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秭歸的毛澤東思想工作隊

到秭歸的毛澤東思想工作隊

 

正當大家在學校裏感到無聊的時候，湖北省革委會於三月底發出通知。要求由軍隊、機關幹部和應屆畢業學生組成“三結合”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支援春耕。特別強調：除病弱者外，全部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而學生則隻是指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但實際上包括高三和高二的學生，因為文革已經過去快兩年，高二的學生也要畢業了。並且規定：路費實報實銷，每人每月補助七元，糧食補助到四十五斤。包括路上時間共曆時一個半月。

大家高興得很。一來正是閑得無聊，二來通知中也沒有什麽商量和選擇的餘地。

不料，這時有些對“時局”非常敏感的人出來反對了：“為什麽偏偏要在這個時候下鄉？”，“是不是有什麽大陰謀？”甚至說“這幾年造反白造了，還要下鄉勞動？”等等。於是在班上展開了一場辯論。前者的代表就是陳宣良。他是我們班上的才子，搞文科的料子。他口才很好，腦袋也轉的很快。但不知怎麽，和我的想法好像總是對不上。幾十年後回過頭來反思，其實他的觀點也不都是錯的。不過叛逆的味道，標新立異的氣息很重。你說他是受到他爸爸搞哲學的影響吧？可他弟弟陳宣美同在一個家庭長大，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一類人，後來和我成了難舍難分的患難弟兄。而和陳宣良，雖然還不至於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但說起話來好像能合拍的實在不多，而他對我的想法可能也經常是嗤之以鼻的。

我對那種提法有點好笑。那時中央正在號召我們學習《戰國策》裏的一篇文章“'觸讋說趙太後”。特別提到孟子說過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造反派才剛勝利，連一代都還算不上，勞動幾天怎麽啦？不過說歸說，大家還是都去了。沒有“造反”。

四月二日，我們高三和高二的一大群同學，還有湖北省政府的一些幹部，乘《東方紅233輪》出發去宜昌。在船上，組織大家進行了學習，並征求大家的意見，願意被分到哪兒去。其實大家對那裏的環境一無所知，也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到宜昌後，我們住在兵站裏，大家都趁機出去玩。走了很遠，到了三遊洞。那裏風景倒是不錯。不過誰也沒有想到，幾十年後，這裏將是三峽大壩的位置。六號，我們上船繼續西行到了秭歸。碼頭在香溪，就是漢元帝的妃子王昭君的出生地。那兒離秭歸縣城還很遠。從碼頭往北上就是興山，也就是神農架地區。順江往西就是秭歸了。十幾裏公路對我們這些長征過的學生而言，簡直算不了什麽。但省政府的幹部年紀比我們大，身體也沒有我們強壯，個個累得要死。同學們都幫忙把他們的行李接過來，他們非常感激，關係也好了許多。

秭歸是個很封閉的縣城，和外界沒有多少聯係。這裏到處是大山，到處是懸崖峭壁。可以看到猴子在山上跳來跳去。我曾經看到有人賣猴子，才幾元錢一隻。真想買一隻來玩玩，不過實在不知道該怎麽養。當地人警告我們：不要太靠路的內側即靠懸崖的那邊走，猴子可能會朝你扔石頭的，小心打破腦袋！但路的另外一邊是深淵，下麵的長江看起來水流很急，而且布滿漩渦，讓人膽戰心驚。所以隻能走在路中間了。縣城的米酒做得很甜，如果不兌些水，簡直就甜得無法喝下去。

第二天，由人武部的人介紹情況：目前人心比較散，如果不能集中力量搞好春耕，一年的收成將難以保障。年初由於缺糧，曾經發生過哄搶國庫糧食的情況。下午我們學習，晚上分配要去的地方。開始我們班準備去楊林。第二天情況又有了變化，說那裏好像有土匪騷亂，局勢不是很好。為了安全起見還是換個地方。於是我們改去茅坪。

