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炎黃的子孫”是“戎狄的兄弟”
在北京“犬鹿說”討論會上的書麵發言
芒·牧林教授的亞洲民族起源的“犬鹿說”，應用的是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我曾經在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中提出，北方諸族是從中原出走的想法，這與芒·牧林先生的說法有些差異，但“中華民族同源”的結論卻是完全一致的。
事實上，不僅蒙古人種是同源的，世界人類也是同源的，他們在向全球各地遷徙時，離析成了不同的種族。近四、五千年來，人類發展的主流是“融合”；但在數以十萬年計的遠古，主流卻是“分離”。那時孤立族群的人數很少，反覆的近親，乃至直係親屬間的繁育行為，造成了不同群體間的體征區別。兼之於自然選擇，體力和智力上的弱勢群體被淘汰，於是形成了若幹個不同的強勢“人種”。
今天，世界上不同種族間的是沒有生育壁壘的。這說明，盡管人類的體徵和形象都發生了區別性的變化，但他們的遺傳基因卻幾乎是完全等同的。這個現象當然隻能用“同源說”才能解釋，人類都是源自“非洲智人”的學說，就是詮釋這個現象的理論。幾年前，我訪問過民族研究所，我發現許多學者對此有疑慮，似乎支持“多源說”的多，讚同“同源說”的少。換句開玩笑的話說，在中國學術界，“周口店人”與“非洲智人”還在打架。
芒·牧林教授提出的“中華民族同源說”，是大約兩萬年前的事情，發生亞洲的東部的事情。因此，這個學說未必需要“人類源自非洲”的假設。盡管，我認同全世界的人類是從非洲走出來的，芒·牧林教授認為亞洲人類祖先是獨立發源於東北亞的；但關於十萬年前的遠古爭議，大可不必影響我們的祖先在兩萬年前是同源的共同立場。
任何“同源說”或“一源說”，都是有人要反對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反對“非洲智人說”是在所不惜的，“大漢族主義者”也不會認同自己是與“戎狄”同源的。當然，“黃金家族”也是不願意認同在黃土地上挖泥巴的農業民族的。人類群體的“自我感”和“優越感”是無處不在的，這是障礙認識真理的主觀原因。
在現代基因科學出現前，研究人類源流的主要工具是“比較體質人類學”和“比較語言人類學”，兩者相輔相成，成果相得益彰。例如，體質相近的“印歐人種”，被證明他們的語言也是同源的。一年多前，《紐約時報》報導，西方比較語言學家和分子生物學家，在某個人類學的研究上得出了相同的結論，這個榮譽究竟應該歸誰呢？這至少說明，基因科學證明的人類學結論，往往是比較語言學家預言了的。
比較語言學的手段在西方是常用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在中國卻是久久不敢嚐試的；中國人少用了一個大方法，自然也吃了一個大虧。西方語言學進入中國後，情況開始變化，其標幟性事件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1889─1978，Karlgren）在構擬上古漢語語音係統時的方法性貢獻，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共同翻譯、注釋和補訂了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是現代漢語“語音學”或“音韻學”的啟端。
高本漢、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以及張琨等人的工作，是基於“中古音”的反推，是基於與“詩經韻”的歸納，是基於與廣州、客家、福州等方言的比較，是基於日譯吳音、日譯漢音、朝鮮借詞、越南借詞的語音調查，還通過比較發現了漢語與藏緬語的聯係。他們從訓詁學的內在“循環比較”中跳出來，開始了將北方漢語與異方言、異語言進行“外向比較”，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就和學問。