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曆史性的轉變，而且每次都有一個曆史契機造成他的思想轉變。
毛澤東的第一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19年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前，中國知識界是向英美法一邊倒的，認為英美法的“民主主義”是萬國通用的“普世價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美法戰勝德奧，中國非常興奮，歡呼“公理戰勝強權”，把北京象征恥辱的“克林德碑”改名為“公理戰勝紀念碑”。所謂“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強權”就是德奧一方。
毛澤東也在《湘江評論》的創刊詞中寫道：“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就是‘平民主義’（即民主主義）。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英美法這些“公理”國，不顧中國是戰勝國的事實，強行把戰敗國德國侵占中國的青島，轉交給日本，這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於是中國以學生帶頭，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
英美法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讓中國人對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認為“公理”是騙人的東西，中國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麽中國走什麽道路呢？
1917年俄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並不大，當時中國人還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義，並不看好蘇聯的社會主義。然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人們對英美法的民主主義失望了，蘇聯的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時興起來，很多人開始考慮走“走俄國人的路”。
五四運動之前，毛澤東是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五四運動也改變了毛澤東，使他開始信仰馬克思的學說，開始考慮“走俄國人的路”，開始相信“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21年，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黨員。
毛澤東的第二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27年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
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之前，毛澤東還是主張進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爭。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中毛澤東號召農民起來組織“農會”，進行合法的抗爭。農會的性質與工會一樣，是合法的組織。毛澤東提出搞農會的目的，是進行類似於“罷工”的非暴力合法抗爭，並不是號召農民拿起槍來武裝起義。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開始公開血腥屠殺共產黨人，激憤了一大批熱血的年輕共產黨員，他們要拿起槍反抗蔣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澤東還相信非暴力合法抗爭的道路，可是蔣介石的屠殺，破滅了毛澤東的非暴力抗爭之夢，他成為那批熱血年輕共產黨人中的一員，喊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成為一個暴力革命論者。
毛澤東的第三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28年的“農村包圍城市”，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南昌起義的失敗。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周恩來等熱血的年青共產黨人，在1927年8月1日，發起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蔣介石的第一槍。後來，8月1日就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是遵循蘇聯的“大城市暴動”經驗，很快就失敗了。毛澤東總結周恩來的失敗教訓，認為蘇聯的“大城市暴動”經驗，在中國並不適用，他轉而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岡山根據地，開始了毛澤東特色的武裝鬥爭，並最後取得了勝利。
毛澤東的第四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蘇聯放棄對中共的支持。
中共從1927年開始反抗蔣介石政府的武裝鬥爭，盡管打得非常艱苦，但總有一個堅強的支持後盾，那就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有蘇聯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轉而支持中共的敵人蔣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滅，這就讓中共一下子麵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1930年代末期，歐洲局勢非常緊張，歐戰有一觸即發的形勢。斯大林深深感到，蘇聯卷入歐洲大戰是早晚的事。但蘇聯與日本在曆史上是“世仇”，如果蘇聯爆發與日本的戰爭，那麽蘇聯就要麵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同時作戰的被動局麵，所以斯大林要設法避免與日本開戰。而避免與日本開戰的最好辦法，就是讓日本深深陷入中國戰場不能自拔。而要讓日本深深陷入中國戰場，最好的辦法就是支持蔣介石抗日，即所謂“援蔣製日”。
因此，1937年抗戰爆發後，蘇聯支持蔣介石對日軍作戰。1937年8月，蘇聯與中國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向蔣介石政府提供5千萬美元借款；1938年7月，蘇聯再次向蔣介石政府提供5千萬美元借款。1938年7月，蘇軍和日軍在滿洲國的張鼓峰發生軍事衝突，1939年5月，蘇軍和日軍又在外蒙古的諾門罕發生數十萬人規模的軍事衝突，雙方死亡6萬餘人。
蘇軍和日軍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後，蔣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於是給斯大林寫信，希望得到進一步的援助。蔣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寫給斯大林的信中說：
【史大林先生閣下：捧讀6月19日手書，高情厚誼，無任銘感，而對於抗戰苦鬥之孤軍，竟能有如此誠摯熱烈之期望，始終如一者，惟解放被壓迫民族之蘇聯，與領導世界為和平奮鬥之閣下而已，將來中國民族解放戰鬥勝利，全中國人民將永久不忘貴國援助之盛意，與閣下仗義主持之隆義。中蘇兩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與正義，負有同等責任，深信兩國合作關係，必日益增進。即侵略主義根本沒落之時，惟願與閣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順頌康健。蔣中正手啟】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蔣介石提供1億5千萬美元借款，並承諾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蔣鬥爭。此後蔣介石發起了“皖南事變”等打壓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聞不問，任憑中共自生自滅。
