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重災區徐州（ZT）

曾經在江蘇徐州服役幾十年，經曆了後期的徐州文革。

徐州地處蘇、魯、豫、皖四省要衝，號稱“五省通衢”，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中國鐵路的兩條大動脈——津浦鐵路和隴海鐵路，在徐州交匯，更顯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徐州鐵路分局隸屬於濟南鐵路局，其管轄的範圍分散在江蘇、安徽、山東三省的接壤地區。

1967年初，徐州的造反派奪了徐州市委、市人民委員會的權。由於造反派內部爭權奪利，發生了分裂，形成了“踢派”和“支派”兩大派別，發生了大規模武鬥。

徐州駐軍情況複雜。

駐徐第68軍屬於濟南軍區序列，駐徐坦克第二師歸裝甲兵係統，與68軍沒有隸屬關係，68軍軍長張郅秀（文革後擔任昆明軍區司令員）與坦克二師師長沙風（三野序列，文革時軍管農林部，文革後任裝甲兵副司令）同為少將軍銜。

駐徐空１２師隸屬濟南軍區空軍，同時駐有的師級建製還有空１０８，屬於空軍工程部隊。

徐州成立革委會需要江蘇批準，軍事上歸濟南軍區防區。支左部隊由68軍負責，歸濟南軍區指揮。連雲港也是一樣，行政上是江蘇，駐軍守備師歸濟南軍區。

徐州革委會的工作一方麵要向江蘇省革委會負責人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負責，支左部隊又要受山東省革委會負責人、濟南軍區政委王效禹調遣。

鐵路方麵當時徐州鐵路分局屬濟南鐵路局領導，幹部都是由濟南鐵路局任命的。鐵路又是半軍事化的單位，歸鐵道部直接領導管理。

正是因為這種混亂的管理體製，造成徐州革委會三次成立三次換班。

曾經在在徐州市革委會的大門口，有人偷偷地貼上了一首打油詩：“踢得好，支得對，一年一個徐革會，幹部亂站隊，群眾跟著活受罪”。

徐州踢派組織叫“工總司”，支派組織是 “淮海八三一”。

1967年3月18日，經南京軍區許世友和濟南軍區楊得誌共同批準，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命委員會，由68軍副政委劉汝賢（華北野戰軍序列，文革後任濟南軍區後勤部政委）任革委會主任。

由於兩派對革委會的態度對立，形成了支持革委會的“支派”和反對並踢開革委會的“踢派”。 “踢派”俗稱驢派，“支派“俗稱狗派。雙方展開大字報辯論，一方寫“徐州市革命委員會就是好”！另一方就在標語的結尾處加上“個屁”，變成了“徐州市革命委員會就是好個屁”！

68軍雖然隸屬濟南軍區，但軍部和一個師的部隊均在江蘇地盤。軍長張輊秀江曾是華野老9縱的師長，是許世友的部下。副軍長吳懷才（後任68軍軍長，文革後在沈陽軍區顧問任上離休）原本是紅四方麵軍的，與許司令出身相同。這兩個人自然會給許司令麵子。而許世友更是堅決支持68軍，也就是“支派”。

王效禹原為青島市副市長，是康生的老部下，與王力、戚本禹共過事。文革後一躍成了山東省革委會主任兼濟南軍區政委，掌權後依仗濟南鐵路局的關係把徐州鐵路分局當成了下屬單位，經常插手徐州鐵路的工作，從而影響了徐州的派性鬥爭。

因為王效禹支持徐州的“踢派“，所以”踢派對王效禹非常感激，曾喊出：“毛主席是紅太陽，王政委是小月亮。徐州歸山東，煎餅卷大蔥。跟著王政委，徹底鬧革命！”的口號。

67年 3月19日，毛澤東對《齊齊哈爾鐵路局運輸狀況嚴重混亂》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來同誌：此件請閱。一切秩序混亂的鐵路局，都應實行軍事管製，迅速恢複正常秩序。”

5月31日，國務院決定對鐵道部實行軍管，6月12日，中央軍委決定對全國鐵路實行全麵軍事管製。

鐵道部與交通部是全國最早實行軍事管製的兩個單位。鐵道部軍管會由總參軍務部部長蘇靜（擬任鐵道部軍管會主任），總參軍事交通部副部長楊傑（擬任部軍管會副主任）和總參作戰部空軍處處長朱滬寧。

蘇靜時為兵團級的總參軍務部部長。曾長期在林彪麾下擔負司令部參謀組織領導工作，中將軍銜。文革後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楊傑時為副軍級的總參軍事交通部副部長，大校軍銜。1968年蘇靜調離後實際主持鐵道部工作。1970年6月，交通部、鐵道部、郵電部的郵政部分合並組成新的交通部，任交通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文革後任基建工程兵副政委，1987年離休。他的大兒子在我師運輸營當兵，二兒子與我是同排戰友。

朱互寧為總參作戰部空軍處處長。到鐵道部四個月後，僅為師級幹部的朱互寧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駐冶金部軍代表，主持冶金部工作。1970年6月，任冶金部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文革後曆任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副院長。