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受高度重視的語源學研究成果，它包含清代文字學（即“乾嘉小學”）和現代漢語語音學的成就。他構擬的古音不少是“陽聲”或“收聲”音，隨便舉兩個例子：“厲”作liat，“製”作tjiat，讀起來很像廣東話。因為前輩們很重視用廣東方言作比較對象，所以他們構擬出來的“上古音”就帶廣東腔了。前人的研究不少是帶主觀因素的猜測，是有待檢驗的假設；而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結論。不帶偏見地去認識中原古族的血緣和語言，認識它們融合和變遷過程，是尋找漢語語源的基本。然而，大師們把“三麵七方”的語言或方言都找到了，唯獨忽略了對“北方”諸族語言的注意。他們雖然知道漢語是由中原古代語言轉化而來的，但中原古代語言是什麽語言呢？他們至少不認為是與阿爾泰諸語同源的。所以，他們的方法雖然是對的，但構擬出來的“上古音”卻是有些問題的，至少也是有些缺失的。
事實上，北方諸族與古代中原居民同源的語言證據，是極其豐富的。
例如，漢語的“水”和“土”，是與突厥語的su和toprak相關的；
“天”和“氣”，是與蒙古語的tengri和hi相關的；山嶺的“嶺”
和雨水的“雨”，是源自通古斯語的alin和huur的。看來，水、
土、天、氣、嶺、雨等字的先秦讀音，和現代讀音沒有什麽重大的差別的。
說山嶺的“嶺”字是滿語alin的縮音，是“有書為證”的。《史
記·吳太伯世家》有“吳王不聽（伍子胥的話），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的記載，這個“陵”是“丘陵”的“陵”，是“山”或“高地”的意思。《金史·國語解》說“阿鄰，山”，而“艾陵”顯然就
是“阿鄰”或alin。齊國地方地名“艾陵”是女真語，這片地方的上古語言可能是通古斯語。
而像toprak、tengri、alin的多音節字，縮減為單音節的“土”、
“天”、“嶺”，就是阿爾泰語式的中原古代語言，朝藏緬語式的北
方漢語的轉型過程。這個轉型期可能經曆了夏、商兩代，但在象形文
字已經創立時，漢語的基本形態一定穩定了；如果那時中原地區還在
使用多音節語言的話，中國文字是會走上拚音文字的道路的。
以單音節字素為特徵的“漢語”，可能就是先秦的“雅言”。而漢語
裏的許多的同義詞，又都是各種古代部落語言的沉澱。以現代語言學
分類來看，這些古代中原部落應該分別隸屬於今天語言學分類的突
厥、蒙古、通古斯語族。當然，這三大語族也是融合而成的，更多的
古代部落語言是被兼並了或湮滅了。中國第一部字典《爾雅》，做的
就是“搶救瀕危語言”的工作，它把這些部落語言的語詞紀錄下來
了，不過往往隻記了一個音節。
中原古代語言是“阿爾泰諸語”，也是有根據的。
“夏曆”是在夏代製訂的，“夏部落”是中原部落聯盟的盟首。夏曆
十二生肖的“申酉戌亥”四字中的“申”和“亥”二字，就是蒙古語
的“猴”字sam和“豬”字gehai；因此，發明夏曆的那個部落是說蒙
古語的。《史記正義》和《史記索隱》又都注釋，“虞舜”的母親是
叫“握登”的（見《史記》第32頁），“握登”就是蒙古語裏的“夫
人”一字“合敦”，這又再次證明夏部落是說蒙古語的。
再來看商部落的人名，宋國國君是商紂王的後代，宋國亡國之君叫
“頭曼”，與匈奴單於“頭曼”同名。“頭曼”（tuman）是滿語和蒙
語中的“萬”字，漢語的“萬”（音man）是tuman的縮音。Tuman也
是部落名，俄羅斯境內有個共和國叫“圖曼”，過去也譯作“土
文”。族名常轉化成姓氏、人名、稱號或地名，匈牙利有Tuman氏；
突厥人有“土們可汗”，中朝邊界有“圖們江”。商部落與北方民族
的同源的證據還不勝枚舉，顧頡剛先生早就說它是“鳥夷”，看來它
是一個崇奉“鳥圖騰”的通古斯部落。
周部落的情況也一樣，它的許多統治人物都有著蒙古或女真人名的。
例如，“納蘭胡”（Naranhuu）是非常普通的蒙古人名，意思是“太陽之子”。《史記·周本紀》有一個著名的諫臣“芮良夫”，“芮”讀“納”（na），“芮良夫”就是“納蘭胡”。又如，武王伐紂時的
“師尚父”，勸阻穆王伐犬戎的諫臣“謀父”；人名“師尚”就是“息慎”，“謀父”就是“靺鞨”，它們都是通古斯族名轉化來的。