九號一早，我們乘去宜昌方向的輪船，到三鬥坪下船後走到茅坪。晚上開會商量具體到哪些點去。我們住的地方有個空空蕩蕩的大屋子，裏麵放了一口棺材。我們幾個從來沒有見過嶄新的棺材，就把腦袋伸進去看了半天。看到大家還磨磨蹭蹭地沒有來開會，那幾個人就慫恿我躲在棺材裏嚇唬人。於是我就鑽到棺材裏麵。裏麵其實很擠，不知道將來死人如何能放平。其他幾個人幫忙把蓋子蓋上，留一個小縫透氣。一會兒，大家慢慢地到齊了，都坐在那裏，有幾個還靠在棺材上。正準備開會時，我悄悄地把棺材蓋子朝上動了動。隻聽見有人“啊”的尖叫起來，一片恐怖的叫聲。我趕快把蓋子掀開站了起來，大家才安靜下來。省政府的幹部氣壞了：“不要這樣嚇唬人嘛，把人嚇死了怎麽辦？！”

開會時，陳宣良他們幾個又吵了起來。反正總是不高興，總是想出一些不同的點子，叫人很難辦。而且總是打著比較“革命“的旗號，搞得冠冕堂皇的。我很生氣，說他們是：從橋的左邊掉下江裏，再被水衝到很遠很遠的右邊去。他們也氣壞了。於是隻好等第二天由省裏的幹部來解決。最後決定到龔家公社和羅家公社兩個點，並且把每個人要去的人家都確定好了，隻等那邊派人來帶我們去。

茅坪區靠江邊的地方是平地和丘陵，那裏有很多柑橘，環境也是山清水秀，龔家公社就在那裏。我們分了一半人在龔家公社，陳宣良他們也在那裏。而羅家公社在大山的山頂上，誰也說不清楚那裏是什麽樣子。據當地的政府工作人員說，自一九四九年解放時上去過一批人外，十幾年來隻有上麵的人下來，很少有人上去過，我們這是屈指可數的幾批上山的工作隊之一。還形容那裏的桌子上有很厚的灰塵，“筷子拿起來就放不下去。”仿佛那裏是個原始部落一樣，令人聽後不由得毛骨聳然。而事實上，等我們上去後，才發現實際情況比他們講的還要原始和野蠻。

第二天下午，去龔家公社的同學們就被公社的人帶走了。而羅家公社據說要爬一整天的山才能到達，因此我們必須要再等一天。第三天清早吃了早飯，我們就開始爬山。幾乎就是不停地往上走，偶爾有那麽一點點稍微平坦的路，走那麽幾分鍾，就覺得好舒服了！有的地方簡直就沒有路，就是順著岩石縫往上爬。就這樣不停地走到下午，才走到羅家公社。大家真的累壞了。我們就在羅家公社休息，打算第二天準備節目，第三天表演後再下到隊裏。我們被分成好多小組，我要去全豐大隊。

第三天下午，我們開了一個發“紅寶書“大會，然後演出。我沒有文藝細胞，隻能參加大合唱。不知道為什麽，在唱歌時我老是想笑。幸虧我站在最後，別人看不見。旁邊的同學拚命用手拉我，但我怎麽也忍不住。下來後，張崇武發脾氣了：“不好好地唱歌，怎麽老是要笑！？”我無可奈何地說：“我也想忍住，但實在是忍不住啊！”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要笑，就是想笑而已。

歌也唱完了，大家出發吧。我和吳恒樂兩個人分到全豐三隊，住到隊長家裏。就此開始了十幾天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日子。

羅家公社完全處在群山之間。那裏開門見山，而且是很險惡的大山。到處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泥土很少。有的地方還有深不見底的大洞，丟塊石頭下去聽不見回聲。誰也不知道有多深，當地人叫“天坑”。據說如果有人想謀財害命，把人丟進去，那就算永遠的消失了。這裏海拔有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每天晚上，雲層從天上慢慢下降。一會兒就什麽也看不見了，伸手不見五指。再過一會，雲就翻滾著出現在腳下。這時我就有孫悟空“腳踏雲步鞋，手持金箍棒”的感覺，隻不過我們手裏拿的是鋤頭，不是金箍棒。而到早上，我們就在一片雲海的上麵。雲海慢慢上升，把我們淹沒在濃霧裏。過一會兒，雲就在幾乎伸手可及的頭頂附近翻滾，讓人看了感到很恐怖。當地人說，人在雲裏的時候不能講話，要不然會下雨或者打雷的。我們半信半疑，但誰也不敢去試試。下雨倒無所謂，萬一打雷可是要命的！

