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被害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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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這個是十多年前的帖子）

宋彬彬如此道歉是對文革受難者的褻瀆

2014年1月12日，在原北師大女附中部分1966年在校學生和老師，以及老師後人的見麵會上，原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主要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裏，向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要理解這個道歉的性質，我們首先需要知道，1966年8 月 5 日，在原北師大女附中的校園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而宋彬彬劉進等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一，卞仲耘被害的經過

王友琴對卞仲耘被害經過的記述是這樣的：

8 月 5 日上午，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開“鬥爭會”。下午 2 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開始了暴力行動。那時，副校長胡誌濤正在打掃廁所“勞改”，她告訴學生，在“工作組”離開後，開“鬥爭會”應該先報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準，意思是紅衛兵不能這樣自作主張“鬥爭”人。紅衛兵根本不理會她說什麽。有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從她的頭上澆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沒她全身。他們把五個學校負責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紅衛兵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台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有紅衛兵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開始大聲“揭發”和“控訴”。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學校的木工房，那裏有待修的破課桌椅。還有人去開水房，從那裏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台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裏的鐵製簸箕，一邊重複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裏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文革開始，修操場停了下來。“黑幫”被命令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裏的沙土用鐵鍁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來那麽沉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所用的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那來的舊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裏湧流出來。 “勞改”了一些時間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牆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卞仲耘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她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誌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麵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 8 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準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麵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 點多鍾，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當時他們還被稱為“新市委”，因為是兩個月前“打倒”了舊市委之後建立的。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她已經死亡多時。

二，宋彬彬的道歉聲明

在道歉聲明裏，宋彬彬是這樣說的：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在工作組撤走一周後，校園裏發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們也跟著犯了錯誤，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二是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三，陶洛誦和張敏的見證

陶洛誦2007年6月8日在《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這樣寫道：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8月5號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不久後，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她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我是在電視上看的實況轉播。毛主席跟她說“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她後來去了美國。她對8月5號發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還沒有表示過道歉。

原師大女附中初二學生張敏，是卞仲耘校長被毆打時的現場目擊者之一。2010年，張敏以敏一鴻的筆名發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鉤沉與省思》。她這樣寫道：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評：張敏為什麽不敢指出那個“紅五類”同班同學。現在宋彬彬已經在國外，很多知道真相的同學和老師也不在國內（包括當時送卞仲耘去醫院的同學和老師），誰還有這麽大的能量把人的口封住。答案是明顯的。有人想栽贓給宋彬彬，連宋彬彬都不敢為自己辯護說出當年的真相。改開後全麵否定文革，清算打砸搶和三種人，但是對這個案子卻沒人敢查。當年的目擊者都不敢說出真實情況。卞仲耘的先生到北京法院去報案沒人敢接。說明了什麽，很說明問題。而當時，鄧小平兩個女兒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頭頭，現在沒人敢指出。)。我正疑惑她們怎麽找來的，隻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著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恐怖氣氛使“黑五類”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走進教室。課桌靠邊貼著三麵牆擺放，教室當中擺著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8月4日這天，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蹭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XX也滿麵淚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著名報人吳XX，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黃XX的出現，表明行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指揮。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告訴各班哪些人？

班級鬥爭會前一天通知措辭，已露殺機，這是重要線索。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裏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8月4日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8月5日則顯示出一部分學生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有同學掄著帶釘子的破舊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離她最近時，大約兩米。看到鐵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著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稱象牙黃）色柞蠶絲短袖衫，鐵釘紮進皮肉，再拔出來，留下一個紫黑點，不是想象中的鮮血淋漓。關於帶釘桌椅腿的記憶，後來從校友王友琴的記述中得到證實，那是同學從木工房拿來的。值得一問的是，誰提示或組織同學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誰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打校長？”張敏還指出，（8月5日）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台發言，“劉女鄧女”一如既往，與另幾位同學齊聲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