直到今天，蒙古族叫“木合”的人還很多。
至於秦部落是戎狄，則是更明顯的事實，陳夢家先生就說秦部落也是
鳥圖騰部落。而從秦始皇和清代雍正皇帝的名字一樣，也可以看出秦
部落與北方民族的關係。秦始皇叫“贏政”，雍正叫“胤禛”，我想
這兩個名字就是蒙古人名“按陳”，或女真人名“按春”。又如，商
鞅在秦國改革政事很有成就，被封為“大良造”。我以為“大良”就
是“達賴─恩”（dalain），就是蒙古語“大海”的形容詞，商鞅被
封作了“大海般的官”，地位實在太高了。
夏、商、周、秦四個朝代統治部落的語言，統統都與北方民族語言有
關；而以上麵不多的這幾個例子，用北方民族語言，特別是用蒙古
語，就可以訓出很多個漢語的古代音來。在如此證據確鑿的情況下，
“炎黃的子孫”還能認為自己不是“戎狄的兄弟”嗎？
由象形文字發展起來的漢字係統，“詁義”不難，“訓音”卻可以各顯神通，廣東、湖南、福建，乃至日本、朝鮮、越南……都有各自的“訓”法，我們不應該反對用它們來比較北方漢語，但如果用它們來訓古代漢語中的阿爾泰諸語成分的話，就顛倒了漢語語源的“本末”。高本漢、趙元任等人的比較研究方法是先進的，但又是有偏向性和片麵性的；芒·牧林教授拿蒙古語來訓漢字或漢語，可以說是“糾”了他們的“偏”。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術進步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麵。首先，甲骨文獻的發現，改變了一部分傳統的學術方法，以王國維為代表走出了“以書證書”的死套，以識別甲骨文開始了“以物證書”的方法；而顧頡剛又啟動了現代“疑古論”，為考古學和考據學提供了刺激性的動力。王國維和顧頡剛是立足於解決中國特殊問題，思想新穎的兩位偉大學者，傳統文字學對他們研究顯然是很有幫助的。
其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曆史動力學，和社會發展的階段說，在郭沫若、翦伯讚、侯外廬等人的引介下進入中國，令國人大開了眼界，從此中國史學有了研究社會發展的大綱。而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除了對階級鬥爭有認識，對人類的起源、語言和民族問題，也多有生動的論述。但是，教條主義的傾向，和對號入座的方法，又一度使它失去了活力。
第三，留洋的胡適還提出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然而，這個兩麵俱到的“方法論”式的口號，並沒有對中國學術起了實際的幫助。因為傳統學術的考據，本來就非常小心，甚至非常煩瑣；乃至反對新事物的人，總可以說別人走老路走得還不夠小心。當然，胡適也不可能告訴我們，問題是什麽？方法又是什麽？學術就是探索，就是求新；每個人都要自己去走，沒有現成的通向學術殿堂的道路。
但是，芒·牧林教授的“中華民族同源說”，就是一個大膽的假設，而且又有求證的比較語言學研究，盡管他的結論可能會有所調整，但他的格局是大的，方法也是有效的。他已經走出了一條有別於“以物證書”，更有別於“以書證書”的，有中國特色的“以比較語言求證人類同源”的道路。可以預料芒·牧林教授的學說將不斷完善，最終還將為基因科學所證明。
“犬鹿說”構築中華民族同源一體新框架
中國民族報20041112第7版
本報訊(記者阿勒得爾圖)中華民族有著共同的祖先“犬鹿氏”或“鹿犬氏”，約在1．5萬年前生活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紮賚諾爾地區和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地區。這是內蒙古師範大學著名蒙古族語言學家芒·牧林最近提出的新觀點。
