻味悠長，取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為最受歡迎的保留節目。有次我們談到汽車零件，他竟然講得頭頭是道，說出許多專業的細節，像個資深的高級工程師。我驚訝地問他怎麽會知道這些。他回答做過幾年煙廠的廠長，還對貴陽幾個相當現代化的製造廠作過調研，對工業多少知道一點。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做什麽就學什麽，遇見什麽就學什麽，像海綿一樣吸收新知識。他研究的範圍既廣又雜，對科學技術格外關注。1976年他獨自在下放的農村陋屋裏成功地組裝了一台黑白電視機。上世紀90年代，年過花甲的他已學會上網，成為中國第一代網民。2005年，75歲的朱厚澤開通了博客，在開博日誌中寫道：“這是向傳統封閉空間告別，進入網絡空間的開始，這也是一個試驗，是對生命活力的一次體驗。”
當然，他未必最熱衷但畢竟從事時間最長的還是政治、政略和政策的研究和實踐。正如他自己在《山之骨》的短文中所說：“無奈赤誠的良知乘時代的大潮被卷入風暴漩渦”，他在一生從政生涯中常有驚人之語、驚人之舉或驚人的超前決策，要不他怎麽會在打破論資排輩、改革開放的時代被破格提升為省委副書記，不久即成為省委第一書記，又不久成為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部長呢？因此，他也就成了保守勢力忌恨的目標、打壓的對象。但這正養成了他多才多藝而又鐵骨錚錚，至“三寬”的完整提出而成為一座不倒的思想高峰。
五 環境和時代造就了思想家
任何人的成長和成就都離不開環境和時代。毫無疑問，朱厚澤的稟賦極高。但應該說，仍然是改革開放的環境和時代，造就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不是什麽高幹子弟，而是一介“山野村夫”、烏蒙漢子。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輩與著名共產黨員王若飛頗有淵源。朱厚澤是貴州省織金縣人，1931年生，他父親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長輩，師從著名的教育家黃齊生（王若飛舅舅）老先生，與王若飛等在貴陽同學於貴州開民主風氣之先的達德學校。朱厚澤也曾在這個革命搖籃讀過書、教過書。他的親人中有地下黨員，革命烈士，進步民主人士。朱厚澤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良傳統的熏陶，為一生做人處事打下了最初的好基礎。
他在清華中學受到比較完整的現代化教育。這所學校不是一般的中學，校長周貽春原是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抗戰初周貽春南下經貴陽去昆明籌辦西南聯大。省教育廳長說那邊去的人不少了，懇求他幫助貧窮落後的貴州辦一所最好的中學。周慨然允諾，便從疏散到大後方的清華大學高材生中物色了一批教員，在風景如畫的花溪河畔創辦了這座享譽西南的名校。不少黨的地下工作者在那裏從事革命活動，朱厚澤有幸在戰亂的後方受到係統的教育，因天資聰穎、才華出眾，成為莘莘學子中的佼佼者。他在那裏參加了地下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領導地下青年聯盟一直堅持到貴陽解放。雖然後來還到貴州師院學過地理、曆史，但清華這一段打好了基礎是最重要的。
他年輕時遭遇大的曲折、起伏，得到人生難得的磨礪。新中國成立後，朱厚澤以本省地下黨的後起之秀活躍於建國初期貴州各項革命鬥爭與建設戰線的前列。先是從事青年團工作，後轉到工業戰線，先後出任貴州當時最大的公私合營企業貴煙公司總經理以及化工、經委等部門領導。1964年5月，任中共貴陽市委宣傳部長。就在這幾個月後，一場急風暴雨把他席裹而去，幾乎完全淹沒。“文革”十年動亂，中國幾代人刻骨銘心，難以抹去痛苦的記憶。而1964年10月開始的貴州“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貴州以外的人卻很少知道，實際這就是一次“文革”的“預演”。“左”的錯誤路線的蠻橫、殘酷，已暴露無遺。中共貴陽市委首當其衝，被誣為“反革命兩麵政權”、“小台灣”，市委領導班子幾乎全部被批鬥打倒。朱厚澤被誣為“修正主義分子”，罪狀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做了幾次商品經濟理論和政策的報告，說過“買棺材、買花圈也要計劃嗎？”這便成了鐵打的罪證。後來他被下放到最窮苦的農村去勞動，一去就是八年，整日與“幹人”為伍。貴州人以窮著稱，最窮的窮人就叫“幹人”。朱厚澤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田壩中央，四壁泥巴土牆，挖了一個小窗孔，室內黑壓壓昏暗少光，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樣發憤求知，攻讀了馬列，自修英語，體察社會狀況，剖析體製弊端，和農民建立血肉聯係，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終成大器。
朱厚澤是一個想大問題、出大思路的人。這句話是《貴州日報》前總編輯劉學洙說的。他說，朱厚澤對報紙的指導，總是不說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是說“發育”這個詞。因為貴州太落後，許多山區、少數民族地區還停留在自給自足的狀態，簡直談不到發展商品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發育商品經濟。1984年夏末，中央要求各省農村改革取得初步勝利之後，全麵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由於一些客觀原因，貴州省經濟體製改革方案（草稿）尚未出爐，池必卿讓朱厚澤向全會先作口頭匯報。他沒有用那頁提綱，緊緊抓住“簡政放權、激活細胞、橫向聯係、服務協調”四句話展開，突出了要在思想觀念上充分認識商品經濟的必不可避免，講話生動而深刻，與會人員無不動容。會後池必卿與幾個常委交流看法，都對他的觀點作了充分肯定。後來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下達，一對照完全符合文件精神，還得到國內學術界的認同、讚揚，認為貴州的方案有自己的特色，是調查研究的產物。這年經濟增長過快，中央及時提出要進行宏觀調控。厚澤卻根據貴州的實際做出了不同的處理，後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就此訪問了他。他說：“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國，有的地區發展很快，有的滯後，差別極大，中央看到問題采取一些必要的緊急措施，是完全正確的。但當時我們研究了貴州的情況，工資總額不僅沒有超，而是根本沒達到；銀行存款不是貸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實事求是，積極進取往前走。也就是說，哪個龍頭漏水，就關哪個龍頭，不要遇到新問題就關總閘。”
