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文革時的南京大學（經盛鴻）

來源: yuntai 於 2019-11-18 09:05:00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34401 bytes)

文章原標題：文革是一場整人大混戰

　　上海的朱學勤先生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這話確實有道理。現在回過頭來想想，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就不知不覺地被引上了通往文革的道路。其實不隻是我們這些人，我們整個國家的廣大群眾，從上到下，都是不知不覺被引到這條錯誤的道路上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份中央發布《５·１６通知》，掀起了新的批判高潮，在溧陽的（南京大學分校）學校領導從各個年級抽調了一些能寫文章的學生組成了大批判組，我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們準備批判江蘇省委拋出來的幾個“反動學術權威”，文學界就批判南大中文係的陳瘦竹、葉子銘，哲學界就批判省社科院的孫叔平，教育學界就批判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還有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等等。這就是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每個省都要弄這麽幾個人出來接受批判，江蘇省委經過討論就拋出了這幾個人，省委把他們的材料發到各個大學的文科，南大當時是重點中的重點，就把我們抽出來搞這個批判。

　　大批判組成立後不久，６月２日早晨突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說北大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揪出了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這個事情在南大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們對照了一下，北大大字報裏講的情形和我們南大的情形不是差不多嗎？既然北大的革命師生已經采取了革命行動，我們南大的革命師生也不能袖手旁觀，也應該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采取積極行動！哈哈……當時就是這麽一個心理。

　　由於大部分學生都出去勞動了，學校裏隻剩下我們十幾個批判組的學生，我們一商量，感到寫大字報在我們是責無旁貸，於是我們就動手寫了。我們的動作是很快的，早上聽到廣播，下午我們的大字報就貼出去了。當時我們提出了幾個質問，大意就是說批判修正主義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現在學校把我們弄到這個偏僻的農村，成天讓我們參加勞動，不讓我們投入到批判鄧拓、吳晗的階級鬥爭高潮中去，這到底是何居心？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去以後，又有很多學生貼大字報對我們表示支持和聲援，有的教師也在大字報上簽了名。

　　我們的匡校長是老革命，１９５７年反右的時候，他是吉林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他就用１９５７年的眼光來看１９６６年的形勢，認為分校學生貼大字報就像１９５７年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所以他就組織反擊。當時大多數學生和老師還是積極緊跟學校領導的，立即把我們這些貼大字報的人孤立起來了，進行批判鬥爭。首先批判幾個教師，政治係的林德宏老師，中文係的胡若定老師，還有一個是外語係的蘇壽琪老師。這些老師當時三十多歲，大概是因為匡校長認為“大字報事件”是他們在暗中策動的，是學生背後的“黑手”，而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隻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和炮灰。

　　當時全校停止勞動，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大會。這是我第一次親身感覺到批判大會的殘酷與恐怖。那些上台發言的人都使用了充滿火藥味的“階級鬥爭”語言，批判對象平時的各種言行，包括政治態度、生活作風、人際交往等等，統統在分析批判之列。甚至個人之間極其私密的談話也統統被人揭發出來，真讓你有一種被剝光了衣服、赤身裸體示眾的感覺。我認為這種批鬥會模式是我們黨曆史上一種很不好的傾向，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統統往你身上扣，甚至要侮辱你的人格，而被批判的人則完全沒有分辯的餘地。看到那些我們平時很尊敬的老師被學生們圍在中間批鬥，甚至還有人開始動手毆打，我們就感到恐怖。

　　批鬥完老師之後就開始批鬥學生幹部，第一個受到批判的是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中文係的胡才基。他是個“調幹生”，共產黨員，年齡比一般學生大。第二個受到批判的是中文係的孫家正，他當時是中文係的團總支書記，他的爸爸是新四軍烈士。再下來就是所有在大字報上簽過名的人。我的年齡比較小，又不是黨員，所以排在後麵。輪到批判我的時候，江蘇省委已經插手了，所以我當時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６月８號晚上，分校廣播站突然播放《東方紅》歌曲，讓全體學生到大操場集合。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戴為然在會上向大家宣布：“同學們，明天你們就看不到匡校長了，因為他犯了錯誤被調走了。你們貼匡亞明的大字報是對的！你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我們都激動得熱淚盈眶。當時孫家正帶領我們高呼口號：“堅決擁護江蘇省委的正確領導！感謝江蘇省委將我們從匡亞明的鎮壓下解放出來！”這種呐喊是發自內心的，我們激動啊，我們都發狂了！但是那幾個受到批判的老師還不敢輕舉妄動。而那些批鬥過我們的同學則被這個突如其來的逆轉驚呆了，他們為自己的那些過火行動感到惴惴不安。