芒·牧林經過大量考證後認為，距今約1．5萬年前的“紮賚諾爾人”是今天亞細亞地區80％以上蒙古人種(黃種人)的原始遠祖。那個時期形成的兩個血緣家族群體，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龍江中遊和鬆花江上遊地區(以“閻家崗遺址”、“昂昂溪大興屯遺址”為代表)，他們把狗馴化成人類的最早家畜，即“養犬者”；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山嶺和森林地區(以“蘑菇山遺址”、“嘎仙洞遺址”為代表)，他們把鹿馴化成家畜，即“養鹿者”。經過幾千年的進化，“養犬者”和“養鹿者”這兩個族群成為相互通婚的聯姻群體——“犬鹿氏”。
“犬鹿氏”經曆3次大規模的遷徙、繁衍和融合，最後形成近百個民族，遍布亞洲各地。
在距今約1．35萬年前的大遷徙中，“犬鹿氏”中一支沿鄂霍次克海經白令海峽抵達美洲大陸北部，成為印第安人的祖先。據地質資料證明，當時環太平洋的海平麵比現在高出300多米，亞、美大陸是彼此相連的兩個板塊，這次伴隨人類遷徙的家畜是犬和鹿。美國學者雷納多爾對美洲狗頭骨化石進行了DNA檢測，結論是狗大約在1．2萬年前從亞洲遷到美洲的，其恰好和印第安人從亞洲遷到美洲的時間相吻合。芒·牧林的推斷和雷納多爾的檢測，均被一個印第安人的墓誌銘所證實，這塊出土石碑上鐫刻的動物就是犬和鹿。另外還有幾支分別遷徙到現在的北極、日本、朝鮮等地。
約在1萬年前，“犬鹿氏”開始向東、西、南3個方向進行第二次大遷徙。一支沿鬆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上遊南下．到達東北平原和遼東半島，成為肅慎人和朝鮮人的祖先；一支從海拉爾地區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興安嶺東麓南下到達遼河流域，成為殷契、東胡、鮮卑人的祖先；一支從額爾古納河流域向西進發，沿克魯倫河逆流而上到達鄂嫩河流域，成為乞顏和韃靼人的祖先。
距今約8000至5000年前，先期到達金思台、遼河流域及遼東半島的“犬鹿氏”群體，分5路向西、北、東、南和中原地區進發，曆經2000餘年的大遷徙活動，遍布中國各地的“犬鹿氏”群體在母係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分別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東北平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西南長江上遊地區，分別形成以神話傳說為標誌、以不同名稱出現在史前時代曆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團。
“犬鹿氏”經曆3次大遷徙後又出現3次大融合。約在4500年前，炎帝與蚩尤、黃帝與蚩尤、炎帝與黃帝之間的大規模部落戰爭，導致黃河流域“犬鹿氏”後裔的第一次大融合。
夏、商、周時期，在中原地區由奴隸製轉入封建製，使分散各地自行發展的“犬鹿氏”後裔實現第二次大融合，“華夏民族”在這次大融合中形成。據芒·牧林考證，夏、商、周時期的主體民族及周邊地區的民族名稱，仍然是“犬鹿”的讀音變體或假借字記錄。
自公元前200年起，相繼建立起獨立政權的匈奴、鮮卑、拓跋、柔然、高昌、突厥、吐穀渾、渤海、回鶻、契丹、女真等北方遊牧民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政權先後對峙共處。匈奴、鮮卑、烏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遷，形成“犬鹿氏”後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芒·牧林在其論文《試探漢藏——阿爾泰語係親緣關係》中指出，約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逐漸形成長城以北蒙古高原、東北亞“阿爾泰語係”的諸語族語言群體以及長城以南“漢藏語係”的語族語言。他通過《M·斯瓦迪士修正反詞表》對漢、蒙古、滿、藏、突厥5種語言2000多條音近義同的諧音詞的讀音進行比較考查，驚奇地發現漢蒙、漢滿、蒙滿之間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尤其是漢蒙語之間的同源比例競高達94％。這幾種語言有著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對應詞大都出自秦漢以前的典籍、文獻，構語規則和語法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跡。從而芒·牧林推斷這兩大語係的共同“母語”是“犬鹿氏”3次大遷徙前蒙古人種語言體係。諸如“犬”的56種變體、“鹿”的26種變體都是因時、因地、因族而產生的同源詞族。