失去了蘇聯的支持，這是中共至今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機，也是曆史再次給毛澤東一次機會，讓他顯示他的智慧來“挽救黨”。在此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共首先麵臨的生存危機。毛澤東認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減少自己的敵人，不能樹敵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樹敵麵太寬。但現在，中共必須縮小樹敵麵，隻能樹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個敵人，而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再是敵人，成為團結的對象。
為了從理論上解釋這個問題，毛澤東提出一個新觀點“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指出：在失去蘇聯支持的情況下，中共單憑自己的力量，在中國搞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不可能。因此，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共團結包括“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再考慮第二步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封建主義和資產主義。
為了減少樹敵，毛澤東對中共的黨綱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棄消滅私有製，承認和保護私有財產，允許發展資本主義；第二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搞多黨製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修改黨綱後的中共，已經算不上是共產黨了，而是變成一個保護私有製和提倡多黨製的資產階級政黨。毛澤東明確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新式資本主義。”
當然，中共黨內也有一些人反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認為中共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而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毛澤東反駁那些人是“關門主義”，他說：“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把千千萬萬的民眾趕到敵人那一邊去，隻博得敵人的喝彩。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
中共修改黨綱，變成資產階級政黨之後，樹敵麵大減，活力大增。不僅奇跡般地躲過了蔣介石和日本的夾擊，而且急速發展壯大。日本臨近投降的時候，毛澤東看到形勢大為好轉，於是再次修改中共黨綱，增加了一個“封建主義”的敵人，提出打倒“封建主義”的目標，但資本主義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標。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甚至七大會議文件中，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字樣都沒有。
1945年6月25日，毛澤東的中共七大閉幕式上，發表著名講話《愚公移山》，他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麽挖不平的呢？
現在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一個是國民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
1949年，中共以資產階級政黨的身份，團結八個資產階級民主黨派，共同推翻了蔣介石集團，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建國之初，中共仍是一個保護私有製的資產階級政黨，新中國也仍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私有製資本主義共和國。建國之初，中共並沒有搞社會主義的計劃，毛澤東也說：“不要急於追求社會主義化，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了，會翻筋鬥。我們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這是鏟地基。但是蓋起房子，這個任務還要幾十年工夫。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的第五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53年的“總路線”，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中共穩定地掌握了政權，順利地實現了經濟恢複，國民經濟發展勢頭良好。
在中共建國之初，中國經濟因戰亂而麵臨癱瘓，加上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共的政權還沒有穩固，還需要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協助。到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中國經濟也恢複到1936年的曆史最高水平，形勢非常好。這時，毛澤東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認為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已經實現，中國應該進入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了。
1953年，毛澤東提出共產黨新的“總路線”，他說：“我們國家現在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期，黨在新時期的總路線，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也就是說，毛澤東要把中共從一個資產階級政黨，重新“變回”成無產階級政黨；要把中國從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改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遭到兩部分人的反對。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損害的中農，手工業者和民族資本家，但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隻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一條路；另一部分反對者來自中共黨內和民族黨派，這些人的利益並沒有受到直接的損害，他們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隻是一種建國路線之爭，並非個人利益之爭。
當初中共從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是被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可是後來，很多中共黨員就認為幹脆“將錯就錯”，中共幹脆就在資產階級政黨的道路走下去，沒有必要再“變回”到無產階級政黨了。同樣，新中國既然已經建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幹脆就沿著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下去，沒有必要再去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當時不少人覺得新中國從1949年到1953年這段時間搞資本主義，搞得非常成功。既然這麽成功，就應該繼續搞下去，何必冒險去搞新的社會主義呢？