最近看到宋彬彬說卞仲耘被群毆時她在現場，沒有參與，還作了勸阻，對此說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對當時情況的了解，如果劉進、宋彬彬、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當時大喝一聲“不要打了！”以她們標誌性的地位和影響力，一定有很多同學會跟著製止打人，卞仲耘當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場的大操場毆打全過程，沒有人出來喝阻。

四，葉維麗的策劃和宋彬彬的道歉

推脫責任，這不是什麽稀奇的事情。自創世以來，無論男女，內心都善惡並存，推諉的劣根，從那時起就與人性之惡纏繞在了一起。亞當吃了不可吃的果子，麵對耶和華的詢問，他就把責任推給了耶和華和夏娃，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女人則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該隱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宋彬彬在她八百字的道歉信中，輕描淡寫地談了一點似乎並不屬於她的“責任”，然後通篇為自己辯護。宋彬彬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她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是“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從而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她說： “我想借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麵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她講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講了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講了她自己“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至於她自己真正應該承擔的責任，還有卞仲耘究竟是哪些人打死的，她卻一概都“不知道”。

“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跟前麵那句“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的差別，僅在“強勢”兩個字上。“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這句話，聽起來相當奇怪。第一，宋彬彬和劉進勿需“強勢”，就已經兩次“阻止”成功，因為，一經“阻止”，“圍觀的同學”就“散了”，這說明，宋彬彬和劉進在學校是很有號召力的，否則怎會正當紅衛兵殘暴地毆打校長的時候，他們兩個一“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圍觀的同學”就都“散了”呢？“圍觀的同學散了”，那麽，那些掄著“帶銅扣的皮帶”，舉著“帶著釘子”的桌子腿的同學呢？他們也散了嗎？如果打人的也散了，那麽，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長們呢？他們是等在那裏等紅衛兵回頭再來毆打呢，還是已經不省人事？如果其他活下來的副校長們看到“圍觀的同學”和打人的紅衛兵一起“散了”，他們為什麽沒有一位，舉薦宋彬彬和劉進為英雄呢？須知被打的幾位副校長和教導主任是不可能同時昏倒在地的。再說宋彬彬和劉進憑什麽就“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呢？如果當時卞仲耘還沒有被打昏過去，那麽後來，又是怎樣被打死的呢？既然宋彬彬和劉進 “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 打人至他們兩個都認為不會有事的地步，那麽為什麽，宋彬彬和劉進還要“為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道歉呢？劉進也就罷了，這些年總是人雲亦雲，也許腦子早就不太好用；可是，宋彬彬這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十年來一直在為自己開脫，怎麽會連這點兒邏輯也搞不懂，現成的理由都忘了呢？就算宋彬彬自己忘了，她的知交，多次為她辯解的耶魯大學曆史博士葉維麗也不應該忘記提醒她啊——他們全都變成白癡了嗎？還是，他們以為，他們自說自話，就可以讓其他人都變成白癡？

宋彬彬可能沒有直接動手毆打卞仲耘，但這並不等於她沒有“參與”紅衛兵學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宋彬彬當時是高三學生，也就是說，她是學校裏年齡最大的學生之一。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學校裏年級的重要性。鄧榕和劉婷婷，縱然父親的社會地位比宋彬彬父親的高，在學校裏，也不能完全不在意年齡最大年級最高的宋彬彬。何況1966年8月5日，宋彬彬位於師大女附中的權力中心，是師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這句話，從她嘴裏說出來，是很有份量的。

