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昨天三月五日是周恩來誕辰一一一周年紀念日，從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離開我們遠行訖今已有三十三年了。我見過周恩來晚年的身影，他始終在我腦際縈繞。記得在七四年十月間，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過春節，他們找我與王知常一起去匯報寫作組的工作，談話間，張春橋說總理曾提出要徐景賢與我一起去北京，讓徐參加文化部的工作，讓我去參加科教組的工作，多管一些教育方麵的事，會上江青不讚成，她說把他們都調到北京來，將來需要文章的時候，找誰啊！所以，這件事也就擱置下來了。當時，王知常在寢室對我說，人在事在，人亡政息。他說這話的意思是不希望我離開上海寫作組的工作，從我自己講，我也不想離開寫作組，因為寫作組有一個班子在，而且有複旦和師大這二所大學的文科作支援，更有自己的刊物作陣地，報紙也能呼應過來，上麵有徐景賢給我撐著，方方麵麵如魚得水。一個人去北京，麵對完全陌生的環境，京官難當啊！我這個讀曆史的還多少懂一點，那時上海的幹部如石西民、金衝及、沈竹去北京後的日子都不好過。所以根本就不想去，既然江青給我擋住，我是高興的。對總理能夠想著徐景賢和我，我還是感激的，心裏有一種知遇之恩。總理日理萬機，怎麽會想到上海有我這麽一個人呢？而且在此之前，我與總理沒有任何個人之間的來往，當時我一直在反來複去地思考為什麽那時總理會想著徐景賢與我？還有一件事，去年香港出版了一本介紹於會泳的書，書的題目叫《走向毀滅》，介紹於會泳的經曆，於會泳出身於搞民族音樂的專業創作，後來從上海調北京在江青身邊搞樣板戲音樂創作。我見過他幾次，但關係不深。我身邊用了一個貼過他大字報的高義龍，為此他還很不高興。我對高義龍說，你盡管在文藝組工作，隻要不在外麵太張揚，我能保你平安無事。所以我與於會泳的關係淡淡然，說不上好，也談不上壞，各人工作的方麵也不同，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在這本書的第四章中講到四屆人大國務院文化部部長人選的時候，周總理提出正式恢複文化部，並說有人提名讓沈雁冰（茅盾）來任文化部長，遭到江青與張春橋的反對，於是周恩來提出“徐景賢行嘛！”張春橋也反對，張說：“上海的工作離不開徐景賢。”周恩來接著說：“那麽我不調徐景賢，調朱永嘉來還不行嗎？”結果張、姚還是舍不得我離開上海寫作組的工作。毛不讓江青參預四屆人大的組閣，但總理安排各部人選時，還不得不考慮江青的情緒，所以在張、姚的係統中，找一二個還比較能辦事的人去國務院工作，也便於相互溝通。所以才會在上海的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挑選徐景賢和我，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得大家都能融洽相處，當然文化部長最終還是於會泳去當。其實誰去當文化部長，在那個時候都是放在火坑上烤呀！我是無法侍候好江青的，也很難與遲群相處得好，這次實在是逃過一劫。事後回想起來，雖然當時沒有人告訴我上麵討論人事問題的具體情況，但在四屆人大會議時，於會泳對我特別熱情，幾次到我住地來看我，毛澤東去世時，我去北京參加追悼大會，他又二次來住地探視我，過去從未有過那樣的熱情，七五年於會泳來上海，看到我在上海組織歌泳大會，他感到這種形式很好，立即去北京推廣。但現在想來，這一切都事出有因吧！大概因為他頂了我那個位置。其實不然，否則的話他的處境或許是我該受的，現在想來他可是我與徐景賢的替死鬼。所以事情的得與失，幸與不幸都很難說，不管怎麽樣，總理這番知遇和盛情我是永遠銘記在心的啊！然而我一直在思索的一個問題，周恩來為什麽會記得和想著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呢？他是從哪兒知道我的呢？
由於過去我並沒有直接與周恩來麵見和交往的機會，我隻能從與周身邊的人的接觸過程來思考了。我記得江青在六七年四月間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的那篇“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稿上，講到姚文元寫的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毛在姚的名字旁加了一個括號，說：“及其組織的寫作班子，”那就是我們那個羅思鼎小組，毛所以會加上這一筆，那當然是姚向毛報告的。六九年我們去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的觀禮活動時，姚的夫人金瑛也在內，那時我們都住在中南海，周的夫人鄧穎超特地到住地來探視我們，這樣金瑛與我一起都與鄧在中南海我們住地的院子內交談過。