　　今天回想一下，當年溧陽分校的這一場混戰哪一方是正確的呢？學生給匡亞明貼大字報是錯誤的，匡亞明的反擊也是錯誤的，整個事件都是被錯誤的理論引導著向前發展的。

　　那個時候人情是很淡漠的，關係很好的同學之間也相互揭發。１９６６年８月省委工作隊撤走的時候，按中央要求把他們掌握的材料全部拿出來當眾銷毀，我當時被指派去作具體的銷毀工作。我在銷毀這些材料之前，違反規定偷偷翻看了幾份材料，結果發現其中有別人揭發我的，說我睡覺的時候說夢話，流露出“為吳晗《海瑞罷官》講好話”的一些反動思想。這讓我感到很後怕，從那以後我睡覺都用被子把頭蒙得嚴嚴實實的，生怕說夢話惹出什麽麻煩來。

　　後來學校裏又搞“清理階級隊伍”，批鬥各係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批鬥的時候一大排人站在體育場的主席台上，低頭彎腰，每個人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個大牌子，中文係的陳瘦竹、哲學係的夏基鬆、孫本文、外文係的陳嘉、曆史係的韓儒林、茅家琦都在那裏。這些人平時我們隻聽過他們的名字，都沒有見過麵，也不知道哪個是哪個，這時候總算對上號了。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從小喜歡讀書，有一種名家崇拜的思想，對他們這些人有一種很尊敬的感情，覺得他們很了不起，所以批鬥他們的時候我不是很積極，也從來沒有參加過對他們的抄家。文革結束考研的時候，我就又重新考回南大。而像那些批鬥老師比較厲害的人，比如像中文係的馬××，他和我是一屆的，６３級，他就不敢考南大中文係的研究生了，結果考了北師大，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顯然是先利用我們把“走資派”打倒，然後再把那些“反動學術權威”老師打倒，最後就搞我們學生。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有步驟的，當時叫“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現在看來就是搞陰謀！毛澤東把在戰場上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日本鬼子、蔣介石軍隊的方法，用到對待知識分子身上來了。

　　這種事情見得多了，我們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有些動搖了，怎麽能這樣搞呢？你想這些老師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有的年齡比較大，都七十多歲了，哪個人不多多少少有一些所謂的“問題”呢？比如說出身不好啦，或者是解放前寫過什麽文章啦，或者是參加過“三青團”啦……但這些問題都是曆史因素造成的，現在就抓住這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批鬥人家，迫害人家，甚至於拳打腳踢，我看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就感到不忍心，我就可憐他們。

　　到後來又搞我們學生。我的思想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變化的。我當時就想，運動搞到最後怎麽搞到我們學生頭上來了？我想不通啊，一年多以前《人民日報》拚命地吹捧我們，當時發表了《紅衛兵讚》，還發表了《一論》、《再論》、《三論》，就是讚揚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啊，說我們是時代的英雄，是舊社會的批判者，是烈火狂飆式的人物，等等，等等，把我們捧的那麽高；當我們把“走資派”頭子劉少奇打倒了之後，所有的壞事又都落到了我們的頭上了，毛澤東批評我們這些學生不知天高地厚，說“現在輪到小將們犯錯誤了”，等等，等等，這不是典型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嗎？！我們當時真的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采取高壓手段，在學生中搞“清查”，抓所謂“反動學生”，學生中那些講過什麽牢騷話的人這時候都受到批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敢於公開暴露所謂“錯誤思想”、“反動思想”的人畢竟是極少的，大家經曆了反反複複的運動之後都變得很精了，所以並不是每個單位都可以找到這種批判對象的。有些單位實在找不到合適的批判對象，最後就開始亂搞了，甚至發展到極端的程度。