聽到宋彬彬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這句話的陶洛誦，後來移居澳洲。如果不是實情，那麽陶洛誦有什麽其他的理由，要寫下這樣一份招惹鄧榕和宋彬彬的文章並且冠之以“證詞”呢？而如果鄧榕和宋彬彬沒有參與卞仲耘事件，以他們的地位金錢和權勢，他們倆人會對陶洛誦的證詞保持沉默嗎？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難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道歉的誠意，那麽她首先邀請的，就應該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還有王晶堯和卞仲耘的孩子們。王晶堯和他的孩子們沒有出席這個見麵會，在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他們說，他們沒有被邀請出席這個見麵會。同時，卞仲耘的家人也表示，他們對這次見麵會的“思想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請也不會出席。如果宋彬彬真有道歉的誠意，也不至於不久前還在與葉維麗劉進吳迪一起攻擊寫出卞仲耘受難真相的原師大女附中學生，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博士。這個道歉見麵會的策劃者是葉維麗；劉進向宋彬彬道歉從而減輕宋彬彬的責任，也是這個節目的一部分。想想看，誰上天安門給“領袖”獻紅袖章豈是劉進一個學生能夠隨機決定的？我相信，在陳小魯的道歉被社會廣泛地認可之後，葉維麗等人看到了一個洗白宋彬彬的機會，他們想讓卞仲耘受難事件責任者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陳小魯道歉這趟火車，從而讓那個責任者宋彬彬自然而然地在公眾視野中漸漸遠去。應該說，這是一個不錯的策劃，隻是他們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孩子及他人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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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宋彬彬最近站出來，為文革前期的迫害老師案道歉。她倆說自己沒有有效地阻止她人野蠻地打老師，致使副校長慘死。至於誰打的，她們不揭發。這算不算誠摯道歉，大家一看就明了。如此質量的“反悔”，充其量就是個文過飾非，推卸責任。這和清華的朱玲“鉈”中毒案，有點雷同：孫維等一幹女室友，個個裝聾作啞，沒有一個站出來講實話，致使凶手（們）仍然逍遙法外。

兩個案子有很多共同點：

1。都是高幹的女兒涉案。劉進的爸是原北京的副市長，宋彬彬的爸宋任窮是開國上將、文革後的中組部長。孫維的爺爺是江澤民她爸在日汪時期的漢奸同僚，江主政時的政協副主席。

2。涉案的人都在文革後既得利益家庭裏。所以沒人被追究，被調查。劉進的爸被平反，宋彬彬的爸當了中組部長，權傾一時；有份參與的劉婷婷、鄧楠就不更用說了。孫維呢，被爺爺和江爺爺罩著。

3。都是學校沒有積極立案。堂堂清華不積極立案，對朱玲鉈中毒隨之任之；北師大也不積極立案，對死去的附中副校長，冷漠至極。

不同的是：文革前期有人打死了校長，說是文革的錯，全推給了老毛去負責；改開時期毒慘了朱玲，都說是個人的錯，結果沒人去負責。

對劉進、宋彬彬的道歉先舉個案例：

趙一、宋二、張三、李四、王五，一幹人去酒店找小姐。結果把小姐給糟蹋死了。臨了末了，李四王五出來說，我們要道歉：我們沒有有效地阻止他人野蠻，致使小姐死了。

至於趙一、宋二、張三誰幹的，李四、王五沒說，也不說。那請問，李四、王五算不算同案犯？算不算知情不報，算不算包庇壞人，市公安對刑事部要不要主動立案？

再對劉進、宋彬彬道歉中說的情形問幾個問題：

1。劉進、宋彬彬在道歉中說，批鬥老師的是初三女生和高一的女生，那能不能說出來是那些女生？總不能讓全校女生一起背黑鍋吧？

2。劉進、宋彬彬在道歉中說，讓副校長在樓上廁所喝髒水的是個高一的女生，哪又是誰呢？

3。劉進、宋彬彬在道歉中說，把副校長從樓上推下樓梯的的女生，又是誰呢？

4。劉進、宋彬彬在道歉中既然說得有鼻子有眼，就是說她們倆是知道誰幹的。現在既然覺悟了要道歉，那何不到公安機關去舉報這些動手打死校長的人？那可是凶手那，不舉報就是“包庇罪犯”，是要負刑事責任的。

接著還有幾個問題

5。劉進、宋彬彬既然說是誠摯道歉，那劉婷婷、鄧楠是初三的還是高一的？她們參與了打校長的行列了嗎？

6。如果劉婷婷、鄧楠沒有參與打死校長，是不是也該出來做個了斷，鄧楠又特喜歡出頭露麵的嗎，總該有一句話。

2014年1月16日，俄亥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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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道歉風再次刮起，罪惡元凶也就再難遁形