中共從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間，真的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而從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間，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中共的絕大部分黨員，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這23年間入黨的。這些年份入黨的中共黨員，多半隻是不滿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他們入黨的動機是搞新民主主義，而不是搞共產主義。這樣就造成中共黨內，一心一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純正”共產主義者，反而是少數派。
不過這次反對毛澤東“總路線”的人並不多，因為這次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革別人的命，沒有觸及黨員們的直接利益。反對毛澤東“總路線”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當麵頂撞毛澤東。梁漱溟提出“總路線”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而毛澤東批評梁漱溟“反對總路線”，於是梁漱溟在台上當著毛澤東的麵，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
毛澤東立刻厲聲回答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
這時台下的群情激憤了，大呼“梁漱溟滾下台來！”，有人直接上講台扯梁漱溟下台，辯論到此結束。
毛澤東的第六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56年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中共順利地完成了公有製改造，並排除了周恩來等的穩健派。
在中國順利完成公有製改造，成為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後，毛澤東提出“大幹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計劃，但這個計劃遭到周恩來等穩健派的反對。周恩來認為現在的經濟已出現過熱，必須刹車，必須“反冒進”。不久，毛澤東發起“反/反冒進”，否定了周恩來的穩健經濟計劃，開始搞激進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試圖“大幹幾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然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很快就失敗了，這是毛澤東在連續打了一係列大勝仗之後，遇到的第一次大敗仗。從此，毛澤東放棄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的冒進思想，轉向現實的問題，就是保住中國現在的社會主義公有製。
毛澤東的第七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57年的“人民內部矛盾”，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反對共產黨的流血事件。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共產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會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和工人之間是沒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對共產黨鬧事的人，並不是地主和資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顯示，共產黨和工人之間並不是沒有矛盾，而是有相當大的矛盾，是可以引發流血衝突的矛盾。
為什麽共產黨和工人之間會有矛盾呢？馬克思沒有預見到，也沒有解釋。於是毛澤東給出一個解釋，把共產黨和工人之間的矛盾，稱為“人民內部矛盾”，並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原因，在於共產黨官員的官僚主義。
1957年，毛澤東發起一場針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給共產黨官員提意見，幫助官員克服官僚主義，試圖以此來減少和緩和“人民內部矛盾”。
但毛澤東沒想到群眾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別是知識分子提的意見，更是要讓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線。這樣一來，“整風運動”就變成了“反右運動”。而“反右運動”的結果，不但沒有減少和緩和“人民內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產黨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這個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內部矛盾”，是導致文革初期，群眾暴風驟雨般地對領導幹部進行“造反”的內因。
1960年，毛澤東又發起一次“三反運動”，即“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但在此之後，“反官僚主義”的重要性，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大大後退，他把“階級鬥爭”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澤東的第八次思想轉變，是產生於1962年的“階級鬥爭”，這個想法又進一步衍生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造成這個思想轉變的曆史契機，是劉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資本主義試點。
毛澤東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冒進失敗以後，肯定是要向後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澤東認為，隻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時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時代就可以了；而劉少奇提出，需要退兩步，要退到1953年時的資本主義私有製時代才行。也就是說，劉少奇認為公有製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製才有出路。這樣毛澤東與劉少奇就產生了根本的路線分歧。
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因為什麽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呢？第一個解釋是客觀困難太大，頂不住，被迫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二個解釋是劉少奇在主觀上就喜歡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欣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機會，就主動去走資本主義道路。
1940年，毛澤東也帶領中共走過一次資本主義道路，那是因為當時的客觀形勢太嚴峻，實在頂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難程度，遠遠不能跟1940年相提並論，遠沒有達到頂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澤東認為，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是因為他欣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
