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的這篇文章，應該寫於2013年。當時的中國政治生態與1989年的中國已經大不一樣了，與文革時代的中國社會更不可同日而語。但有一點是相通的，中國政府不願說真話。這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惡習，幾十年來有所改進，但進步有限，連50年前的檔案材料都不願公開，不願讓老百姓知道真相。林培瑞幾年前已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去加州任教。(欲千北）
林培瑞：受騙的不隻是中國人
發表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 由 wy
——《曆史的先聲》（港版）序
李慎之先生在《曆史的先聲》一書（香港版）序文裏回顧了1941年至1946年的情況，他說：“自己就是當時的一個左派青年……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李先生當然不是個別的。當時中國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出於理想主義而被中共漂亮的革命語言的魅力所感召，“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國家的自由”、“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之類的說法，誰不心向往之呢？四十年代中共那些高唱民主自由的漂亮說法，後來卻變成了專製政權的語言遊戲。五十年代以來，經過殘忍的反右、災難深重的大躍進、血流滿街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對這些漂亮語言已經徹底感到幻滅了，當然，失去對革命的信心是不能公開說出來的。
人類畢竟是人類。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認識專製語言的騙局差不多都經曆過相似的過程。隻是外國人認識毛式語言的騙局比中國人晚了大約二十年。六十年代末，正當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革命徹底失望的同時，我和許多美國青年卻處在類似於四十年代李先生的狀態，“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當時，美國人還不能到中國去，隻能看到《中國建設》之類印得很華麗的雜誌。上麵除了漂亮的相片以外，充滿了“為人民服務”、“婦女能頂半邊天”、“學習雷峰”等對美國理想主義青年吸引力極大的辭令。當時美國正在越南打仗，我們左派青年都反戰；黑人運動和婦女運動也同時興起，我們都讚成；正好這時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口號漂過太平洋來，我們就立即擁抱了它。也有人問過，中國真在走向民主嗎？當時的我們認為，中國不是有“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製”的說法嗎，那就可以算民主了吧。
我六十年代開始學中文，七十年代寫關於中國曆史的博士論文，1979年才有機會到中國去住了一年，第一次能夠真正認識中國社會了，於是也開始對那些革命的漂亮語言產生幻滅感了，隻是比中國的知識分子晚了二十年。幫助我真正認識中國社會的，起初是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其他的“傷痕文學”作品，而“六四”則是最徹底的轉折點。
但是，使我體會到中共官方語言的弄虛作假的最關鍵的經驗，還是“六四”前三個多月的事。1989年2月26日，美國總統布希抵達北京，在長城飯店宴請中國領導人以及500多位客人。受邀客人中包括方勵之教授和他的夫人李淑嫻教授，也包括那時正在北京工作的我以及我的太太。因為住得離方家很近，我就臨時安排他們夫婦與我坐同一輛小汽車去赴宴。沒想到的是，我們竟因此就都去不成了。我的車還沒到長城飯店，就在中途被八位武裝警察攔了下來。警察們讓我們的司機把車開走了，我們不得不在寒夜的街上步行三個多鍾頭。這一路上，許多著裝或便衣警察一直緊緊跟著我們，他們有的坐著車、有的騎摩托車、有的步行。那一晚，我們四個人到底也沒能進入設宴的飯店，更談不上吃飯了。我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發生這麽離奇古怪的事情。
西方媒體注意到了這件事，曾作過報導。三個星期後，新華社發了一篇題為“方勵之赴宴風波真相”的消息，先在《了望》周刊上發表了，然後又登在《人民日報》和其他官方媒體上。我看了後收獲很大，真正了解了一個“真相”，這不是指方勵之赴宴的真相，而是指共產黨說假話的真相。因為新華社的這篇報導不隻是歪曲了許多事實，而且在不少關鍵的地方編造了一些根本沒發生過的事。（讀者若對細節感興趣，可以參考本人在《九十年代》月刊1989年6月號上發表的題為“溫室裏的撲克房”的文章)。
我對新華社這則消息中的“真”字特別感興趣。一般人說假話時，總希望盡量不要引人注目；而新華社卻不同，明知自己在說假話，還偏要加上一個“真”字兒，好像信心十足似的。十年前我讀的“傷痕文學”作品裏常說“四人幫”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當時覺得這大概隻是文學渲染，可能是因為中國的作家們在文革中受了很大的打擊，事後批評文革時難免有點誇張；那“四人幫”不管多壞，大概總不至於把“真”與“假”來個一百八十度的顛倒吧。但親身經曆了方勵之赴宴的事，又閱讀了新華社的那篇“真相”報導後，我這個天真的外國學者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因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鐵證就擺在我的麵前，那不正是把“真”與“假”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顛倒嗎?