策馬嘯西風

當高官子弟帶有特殊使命，紛紛粉墨登場，以道歉方式控訴文革“罪行”，繼續堅持“文革是動亂”，“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謊言可以欺騙一時，難以持續永久。鄧家特色黨徒、貓子貓孫們，不斷製造新的謊言掩蓋舊的謊言，從而“要堅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底線”。然而，百密難免一疏，特色算計，畢竟會弄巧成拙。特色黨徒、貓子貓孫們操控的妖魔化文革，嫁禍毛澤東的陰謀，伴隨特色官媒的編造曆史，篡改事實，客觀上讓人們逐漸看清文革真相，一個驚天大騙局若隱若現，一個擅長轉移鬥爭大方向的陰謀家，一個作惡多端的曆史大元凶再難遁形。當年反右，誰是故意擴大打擊麵，株連眾多無辜受害者的反右領導小組長？文革初始，誰將毛澤東講“走資派就在黨內高層”陽奉陰違，形左實右，轉移鬥爭大方向，並故意引向民間，肆意擴大化？誰在中央派出工作組，親自授意打砸搶，挑起武鬥，煽動群眾鬥群眾？誰在出謀劃策組建的“西糾”、“聯動”反革命打砸搶組織？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通過移花接木，栽贓陷害，將己罪惡全部扣向毛澤東，定調“文革是動亂”，“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由此，一個做惡多端、罄竹難書的曆史巨奸終於浮出水麵，再難遁形。

一個反複無常的陰謀家，一個投機革命的階級異己分子，一個貪天之功據為己有的無恥之徒，一個集人間罪惡於一身的世紀元凶，一個靠發動宮廷政變，陰謀篡權的竊國大盜，一個推中華民族於封建殖民地的罪魁禍首，一個毫無馬列主義常識的厚黑專家，一個葬送社會主義大業，強給中國人民惡補資本主義一課的死不悔改走資派，一個用機槍坦克血腥屠殺大學生的法西斯劊子手，一個將子女財產轉移美國，開中國特色裸官執政先河的總設計師，一個將中國600噸戰略儲備黃金納入私囊的欺世大盜，一個厚顏無恥，垂簾聽政三朝的當代慈禧，一個沒有擔任國家領導人職位，卻恬不知恥自封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絕代大騙子，一個完全投降美國，按照美國滅亡中國戰略設計改革的曠古大漢奸，人類所有的罪惡你都做盡做絕了，人類所有的道德底線都被你洞穿了。說你是衣冠禽獸，其實你是禽獸不如；說你是魔鬼，魔鬼都羞與你為伍。這就是被鄧家特色黨徒、貓子貓孫們尊奉的曠古絕今、潔白無瑕的完美偉人。然而通過詮釋其言其行、其人其事，剝開鄧氏偽裝，還原其魔鬼真形，使其真相曝光天下。

做事如此，其言可知。如果說，還有人要高舉這樣所謂的鄧氏歪理邪說為金科玉律，奉這樣的惡魔為改革總設計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隻能說，這樣的人要麽是不明真相，要麽就是包藏禍心。如今，騙子的畫皮已被扒開，魔鬼形象昭然天下，那些騙子們說“文革是動亂”、“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的鄧家特色黨徒、貓子貓孫們，對照鄧氏講話，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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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劉亭亭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明確表示鄧參與行凶。目擊者女附中退休教師林莽和另一位老師在案發當天用左手給王晶垚先生先生寫了一封匿名信，證明卞校長是被活活打死的。

林先生12年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劉與王的女兒劉亭亭。

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省無為縣人，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她是“文革”發生後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劉亭亭，原籍湖南寧鄉。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1951年生於北京。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過。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表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文革”中親曆了嚴酷的政治鬥爭和父母的冤案，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後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後，她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為照顧母親，回國創業。2006年王光美彌留之際，將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托付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