這些事，或許在周的耳邊多少留下一點印象。六八年九月以後，姚讓我們在上海成立《紅旗》組稿小組，那是經毛批的，以後我與王知常，肖木三個人，在上海為《紅旗》組織大批判文章和總結鬥批改的經驗，那時我們與文匯報社一起組織的關於鄉村赤腳醫生的報導，與新華社上海分社搞的上海機床廠七·二一大學的經驗，以後又讓胡錫濤搞的同濟大學五·七公社的經驗，後來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召開的理工科大學座談會紀要，文科大學座談會紀要，這些都是我在旁做組織工作，複旦理科和文科的幾個試點也都是我通過朱惠民在具體抓的，這些情況我都比較熟悉，我抓這些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便是根據毛《實踐論》的思想，強調課堂教學的整個過程中，學生一定要親自在動手參加實踐的過程中接受知識，不僅學習知識，也要學會如何動手做事的能力，所以同濟大學五·七公社的經驗是強調結合典型工程進行教學，讓學生帶著生產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係統的理論知識學習。在複旦理科我強調學校辦工廠，讓學生結合生產課題中的問題進行學習，那是帶了問題學習係統的知識。複旦物理係便辦了四一電子工廠，生物係結合農業生產實踐的問題，數學係也到工廠去結合生產中的實際問題講數學，連蘇步青、穀超豪也去了江南造船廠，大學者下廠也確實幫助工廠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那些經驗還都登了報，因此這些點上的情況，由於我參加了座談，聽過匯報，改過稿子，所以讓我講這些方麵的事，如數家珍，可以說得有理論有實際，不僅頭頭是道，而且一清二楚。七一年時，總理派劉西堯到上海來了解教改的情況，這個事本來應該是文教組去匯報的，文教組的頭頭是警備區來的，叫楊一民，他不懂行，一點也講不出來，他隻能拖著我去向劉西堯匯報。那次我在東湖賓館給劉西堯足足匯報了二天，到了第二天他是頻頻點頭，讚不絕口。也許劉西堯回北京，向總理匯報教改方麵的事，給他留下了印象。以後北京和外地來的頭麵人物，要了解上海一月革命和文教方麵的情況，我成了接待員，如魯迅的兄弟周建人到上海來，我也陪了他二天。
另一次是七四年的夏秋之際，在北京召開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我是上海代表團的團長，實際組織這次會議的是總理身邊的李琦，在賓館我住的房間與他是貼門相對，所以二個人一來一往便熟悉起來，在五七幹校時，他與金衝及在一起，他對石西民從上海帶去北京文化部的金衝及與沈竹都很欣賞，那時金衝及與沈竹都在文物局王冶秋手下，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我在李琦房間與他閑聊時，他給我說金衝及這個人你們想不想收回去，他想回上海啊！這個話我就很難說了，因為這個問題，我做不了主，從我個人講，我當然希望他回上海，我的擔子可以輕許多了，但這要張春橋、姚文元作主的，我既不能點頭，也不能搖頭。李琦看我不說話，他說你們不用我用了，所以金衝及會一直在他的手下。過去有人說過，士大夫用則似虎，不用則似鼠，這個話有一定道理。金衝及在文化部，確實埋沒了他的才學和能力。到了李琦那兒便有充分的機會施展他的才能了。幸與不幸決定於機遇，知識分子看重知遇自己的人，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這話還是有道理的。在中國傳統社會知識分子要講什麽獨立性，實際上還是空話。總還要依附在一張皮上，不是這張皮，便是那張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皮沒有了，那張皮上的毛就倒黴了，我的結果也就是這樣。話再說回去，在七四年秋天北京召開的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上，我也作了一個發言，講思想發展中源與流的關係，我借用的還是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的精神，曆史上的思想資料隻是流，不是源，許多人把這個關係顛倒，把過去的思想資料當作源泉，這是誤解，吸取什麽，發揚什麽是現實的需要，必須落腳於古為今用。他聽我這個發言後，大為讚賞，說我講在點子上。總理雖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總理應該知情的吧。文化部長，總理隻能從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邊的人中排，所以排徐與我，隻是與於會詠比，那個好使喚一些罷了，關鍵是要江青點頭，江青當然要挑選於會泳，畢竟他跟江青久了。即便如此，我與徐對周都有一種知遇之恩的感覺，這種情感徐在《十年一夢》中反映得很清楚。徐得以保外就醫提前出獄，還是由於鄧穎超的援手，這一切都是看在總理的麵上。