1984年1月4日至8日，總書記胡耀邦視察貴州，劉學洙隨行采訪。4日那天，胡耀邦把西南四省市主要負責人都找到花溪賓館來座談發展戰略問題。會議開得生動活潑，隨意互相插話。先是分析各省特點，總書記先問貴州。厚澤不像有些同誌，老是強調貴州窮，要求中央照顧。他從容地說：“貴州資源是綜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綜合優勢。”耀邦聽了很高興地說：“對了！就是要有這個概念。別的地區某項資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綜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這上邊，要提請中央注意這個特點。”第二天繼續座談，耀邦提出要把不發達地區開發問題提到全國戰略地位。厚澤當時有段精要插話：“青藏高原、長江中下遊平原，雲貴川正處在它們的中間階梯。雲貴川對平原是能源資源的支撐。再往上階梯開發，雲貴川又是立足點。把這個中間階梯放在戰略要點上，非常重要。從生態講，也要抓長江、珠江上遊的生態保護。最近二三十年長江總流量下降近一半。幹流支流都要開發，應先開發支流。幹流開發了，而支流生態沒有解決，不能保護幹流。先開發支流，資金也可以少些。要從支撐華東、中南著眼考慮雲貴川問題。”緊接著他又把這個觀點概括為：“治理支流，屏障幹流，開發支流，促進幹流。”這簡短的插話引起強烈共鳴，楊汝岱、廖伯康立即表態讚同，耀邦充分肯定。這是中央作出西部大開發之前二十年的事啊！
回憶這些二三十年前的資料，我深深地感到，朱厚澤出任中宣部部長之前可以說已經是位改革開放的思想家了。如果朱厚澤隻是個好的省委書記、好的中宣部部長，也許會同樣提出“三寬”的主張或政策，但不一定能采取這種獨特的方式來宣布。思想家畢竟想得深、看得遠。不下文件、不開大會，完全是個人建議、商量口吻。也就是不靠權力、威勢、地位，隻憑理念本身的真理性、滲透力，真是以德服人，讓人心悅誠服，經得起時代和曆史的考驗。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曆史發展的轉折關頭，那幾年國內外的大小風波，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蘇聯崩潰、東歐變色震驚了整個世界，人心振蕩，反應不同，思想陷入混亂，但經濟、政治、思想之壟斷必須徹底改革卻逐漸成為共識。反思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教訓痛苦而深刻。我認為厚澤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整體認識在倡導“三寬”時達到高峰，“三寬”不僅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針，正如“和而不同”不是無原則苟同，而是主張寬容不同意見在辯論和競爭中取勝。“三寬”是涓涓細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斷，堅持不懈，力量最強，最能以柔克剛，水滴石穿。
1999年，極少發表文章的朱厚澤在《方法》雜誌發表著名的《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一文，指出：“20世紀的世界曆史證明：靠單一的國有經濟，不行。一切交給國家、政府去包辦，不行。社會主義者，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不要把國家主義誤認為社會主義，進而去崇拜那個國家主義。這是一個全麵的、普遍的回歸社會時代。回歸社會，就是社會的問題主要由社會自身去解決，也就是由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社會群體自己去解決，而不是由國家包辦。”
近些年來，在多個不同場合朱厚澤強調：“從某種意義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曆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想離開這個東西另搞一套，搞出來是什麽結果，我們過去的曆史已經完全證明了。”
朱厚澤說：“經常說我們這個製度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它同時可以集中力量辦錯事、辦壞事。而這些錯事、壞事誰也糾正不了。”有些觀點不少人都說過，但朱厚澤說起來仍有他獨到之處。改革30周年前後，他常遇到“關於現代化中國路線選擇的思考”之類的訪談或座談。他的回答很簡潔：“這二十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是怎麽發展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就叫‘解除市場禁錮’。要想解決我國的文化問題，以求思想活躍，文化繁榮，學術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句話：解除思想文化禁錮。”
親友們說，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朱厚澤思考的是金融危機和北京奧運會之後受到關注的“中國模式”。他還和從前一樣，深入關注現實問題而不輕易下結論。他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產物和代表，是一顆珍貴的鑽石，晶瑩剔透，閃閃發亮。越是陽光不足的地方，越顯得光芒四射，璀璨輝煌。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