我們每天勞動的內容就是在有泥土的地方鬆鬆土，點上幾粒玉米，然後就等著秋天收玉米棒了。這裏隻有在岩石縫裏才有一點點泥土，路也不好走，據說有牛從山上掉下來摔死的。這裏牛幾乎沒有什麽用，極少有大片值得用牛的地方。不過人也沒什麽事情可幹，一切靠天。種下玉米後想做什麽事也做不了。如果天旱，能從哪裏挑點水來嗎？

據說以前不是這樣的，這裏曾經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五八年大辦鋼鐵時，把大樹都砍光了。到後來，人們累壞了，就站著拉鋸，滿山都是半人高的樹樁子。再後來是三年困難時期，人們把樹樁子挖出來燒。由於這裏山很陡峭，泥土完全靠樹根來固定。一旦樹沒有了，泥土也保不住了。幾年下來，山就變成光禿禿的。這就是人為破壞自然環境，然後受到自然懲罰的例證！而且這種破壞是不可逆的，這裏永遠也不可能恢複，因為泥土已經沒有了。實際上，這裏已經不再適合人類居住。幾年後，聽說這裏的人已經被安排下山定居了， 

這裏的人幾乎和外界隔絕，其貧窮的程度令人難以想象。人們穿的都是破得不能再破的衣服。幹活時，從褲子破的地方能清楚地看見屁股。我們剛來時還試圖在那裏搞“階級分析”，就天真地問他們：“那裏有地主嗎？”他們說：“沒有”。我們又問：“有富農嗎？”他們回答：“曾經有過”，並指指那裏一間有瓦的小土屋，“很久以前他們就住在那裏。”“那現在呢？”我們感到非常好奇，想看看富農是什麽樣子。“沒有了，那人逃荒走了，聽說是逃到當陽去了。”我們感到詫異莫名：窮得逃荒的富農是個什麽富農？根據什麽給他劃的成分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等到後來我們下了農村，才真正知道：中國這幾十年來就是這樣很荒唐地劃定階級，像唐吉珂德一樣樹立起假想的敵人，把階級鬥爭搞得熱火朝天。這裏不過是小小的一個插曲，後麵熱鬧的事多著呢！

當地人結婚時從來不需要下山去辦手續，所以從來就沒有結婚證，結婚也是意思意思而已。這裏很多人都患有梅毒。我們到的前一周，大隊會計的哥哥就因梅毒晚期剛病死。隊裏經常能看到鼻子爛了，手指頭爛得流水的患者。省政府的幹部比我們有經驗。他們說，如果和他們睡一個被窩的話，必須要比他們先睡。把被子睡暖和了，梅毒就不會傳染，千萬不能等他們睡下後才鑽進被窩。我不知道有沒有科學道理，但也隻有這樣了。反正事實是：等我們下山後檢查身體，沒有一個人被梅毒傳染上。看來也有一定的道理。

全豐三隊隻有二十戶人家，卻覆蓋了方圓幾十裏地。從一戶人家走到另一戶人家要走一個小時，翻一、兩座山。我們每到一戶人家，吃了一餐飯，就要給半斤糧票一毛錢。有的人居然不認識錢。可見窮到什麽程度！據說，這裏的人窮得連見到兩塊錢就想謀財害命。

這裏的文化很落後。唯一識字的是個老頭，但他隻會像私塾裏念書那樣唱讀，不會像我們那樣讀書。他們知道飛機，因為每天有飛機從上麵飛過。但是不知道火車、汽車，也不知道中國，更不知道世界。我們用兩個長條紙拚起來寫了一條大標語，結果貼到牆上時給拚反了，因為沒有人識字。廁所兩邊分別畫上一個腦袋和兩條辮子，代表著“男”和“女”。我很奇怪：這裏的廁所還有必要分“男”、“女”嗎？