朱互寧調離鐵道部後，196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韓衛民（總參軍訓部副處長）為鐵道部軍管會副主任。

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關於堅決維護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的命令》。該《命令》第三條稱：“煽動武鬥、破壞鐵路、交通運輸革命秩序和砸毀鐵路、交通設施、運輸工具的少數壞人以及情節嚴重的肇事者，必須受到無產階級國家法律的製裁。各地革命委員會、軍事管製委員會和駐鐵路、交通部門的人民解放軍部隊、軍代表、公安值勤人員有權根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條規定負責處理上述問題，有關方麵必須聽從，不得拒絕執行。”

67年5月31日 徐州鐵路分局實行“軍管”。我團由團長金正新（文革後任坦克二師師長，在12軍顧問位置上離休）帶領，負責機務段、電務段、鐵路公安分處的軍管。

原徐州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稱“8號”由我團軍管，負責人是我連老連長樊元忠。

68軍負責軍管的範圍是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連雲港、鄭州（不含）——潼關段的鐵路部門。

5月30日，王效禹指令棗莊反逆流組織大批礦工和農民攜帶木棍、乘大卡車開進徐州。在徐州北郊朱莊與支派3.18農民造反派遭遇，雙方進入淮海路、彭城路遊行示威，呼喊“踢開徐革會，支持反到底”的口號。

踢派的頭頭顧炳華、欒昌善公開散布說：“對解放軍相信是前提，警惕是關鍵，鬥爭是根本”。把矛頭指向六十八軍，說張銍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

除了顧炳華和楊正祥，徐州在文革中有點名氣的造反派還有三中學生張曉陽，徐州師範學院學生周美霞，徐州醫學院學生徐峰。

7月上旬，王效禹強令駐徐68軍和空29師思想轉彎，由原來支持徐革會和“支派”轉為支持“踢派”。7月11日，徐州衛戍區發出支持踢派的通告。

8月31日，兩派展開一場混戰，“踢派”在衛戍區的支持下將“支派”趕出徐州。

68年3月1日，徐州市革委會根據王效禹的旨意經濟南軍區批準實行改組，組成了以踢派為核心的革委會。楊得誌司令員和68軍張至秀軍長指示駐徐部隊繼續做好思想轉彎工作。

9月5日，中央發布《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規定：當勸阻警告無效時，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還擊。

1968年以後的幾年裏，徐州市先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和深挖清查“五·一六分子”。由於派性作怪，“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既有“踢派”又有“支派”。還出現了許多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的情況，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群眾中流傳著“‘五·一六’，家家有，不是親，就是友”的順口溜。僅一個徐州市就挖出了6000多人，使社會矛盾再次激化。

1974年軍管幹部已全部撤出，徐州“批林批孔”運動開始，“踢派”占領了徐州市委大樓，拒不撤走。1975年2月，“踢派”又抓市委領導人，衝擊機關，使徐州的局勢緊張起來，本已混亂的徐州鐵路運輸更加惡化，領導班子半癱瘓，調度不靈，站內線路堵塞，危及全路，影響全國，引起中央的重視。

1975年3月9日，在鄧小平“整頓”的指令下，剛剛上任不到二個月的鐵道部部長的萬裏帶著中央9號文件和工業書記會議精神,會同江蘇省委負責人到了徐州。

萬裏，解放前一直在山東工作，淮海戰役時曾負責後勤工作，文革前擔任北京市副市長。

他首先拿徐州鐵路分局的派性開刀，3月10日由市委書記汪冰石（文革後任江蘇人大副主任）親自指揮，徐州市公安機關、民兵指揮部派出人員，將大搞打砸搶的“踢派”為首分子顧炳華（原徐州物資局技術員，徐州“工總司”頭頭，市革委會常委，後判刑18年）逮捕。

據說逮捕顧炳華出自鄧小平之口，在一次講話中說：“徐州不把顧炳華抓起來，安定得了嗎？”。

當年還有一個“踢派”風雲人物是鐵路的楊正祥，原為鐵路工人，曾任徐州革委會主任。據說是一次武鬥的總指揮，後來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勞改隊呆了十九年。2004年向徐州中院鳴冤並立案，案件一直拖著不辦。楊正祥不停地上訪告狀，多次到北京、南京和市政府、法院及公共場所散發材料。要求平反和解決生活困難問題，此問題直到2010年仍沒有解決，楊正祥還在上訪中。

當天下午，徐州市委分10個會場召開大會，由汪冰石宣讀《三·九通告》，宣布逮捕壞頭頭顧炳華。接下來的幾天，又拘留了幾個打砸搶的幫派分子，並將他們押往南京分別關押審訊。

3月10日，萬裏親自主持召開了徐州鐵路分局全體職工、家屬萬人動員大會，並邀請了駐徐部隊排以上幹部參加。

筆者有幸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萬裏這個小幹老頭口齒伶利，聲音哄亮。一會兒嚴峻，一會兒談笑風生。