至於說我們在批林批孔中，影射攻擊周總理的問題，那真是冤者枉也，根本沒有這回事。批林批孔就是為了解決林彪事件所留下的惡劣影響，林彪是尊孔的，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詛咒毛是秦始皇，是暴君，毛是反孔的，尊法反孔是毛一貫的思想，批林批孔就是那麽回事，沒有其他的用意。抓了“四人幫”以後，我們成了清查對象，所以會提出批周公的問題，在全國範圍內聲討影射史學，其實隻是為了借此激起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而已，但在清查運動中把我們寫作組給整苦了，後來在審判我們時，這一條根本就不提了。因為，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嘛！再說影射史學這個概念作為貶義詞也不能成立，它隻能是中性的，人們為什麽要讀曆史，那是為了以史為鑒嘛，結合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來解剖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為未來指明方向這本來是人們閱讀和研究曆史的出發點。什麽為曆史而曆史，那隻能鑽牛角尖，隻會把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了影射史學實際上害苦了曆史研究。現實生活的問題需要借助曆史來為其指明未來方向，曆史、現實和未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啊！批影射史學不僅害苦了大陸的史學工作者，而且還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學名家，跟著一起說錯話，真是以訛傳訛害人不淺。
說我們反總理的另一件事，便是我們對周培源那篇強調要加強基礎理論的文章持保留態度。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反對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我們認為應該加強，但畢竟是少數人幹的事，不能大家都去做揚振寧、李政道啊！多數人應該到生產實踐中去，從那裏提出研究的課題，為生產服務，這實際上是如何處理應用與理論研究之間關係，這根本說不上什麽反總理的問題。事後為了消除誤解，我們還請周培源來上海一敘，是徐景賢與我一起在錦江飯店與周培源共進午餐，大家都很高興，有些人在這個問題上，借題發揮，無非是為了討好什麽東西，說來也實在無聊。
最後我還得說，對周恩來總理我還是尊敬的，有感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底，中日建交以後，周總理陪田中角榮到上海，在中蘇友誼館的宴會廳，舉行宴會，我也在場，總理到各個桌子祝酒時，他跟我碰杯，還特意說了一句保重身體。啊！那時我因胃出血剛從華東醫院出來，醫院打報告要給我作胃切除的手術，張春橋不同意，這大概是徐景賢告訴總理的。宴會結束後，他還召集市委常委去錦江對麵的錦江俱樂部會議廳接見大家，還特意通知我去，我們坐定以後，總理說今天他請客，每人一盒紫雪糕，接著便給我們傳達了毛澤東與田中的談話記錄，這一天他很興奮。第二天徐景賢還告訴我，他把我們編撰的《戰後帝國主義經濟》一書送給了總理，總理很高興，並說以後有這方麵的書都要報送給他。我讓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識青年自學叢書，總理知道了，立即讓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到上海，即送他一套。總理去世以後，我自己去市革會在外灘的大廳布置靈堂，我還去黨校那兒布置靈堂，因為那裏是我們曆史組工作的場所，寫作組的成員對總理的去世都是非常沉痛的。我們大家到現在還在懷念周恩來總理，很多人都還在，曆史的真相總還是能夠說清楚的吧。那些沒有根據的胡言亂語，隨著時間的檢驗，終將灰飛煙滅，對許多事，曆史自會作出公正的裁決，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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