【文摘】蒙古族學者芒.牧林，發現漢語、蒙古語同源詞有3000多個
阿爾泰語係包括蒙古語族、突厥語族、滿-通古斯語族，三個語族在以下方麵有共同特征：元音和諧，輔音和諧，使用後加成分，是粘著語，有同源詞和類似的語法成分。這是把三個語族合稱阿爾泰語係的依據。但是，三個語族的同源詞太少，連數詞（如一、二、三）、日、月、眼、狼這樣的基本詞匯都截然不同，通過印歐語係和漢藏語係的情形可以知道，阿爾秦語係不能成立，它們之間的共性可能是借詞造成的。兩種觀點都有支持者。
阿爾泰語係得名於阿爾泰山。阿爾泰意為金，也譯為阿勒泰（地名）、阿拉坦（人名）。“金”在各語言中發音相近，是主張三個語族同源的證據。說這些語言的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主要從事遊牧、漁獵。他們包括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室韋、突厥、契丹、回紇（he)、女真、蒙古、滿等民族。匈奴曆史非常悠久，《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北逐葷粥（xun yu),合符釜山”，又叫山戎、淳維、鬼方等，公元前209年建國，成為中原的有力對手。東胡因居於匈奴以東而得名，被匈奴單於冒頓擊敗後，退居烏桓山和鮮卑山，成為烏桓和鮮卑二族。突厥在《周書》中被稱為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因居地阿爾泰山形似犀牛，當地語言稱“突厥”，於是以山名為族名。中國曆史上，北方族認為匈奴、鮮卑等是自己的直係祖先。女真與蒙古有血緣關係。而今新疆圖瓦人自稱蒙古族，圖瓦語屬突厥語族。裕固族的東部裕固語屬於蒙古語族，西部裕固語屬於突厥語族。在交往密切的民族中，語言的互相滲透是必然的。
蒙古族以狼為圖騰，成吉思汗的祖先傳說是蒼狼與白鹿所生，此非神話，而是圖騰觀念。突厥人也以狼為圖騰，旗幟上飾金狼頭圖案，衛士稱作附離，意為狼。滿-通古斯語族的人們以狼為神，舉行薩滿教宗教活動時黑狼神是巫師的護神和助手。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龍，考古界認定為“豬”，其實是狼。阿爾泰語係由狼崇拜連成了一個整體。所以，即使不承認語言同源，也可以同意文化上的依存關係。自上古時代，各個民族就不斷融合，如匈奴、鮮卑、契丹、女真等更是大規模地融入漢族。漢語的“天”一字的讀音，應借自蒙古語族的“騰格裏”。“一何”（表示“多麽”）可能借自蒙古語族，如“吏呼一何怒”，蒙語ix就是“很”。《史記.五帝本紀》引用《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tao tie)。”這種怪獸是狼的變體，指人，是圖騰。天狼星是夜晚最亮的恒星，命名者應是以狼為至高神的民族。漢語名稱應是借來的。上古時代華夏與阿爾泰語係諸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進入語言、文化也是正常現象。
蒙古族學者芒.牧林研究了蒙古語、漢語、藏語、滿語的詞匯，發現漢語、蒙古語同源詞有3000多個。在121個核心詞中，同源詞比例為漢蒙語之間94%，漢、滿語之間87%，漢藏語之間65%。就是說阿爾泰語係與漢藏語係有共同的起源，漢語與蒙語比漢語與藏語更親！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