　　我就親眼看到一個這樣的例子。我們南大外文係法文專業有一個女學生，在文革前犯了一點“錯誤”，這點“錯誤”在現在看來根本就不算什麽事。外文係不是有一些外籍教師嗎，她當時是外文係的學生，人也長得蠻漂亮的，她就和一個剛到我們學校任教的法國年輕男老師產生了感情，其實當時還談不上什麽產生感情，也就是相互之間有那麽一點意思，這樣大家就認為他們的關係有點不同一般。學校發現之後非常重視，因為文革前是絕對禁止大學生談戀愛的，更何況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談戀愛？這在當時就是“裏通外國”啊！哈哈……這還得了！立即把這個女學生從南大“調劑”到重慶外國語學院去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所有的外國老師都被趕走了。另一方麵呢，那個女學生是南京人，她在重慶那邊生活不習慣，而且南大是名牌大學，比重慶的外國語學院名氣大得多，所以她就又回來了。她這樣的人回來了以後當然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她就成了逍遙派。

　　後來外文係要找“反動學生”作為批鬥對象，實在找不到，忽然就想起了這個女學生，就把她揪了出來，質問她為什麽不和中國人談戀愛，而要和外國人談戀愛？還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在她住的八舍門口貼她的大字報，把她稱作“女鬼”，還罵她“裏通外國”，“搞不正當男女關係”。這下子她受不了啦。她的宿舍在八舍五樓，一天中午吃過中飯後，她就從五樓上麵跳了下來。

　　她跳樓的事我是親眼看到的。我們文科三係男生當時住在九舍、十舍，和八舍緊靠著。那天我先是打了午飯回宿舍吃的，吃過飯以後感到沒吃飽，就又跑到食堂打了三分錢的飯，一邊吃一邊往外走，剛出食堂門口，就聽見有人喊：“跳樓了！”我抬頭一看，正好看到那女生從樓上跳下來！我顧不得吃飯了，一邊端著飯盆朝那邊跑，一邊我就大喊：“救命呀！”我是跑在最前麵的。跑到樓下的時候，看到那個女學生已經癱在地上不省人事了。這個女學生長得很漂亮，皮膚本來就很白，這個時候因為失血過多臉色更加慘白了，沒有一點血色！她的上身倒沒怎麽異樣，但是兩條腿叉開來掛在身體兩邊，就像竹竿子折斷了一樣！因為她是垂直跳下來了！後來別人找來了一個擔架，我一手端著飯盆（二兩飯對我還是非常寶貴的，舍不得丟掉），一手幫著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她放上擔架，然後就抬起擔架往鼓樓醫院跑。送過去以後我們就回來了。我們當時心想她死不了，最多截肢！但第二天醫院傳來消息，她死了。醫生說她內髒都摔壞了。

　　一個活活的生命就這樣死掉了！死得很慘呀！這是我親眼看到的。這個女學生是不應該受到迫害的。她文革前那麽一點事算什麽？何況當時已經處理過了？這個事件對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對文化大革命就更加反感了！

　　文革一開始批鬥“走資派”，我們還是積極支持的。當然這和當時的宣傳鼓動有關，我可以舉兩個例子。

　　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叫江渭清。在批鬥他的時候，就有人在會場上揭發，說他在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黨內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居然躲在房間裏和一個隨身女護士亂搞男女關係。這個揭發當時激起了我們學生的公憤，我們當時聽了很氣憤，認為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表現呀！這就是真正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啊！我們對江渭清的痛恨還有一個原因。在文革爆發前一年，匡亞明校長曾經把江渭清請到南大來做報告。他的口才很好，那天在大禮堂給全校的師生做了整整一天的報告，講當前的革命形勢，講黨的光榮傳統，講他個人的革命經曆。匡校長在他做報告時插話說：“我們的江渭清書記他不僅講得好，在理論上幫助我們提高，而且還言傳身教。同學們知道不知道？我們的江渭清書記是老革命，經受過嚴酷的戰爭考驗，他的腿曾經被敵人的子彈打傷過，彈片至今還殘留在他的體內，所以他現在走路還一拐一拐的。”哎呀，當時聽了這些話，我們對江渭清很崇拜啊，覺得他了不起！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卻聽說他在革命鬥爭的緊要關頭和女秘書、女護士亂搞男女關係，這個反差太大了！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紅衛兵到省委書記彭衝家裏抄家，據說抄出了一套《金瓶梅》！這個事情傳開了，影響也是很壞的。我們就認為他們這些人當麵一套，背後一套；當麵跟別人講“馬列主義”，背後自己看這些“封資修”的書；表麵上道貌岸然，實際上男盜女娼。