他在會上點了幾個派性頭頭的名字：“聽說你們這兒有個楊坡蘭（事實上楊坡蘭是青島的）鬧的挺凶的，把她抓起來嘛！”。記得還點了一個不是鐵路的“支派”頭頭張曉陽，是三中的學生。

雖然說的輕鬆，透露出的是一種威嚴，一種堅決打擊破壞鐵路運輸的決心。因為文革時期聽慣了那些政治口號和官腔報告，對萬裏這種講話作風感到特別親切。

他整頓了鐵路分局領導班子，他說：“我問過幾位挨過整的老職工、老幹部：‘還要不要像整你們那樣，再整一整現在的領導人？’他們說，沒有這個意思，隻要他們認識錯誤，改了就好，要趕快把生產搞上去，再這樣下去不得了。”

３月１５日又在徐州召集濟南、上海、鄭州三個鐵路局領導幹部會議，協調解決津浦、隴海、京廣三條幹線不暢通的問題。

短短十二天，徐州鐵路分局的形勢發生了大變化。津浦、隴海兩大幹線的徐州樞紐很快暢通無阻。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徐州地區貫徹執行中央9號文件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

《報告》反映：在整頓前，“許多領導幹部陷進了資產階級派性的泥坑。在相當多的單位中，不是用黨性掌權，而是用‘派性'掌權。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權又整這一派。幾經反複，裂痕很深。”“近幾年來，那些用派性掌權的同誌，又借各種運動之機整另一派的幹部和群眾。批林批孔運動一來，原來掩蓋的矛盾爆發了。”“壞人就趁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打著‘揭蓋子’的旗號，欺騙、拉攏少數群眾，向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瘋狂進攻，妄圖趁機推翻各級黨的領導。”

《報告》總結解決徐州問題的經驗是，緊緊抓住解決領導班子問題這個關鍵，對派性嚴重的領導幹部，要敢批、敢鬥、敢捅“馬蜂窩”，限期改正錯誤，到期不改，采取組織措施。對群眾堅持正麵教育，防止互相攻擊。對極少數壞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群眾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考江蘇的經驗，解決各地區的問題。

萬裏也隨著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而倒台。文革後重新出山，擔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因推廣了土地承包經驗而名噪一時。1982年進入中央政治局，1988年當選七屆人大委員長。

　 由於68軍在文革中陷入太深，1975年，為解決徐州問題，中央軍委決定68軍與沈陽軍區46軍對調。

68軍移駐吉林省吉林市，1985年百萬大裁軍時，68軍番號撤銷。在人民解放軍的曆史上，撤銷番號的每一個軍，都留下了自己的餘脈。唯獨68軍，未留下任何建製單位。原軍長吳懷才也以沈陽軍區顧問的身份回到濟南養老，徐州隻留下一個幹休所。

12軍是根據1978年5月15日《關於將濟南軍區的徐海方向劃歸南京軍區的決定》於9月15日接防64軍進駐徐州。

１９６７年7月12軍進駐安徽合肥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由於安徽兩派爭鬥較激烈，軍長李德生（二野師長，1973年擔任黨的副主席。後任沈陽軍區司令，在國防大學政委任上離休）。軍政委宋佩璋（原中野八縱，文革時任安徽省委書記。後來被列為林彪集團死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在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任上離休）在製止武鬥、促進聯合、解放幹部、實現“三結合”等工作中，符合毛澤東講話中有關糾正“左”的具體錯誤的精神，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同時，也卷入了地方許多事務，安徽方麵反應強烈。此時調防，可以避開許多矛盾。

李德生軍長調中央當副主席和辭職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後來最大的功績是在林彪事件中的表現。在林彪出逃的關健時刻，周恩來派李德生坐鎮最不放心的空軍。後來有人把李德生列在林彪和四人幫線上，據說1976年12月，鄧小平說：李德生同誌一身清，在“四人幫”問題上沒有牽扯。

我曾陪同首長到過李德生家兩次，感覺這是個很和氣的人。因為李德生是老軍長，軍裏首長到北京時，都去看望一下。他的夫人是總政組織部副處長，兒子李和平曾在我軍３６師任副團長，曾因中越自衛反擊戰虛報戰果受到牽連。此時曾有人懷疑是餘秋裏整李德生，但虛報戰果是事實，是被複員戰士揭露的。至於餘秋裏是否借機搞李德生，無從探究。因為餘秋裏曾任同為南京軍區的一軍政委，此時任總政治部主任。

調12軍入駐徐州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將徐海地區防務劃歸南京，理順了軍事和行政的關係。

2008年3月26日，原來徐州鐵路分局管轄的在江蘇,安徽內的路段正式劃入上海鐵路局。

對軍事和鐵路兩方麵的統轄調整，結束了徐州多年以來政區與軍事、鐵路方麵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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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動亂黨委不工作，派軍代表屬無奈之舉。但不適用應地方工作，甚至把地方幹部視為留用人，像剛進城時候接收國民黨政府。 -蕭嵐- ♂ (810 bytes) () 11/16/2019 postreply 10:26:09

• 要問整個神州大地，哪裏不是重災區？ -立竿見影-1- ♂ (0 bytes) () 11/16/2019 postreply 12: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