幾天下來，勞動其實一點也不累，但走到勞動的地方很累。往往要爬一、兩座山，走到幹活的地方，已經是累得氣喘籲籲。幹活則個把小時就結束了。我時常坐在那裏看四周的風景，這裏的群山、雲海、薄霧，景色實在是美不勝收。我常想：如果能懷揣幾個麵包和香腸，這裏真的是個觀賞美景的地方啊！

不幸的是，這裏沒有麵包和香腸，石頭縫裏長出來的玉米根本不可能養活這裏的農民。那時他們每天都是靠救濟過日子。所謂救濟，就是以不餓死為原則。晚上收工後回到家裏，到處是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點做飯的跡象。大家都在等。一直到月亮老高了，才等到到下山領救濟糧的人用背簍背回一點點玉米。然後大家排隊領回自己的一份，拿回家做飯。玉米要先磨成粉。此時人們開始燒水，並在裏麵丟些野菜。等玉米磨好了，野菜也煮熟了。再把玉米麵丟進去，煮成稀粥。就連這樣的玉米野菜粥也不是可以敞開供應的，每人隻有一碗，不過碗還比較大。剛開始我們不習慣吃野菜，覺得難以下咽。兩天後饑腸轆轆，覺得香極了，恨不得把碗都舔幹淨。幾天下來，每個人都餓得要命。還是省政府的人有經驗。幾天後，通知我們到大隊開會。中午在那裏吃飯。每人搞了幾兩臘肉，半斤米飯。算是補充了一點營養。

一天清早，我和吳恒樂正坐在門檻上吃飯，突然看到遠處有個什麽東西走來。過一會兒，我們突然發現……天哪，那好像是隻豹子！緊張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不要動！最好連氣也不要出！”我們靜靜地看著它。豹子低著頭慢慢地走，可能它昨晚吃得很飽。在離我們不太遠的地方，抬起頭來看了我們一眼，又低下頭，慢慢地走了。等豹子走到我們能逃命的距離，兩人不約而同地跳起來，不要命地衝進屋裏，死死的頂住門。好久好久才緩過氣來。

這裏的人們雖然很愚昧，但是卻非常樸實。原先提到搶國家糧庫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裏。經過做思想工作以後，糧食逐漸還了回來。據統計：糧食被搶走兩萬斤，而送回來的糧食有一萬九千九百多斤。也許那幾十斤是被灑在路上了。他們那樣的饑餓，卻又那樣的老實，真的是一群淳樸的農民！

四月二十四日。李植年從武漢趕上山來，說武漢好像保皇派在翻案，通知要我趕快回去。我馬上清理好行李，連夜和李植年一起下山，把吳恒樂一個人留在隊裏。我們摸黑下山，直到半夜才到達龔家公社。第二天，我，李植年和王孟穎三人就一起到了宜昌。

到了宜昌，我們才發現自己沒有帶夠回武漢的錢。雖然船票可以報銷，但先得自己付啊。我們找到那裏的兵站借錢，但他們不同意借錢給我們。無奈之下，我想出一個餿主意：先買一張到最近地點的票。能上船就行，反正船上又不查票，到武漢再說。於是我們三人買了到枝城的船票，大家提心吊膽地在船上過了兩天。快到武漢之前，李植年找到船上值班室，說明情況。於是值班的船員扣下了我們的學生證，把我們帶出了碼頭。他叮囑我們第二天把錢帶來換證。想必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一個個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他們也隻能這樣了。

四月二十八日淩晨一點，我們三人回到了武漢。其他的同學也沒有幹到一個半月，到五月七號就都回來了。每個人都是渾身髒兮兮的，好幾個人腰間都長了一圈虱子。我半夜回家時，敲了半天的門。當爸爸聽到我回來了，連忙叫我等一下。先燒好了一大盆熱水，然後才把大門打開。我把衣服脫個精光，丟在外麵，光著身子進屋就跳進了澡盆，反正半夜三更也沒有人看見。衣服和行李則放在外麵，第二天用開水燙了以後再洗幹淨。其他的同學回家後好像也是差不多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