也許有人會說，這篇歪曲捏造報導的出現大概隻是個別人幹的，是個偶然失誤，而不是“組織”上有目的的安排。當時，我想檢驗一下，就寫了一封澄清事實的信，寄給了《了望》周刊，但是沒有回音。於是我又寄了一封，這次用了“雙掛號”，仍然沒有回音，我連掛號信的回執收據都未收到。看起來，這篇報導似乎與“組織”有關了，因為，隻有“組織”上才能取消郵局關於“雙掛號”信必須取得收件人簽字並將回執送給寄件人這一正常手續。幾天後，我專門去了一趟《了望》周刊編輯部。敲門後出來了一位老編輯，他知道我是誰之後，突然顯得很為難，搖搖頭，眼睛隻望下看著，一句話也不願說。緊跟著又出來了一位“政治編輯室”的李勤先生，他對我說，“方勵之赴宴真相”的作者豫木先生度假去了，沒法兒找他，請你走吧。後來我從朋友那裏了解到，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李勤本人，豫木是他的筆名。
後來，我請教了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朋友，問他們怎麽理解這件事情，應當怎樣看待“說假話”的問題。他們總是很客氣地笑著說，你不必太天真。不過也有一位教訓我說：“你別老注意‘真’與‘假’的問題。共產黨的這種話與真假沒關係，是真是假連它自己都不問。它隻問，‘說這句話能不能達到我的目的？’”這位朋友接著說：“當然，有時候它很注意真假。比如聯合國要考慮一個問題，會有多少票數讚同它，多少反對它，這種問題它力求弄得很精確。但你這種政治語言不同；這是罵人用的，打人用的，是為了起作用的，是真是假不在話下。”我接受了這位朋友對我的教訓。共產黨的官方語言的確是這麽回事。
但我作為外國人並未因此而失去對中國的尊重和感情；相反，我更同情《了望》編輯部那位隻能為難地保持沉默的老編輯，更想支持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也更尊重那些能挺身而出、說點真話的中國人。九十年代以來，我發表了幾篇文章、書評和演講，一直在批評共產黨說的那種“真假都沒關係的話”。
笑蜀先生編輯的《曆史的先聲》一書中，收了一篇《新華日報》1946年7月2日刊登的名為“黑名單”的短文，這篇文章批評的是當時國民黨開列的進步學生“黑名單”。我對此文的興趣特別濃，想知道那時共產黨對“黑名單”到底持什麽樣的看法。因為，我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被共產黨列入“黑名單”的，不妨去“照照鏡子”吧。
我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合辦了一個暑期漢語培訓班，每年送大約120名較優秀的美國學生到北京去念速成中文科。我是美方的班主任之一，所以，從1993年到1995年，我先後六次到北京去工作。但是，從1996年夏天起，中國駐美國的使館突然不給我簽證了，也不說明理由，我似乎是上了“黑名單”，一下子就再也不能去中國了。我通過非正式渠道去問了原因。每次的答複都一樣，也很有趣：“你自己明白”。但實際上我並不明白，在中共的強硬派眼中，我的“罪過”或許“不小”，但到底是哪一項導致我上了“黑名單”，我真的不知道；至於為什麽1996年以前我“沒有問題”，可以去中國，而1996年卻突然把我列到“黑名單”上，不讓我去中國，其中究竟我就更不知道了。“黑名單”向來是共產黨用在中國人頭上的法子，現在用到我這兒來了，我作為漢學家似乎“升級”了，開始“享受”中國人的“待遇”了，我不免有一點神氣起來。
《新華日報》1946年那篇題為“黑名單”的短文說：“被列入大都是無黨派的純潔青年。”我雖早已不是青年，但“無黨派”卻是真的；至於純潔不純潔，還是請別人判斷吧。最有趣的是此文結尾的話：黑色象征死亡，可是它也是“鐵”的表象；“黑名單人物”正是錘煉中的黑鐵，這些鐵塊，將要在千錘百煉中成為堅韌的純鋼，屹立在世界上。在萬不敢當的感覺之中，我倒願認同這句話。
中共將我、黎安友和其他一些美國學者列入黑名單(還有許多優秀的中國人被列入類似的另一個名單)，可能是想起“殺雞儆猴”的作用：“你們美國漢學家說話要小心點！弄不好就變成林培瑞那個樣兒。”可惜的是，這種威脅在美國的漢學界裏還是有一些影響，不少人因此表達看法時變得比較小心。但情況也不盡然。殊不知對已受到壓力的人來說，“黑名單”就起不到威脅作用了，“死豬不怕開水燙”嗎。而且，上“黑名單”還可能起到反作用。在全世界的許多旁觀者看來，一個人上了共產黨的“黑名單”，這是抬高、而不是壓低了他的聲望。我們這些在“黑名單”上的漢學家，真的能像1946年的《新華日報》說的一樣煉成“黑鐵”嗎？那就不知道了，也頗不敢當。但我們至少能煉成“蒸不爛、煮不熟、響當當的一粒銅豌豆”吧？是誰讓我們走上這條路的，共產黨“自己明白”。
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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