在毛澤東來看，劉少奇主動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共產黨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現，在共產黨內部，並不是劉少奇一個人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黨內還有一大批高級幹部都喜歡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欣賞資本主義的那一套，一旦有機會，他們就要把中國轉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
那麽自然而然地，在黨內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就會跟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發生矛盾，產生鬥爭，毛澤東把這種鬥爭，稱之為“階級鬥爭”。
可是，在過去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曾經否認過“階級鬥爭”。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確做出結論說：“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基本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說，現在階級鬥爭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產鬥爭。
1962年，毛澤東回顧八大做出的“階級鬥爭熄滅了”，覺得那時太過於樂觀了。社會主義製度雖然建立起來了，但還可能再次喪失；資本主義雖然被消滅了，但還可能再次卷土重來。因此，不能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了，就可以高枕無憂了，還必須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而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就要重提“階級鬥爭”，讓人們警惕資本主義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毛澤東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表了著名的“階級鬥爭”論述，他說：“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有階級鬥爭。要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長期存在，反動階級可能複辟。因此，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頭腦。”
在大躍進之前，毛澤東認為中國將來的主要危險是“人民內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務是克服“官僚主義”；而現在毛澤東的想法變了，認為中國將來的主要危險是“資本主義複辟”，中共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官僚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義”錯誤的幹部，隻是人民內部矛盾，隻需批評教育即可；而犯“走資本主義道路”錯誤的幹部，就是敵我矛盾了，就必須打倒。毛澤東說：“好人犯錯誤，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有很大區別的。這些同誌也搞社會主義，隻不過沒有經驗。”
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在中共高層，隻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地支撐著社會主義道路，隻要他一死，中國馬上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毛澤東要想方設法避免這種情況，他要把他奮鬥了幾十年才實現的社會主義延續下去。因此毛澤東於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為首的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在劉少奇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打倒之後，毛澤東感到並不能就此萬事大吉。因為還有沒有發現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時也不斷會產生出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澤東發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群眾運動，不停不斷地鏟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以保證社會主義不會被資本主義複辟。
毛澤東一生的思想變化，也代表了20世紀中國人的思想變化。英美法列強的殖民主義，逼出中國的“五四運動”，使毛澤東變成信仰共產主義；蔣介石屠殺共產黨，又使毛澤東放棄非暴力的合法抗爭，轉而拿起槍來武裝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澤東放棄了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個強調暴力的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團結各種勢力的溫和的民主黨。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難完成從暴力革命黨到溫和民主黨的轉型，而正是這個轉型，使中共的人氣大增，贏得了中國大多數人的支持，從而趕走了蔣介石政權。
在建國初期，如果中國的經濟建設不是很順利，那麽中國就會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建國初期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澤東把資本主義中國轉型為社會主義中國，而社會主義轉型的順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澤東進一步挑戰共產主義的雄心。
毛澤東的前七次思想轉型，都是“進取”的思想，而最後一次思想轉型，則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躍進失敗之前，毛澤東不停地挑戰，不停地創新，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戰，攀上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但是大躍進的失敗，使毛澤東一個跟頭從高峰上摔了下來。
此後，毛澤東保守了，不再發起新的挑戰了，倒是劉少奇等人發起了挑戰，不僅挑戰毛澤東本人，也挑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體製。毛澤東發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禦，第一是擊敗劉少奇對他本人的挑戰，第二是擊敗劉少奇對社會主義體製的挑戰。
毛澤東雖說擊敗了劉少奇對他本人的挑戰，但始終沒有擊敗劉少奇對社會主義體製的挑戰，毛澤東最終沒能守住他幾十年奮鬥達到的社會主義體製。因此，毛澤東的一生，有成功的輝煌，也有失敗的屈辱。
毛澤東晚年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澤東一生的頂峰，他創建了一個清廉的資本主義共和國。有人歎息說：如果1949年以後，中國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大躍進，不搞文革，毛澤東就是一個曆史上的完人了。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領袖們》一書中，評價毛澤東說：“雖然曆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曆史的譜寫，畢竟還是由那些善於利用時代的機遇，進行革新的人，毛澤東就屬於這種人。”【本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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