　　還有人揭發，說江蘇省委行政大樓裏居然有電梯——當時電梯是很少見的，哈哈……哎呀，當時我們就覺得這些人已經“修正主義”到極點了，竟然連幾層樓梯都不能爬了！還有人揭發，說“三年困難時期”還有省委書記家裏養雞。我們就想，當時老百姓困難得連稀飯都沒得吃，他家居然用雪白的大米喂雞？我想到了饑餓的中學時代。

　　所以說文革初期批鬥“走資派”我們是支持擁護的。我們就感到“修正主義”真厲害呀！不“反修防修”不得了！但是到了後來批鬥老師的時候，我們心裏就矛盾了。看到一些老師在批鬥時遭到拳打腳踢，我們就感到這些老師很可憐！他們又沒什麽權力，想腐化也腐化不起來，何況他們都是些謙謙君子，平時對我們學生都挺好的，他們有什麽了不得的錯誤和罪行啊？再到後來將鬥爭矛頭指向學生的時候，我們就更加反對啦！

　　毛澤東後來就派工宣隊進駐高校，要對我們大學生進行“再教育”。這又是毛澤東的一個“戰略部署”。我們心裏怎麽想呀？我們當然不服氣啦！我們認為那些工人都是一些學習成績不好的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中學畢業以後考不上大學才進工廠當了工人，現在他們組成工宣隊耀武揚威進入南大，而我們這些學習成績好、家庭出身好的人反而要服從他們的領導，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大家當然不服氣！工宣隊進校以後把我們學生罵得一塌糊塗，“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等等。我們就把兩年前《人民日報》讚揚我們紅衛兵的社論抄成大字報貼在南大校門口，就質問工宣隊：為什麽兩年前把我們吹得多好多好的，現在又把我們罵得一錢不值？工宣隊當然沒有辦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就簡單粗暴地斥責我們這些學生是“用資產階級反動政客的觀點來看待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們就更加不滿了。

　　我們從那以後就不再相信所謂“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理論了，而是越來越關心中央高層的鬥爭。我個人對曆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產生興趣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所以後來我就考了南大曆史係的研究生。我當時就開始研究那些被打倒的人的曆史狀況，劉少奇是什麽樣的人？林彪是什麽樣的人？毛澤東、江青是什麽樣的人？就開始注意收集材料了。我做這個工作有一個便利條件，因為我是南大《八？二七戰報》的主編，經手的材料特別多。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大多有自己的宣傳刊物，相互之間經常交換，所以這類東西我收集了好多，包括“清華井岡山”、“新北大公社”的報紙。這些材料看多了就更不相信什麽“路線鬥爭”的說法了，就知道這是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而且什麽南大黨委的鬥爭、江蘇省委的鬥爭呀之類的都是次要的，關鍵還是中央高層的鬥爭。中央一股風，下麵一股浪。所以我後來就特別注意中央高層的鬥爭情況。

　　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６８年還是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來進行的，就是怎麽樣搞得天下大亂，把劉少奇及其同夥打倒，進行改朝換代，然後中央是林彪、江青他們上台，地方上就成立革委會。全國人民都不了解這些內幕，狂熱地跟在後邊搞，特別是我們這些紅衛兵。１９６８年革委會成立後，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我們這些炮灰沒有什麽用了，就一腳把我們踢到農村去！說我們紅衛兵小將犯錯誤了，叫我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又說大學要統統解散，所有大學生統統上山下鄉，到農村去種地！中學生也上山下鄉，統統下去！——我們許多學生感到被利用後又被拋棄了！

　　現在回想起來，文革真是一場混戰啊！整個社會都亂套了！學生不尊敬老師，還對老師拳打腳踢。同學之間的關係也很複雜。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而且相互之間的鬥爭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連起碼的倫理道德都沒有了，隻要能把你搞倒、搞臭，連你祖宗八代的曆史都翻出來。所以我們現在社會的道德淪喪和文革有很大的關係。

　　文革初期我們這些工農子弟沒有幹部子弟那麽紅，但是幹部子弟變化很大。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得意洋洋、神氣活現，整天帶領我們去批鬥、抄家，突然有一天有材料來了，說他們的爸爸是“走資派”，是“叛徒”，一下子就完蛋了！如果有人平時和他關係不好，馬上就把他抓起來進行報複。像我們南大中文係６３級有一個女生，文革後曾任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館長，她的爸爸原來是南京市市長，後來調到西安市做市長。她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非常活躍，整天穿著一身舊的黃軍裝，到處批鬥人家。後來她的父親在西安被打成“走資派”，跳樓自殺了。當時黨內規定，黨員自殺就表示和我們黨決裂，就以“叛徒”論處。消息傳來以後她立即就垮掉了。我們班有一個女同學也是這樣，其父是蘇北的一個縣委書記，文革前一直以“自來紅”自居，高我們一等，對我們指手畫腳；等到她父親被打倒，她就再也抬不起頭了。那些本來和她們關係不好的同學就嘲笑她們，甚至批判她們，上綱上線說她們對我們黨、對我們勞動人民子女“有刻骨的仇恨”。

　　當時大家鬥得很起勁，都認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結果到了１９６８年，不管你是“好派”還是“屁派”、“革命”的還是“保守”的，統統都一腳踢下去，讓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下放到農村以後我們開始反省了，我們這些所謂“大學生”都是假的啊，因為大學教育的五六年就在這樣的胡鬧中過去了，什麽知識都沒有學到，以前學的外文都丟光了。像我是１９６３年考入南大的，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我才讀了兩年半的書。還有的學生文革爆發前剛上一年級，才讀了半年書。所以雖然名義上是“大學生”，其實文化水平跟中學生差不多。我們感到很失落，感到受人愚弄——這實際上是我們有點覺醒了。

　　１９６８年我們南大學生的分配是比較慘的，我們這一屆很多人被分到新疆、青海、甘肅、寧夏，能分在江蘇農村插隊勞動就已經非常好了！我因為出身比較“好”，各方麵表現也不錯，被分在江蘇太倉縣“新湖公社”插隊種田。現在的江蘇省委領導人梁葆華是和我一道分去的，分在一個公社勞動，他是複旦來的。當時到了農村以後，天天勞動，但我們大學畢業生還能拿到工資，每月４３元。中學生隻能拿工分，生活困難，老實講對象都不好找，尤其是男同學。

　　我們下放到農村以後，看到農村的情況也和城市一樣混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對所謂的“地、富、反、壞”分子進行人格侮辱，讓他們掛上黑牌子接受批鬥，他們家庭的門口也釘上黑牌子。這個我們都是親眼看到的。說得不好聽的話，這種行為有點像黑暗的中世紀，也有點像德國的法西斯，希特勒當時不就是給猶太人掛牌子嗎？

　　１９７０年春，我又被太倉縣革會抽出來參加“一打三反”工作隊，到太倉縣人民醫院裏領導運動，“一打”是指打擊現行發革命；“三反”是指反貪汙，反浪費，反投機倒把之類的。結果在這家醫院裏挖出了一個“胡、路、楊反革命小集團”，我一看材料，其實是幾個大學畢業分配到這家醫院不久的年輕醫生，在平常說一些對文革不滿、對江青等人不滿的話，被人揭發了，就成了“胡、路、楊反革命小集團”。我心中暗暗想，這些話我與知心朋友也說過啊！不免有點“後怕”，同時也讓自己對人提高了警惕，不要讓人抓住把柄。這其中有一件事觸目驚心：這“胡路楊反革命小集團”裏的“路”，是一個姓路的年輕女醫生，上海人，曾將她一封“有問題”的信紙，撕成蠶豆大小的碎片，扔到廁所裏，居然被人全部從糞水裏打撈出來，重新拚成原信，成為她“反革命”的證據。這太可怕了。文革中人與人的關係真是成了狼與狼的關係，時時要吃人或被人吃！在那家醫院我還看到過一個很慘的事情：醫院裏有一個看門的老人，他解放以前當過和尚，後來還俗了，還娶了老婆。他沒有多少文化，平時老老實實的，可是到了“一打三反”的時候，不知道怎麽把他卷進去了，說他有“曆史問題”。他這個人太老實了，他聽到很害怕，就喝藥自殺了。我們接到報告以後跑到他家一看，他橫躺在家裏的床上，死的時候顯然很痛苦。看到這個可憐的老人，我當時感到心裏很沉重，聯想到我們老師的死，我們同學的死，就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搞的什麽東西啊！

　　不久，全省大搞抓“五一六”運動，非常激烈恐怖，我雖離開了南京大學，但對南大仍十分關心。許世友、吳大勝將南大的文鳳來、曾邦元等造反派頭目與許多師生都抓進去，殘酷批鬥，迫使許多人自殺、發瘋。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所謂文革失望了，越來越看透了。等毛澤東再發動什麽“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就沒有多少人參加了。等到１９７６年４月爆發“南京事件”和“天安門事件”，當年被當權者煽動、愚弄、操縱的青年學生與廣大群眾終於衝破了思想牢籠，擺脫了迷信束縛，以鮮血為真理而鬥爭，同時要討還失去的青春。——它為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曆史大轉折奠定了基礎。

　　魯迅說得好，欺騙是不能長久的。我要說的是，即使是打著“革命”與“愛護青年”等美麗旗號的欺騙也是不能長久的！中國被欺騙的一代終於有很大一部分人覺醒了，當然，付出得太多了：幾代人的青春，許許多多人的家破人亡，無數的血和淚！“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淚！”都是為的幾個獨夫民賊！

　　“林彪事件”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起初想打倒劉少奇，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林彪。“四人幫”的力量是很小的，又都是一些筆杆子，他們哪裏能鬥得過那些老幹部呀！所以主要還是依靠林彪和他控製的軍隊。另一個就是利用我們紅衛兵。林彪的背叛無疑使毛澤東失去了一個有力的同盟者。而我們這些紅衛兵呢，後來也感到被他利用了，開始覺醒了，他也沒有辦法再利用我們了。我們這些人從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就開始覺醒了，到了下鄉插隊的時候就開始大覺醒。到了“林彪事件”之後，恐怕全國絕大多數的人都覺醒了。所以魯迅先生說過“欺騙是不能長久的”。１９６６年曾經被利用來打倒劉鄧的紅衛兵，到了１９７６年成為了堅決反對文革的力量。“四五運動”名義上是反對“四人幫”的，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這一點毛澤東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說“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再也無力貫徹他的戰略部署了，再也不能為所欲為了。比如等到“九一三事件”以後形勢稍微好轉一些的時候，他想搞周恩來，實際上是要把中國重新拉回到他所設定的文革軌道中來，結果拉不回來了。後來他又搞了“批林批孔”運動，評法批儒運動，評《水滸》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想挽回文化大革命的頹勢，但是都遭到人民群眾的消極抵製。人的覺醒就是這樣的，像我這種思想的人多得很。我們慢慢地覺醒，是因為事實教育了我們，文化大革命這條路走不通。等到後來看到的材料越來越多以後，我終於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整個就是一個大陰謀。

　　到了“批林批孔”的時候，雖然我們這些人也跟在運動後麵跑，但是我們沒有像以前那樣卷進去。大家心裏都明白是怎麽一回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小平同誌身上。所以周總理死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因為全國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死了大家都感到希望破滅了，不知道以後該怎麽辦。

　　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主席死的時候，說實在的我並沒有感到悲傷，不像周總理死的時候。毛澤東死的時候，我就預感到一個曆史時代終結了，中國政局要發生變化了，我們這些人的命運有可能改變了。我們的內心充滿了希望。所以我們熟人見了麵，互相眨眨眼睛，搖搖頭，大家都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