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晚，北京大學官方微博發布消息：著名的數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的傑出領導人，第九屆、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民主同盟第七屆、八屆、九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九屆中央委員名譽主席，歐美同學會原會長，北京大學原校長，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丁石孫同誌，因病於2019年10月12日14時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丁石孫於1984年3月至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長。沉痛悼念老校長！
丁石孫。圖/北京大學官方微博
晚年的丁石孫，總是坐在這間不足30平方米的起居室裏。
他腿腳不便，十多年前還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任上時，他已用上輪椅。後來，若非不得已，他很少出門。
最近這些年，他視力下降得厲害，書報已不能看，起居室的電視機很大，但他仍看不清。
他總是坐在起居室的單人沙發上，一坐就是一天。沙發旁的小圓桌上，放著一杯濃濃的綠茶。他在上海長大，一直保持著喝綠茶的習慣。
夫人還在世時，會挨著他坐著，與他聊天。夫人病重後，他便獨自坐著，聽電視、聽音樂。他喜歡貝多芬，尤其喜歡《歡樂頌》和《英雄交響曲》。
退下來11年了，常去看望他的人不多，妹妹丁永寧是其中之一。她剛走到起居室門口，豎著耳朵聽聲音的丁石孫就能從腳步聲中分辨出她：“你來啦。”
他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耳聰目不明，五體不由己，話也越來越少。但窗外的人和事，依然聲聲入耳。
“老丁”
妹妹丁永寧曾任新華社資深記者，離休後擔任國家高端智庫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常把國內外大事說給丁石孫聽。丁石孫偶爾會發一兩句議論。
民盟中央研究室主任劉聖宇曾擔任丁石孫的秘書，他也常從網上搜集新聞，尤其是知識分子關心的事，打印一摞，帶去念給丁石孫聽。
不過，丁石孫最喜歡聽的，是有關北京大學的人和事。
劉聖宇199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當年便來到丁石孫身邊工作。那時，丁石孫早已卸任北大校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不過，劉聖宇的老師們都曾與丁石孫在那方園子裏共事。他從自己導師的近況說起，丁石孫便會接過話茬，回憶北大歲月。這些年來，他一直稱呼丁石孫“丁校長”，他們倆誰都不覺得有什麽不妥。
北大數學係原係主任李忠每年都會和一幫朋友去看丁石孫。
二三十個人，都是昔日師友，坐在丁石孫家六十餘平方米的客廳裏聊天。客廳裏放滿了來看他的人送的花。大家海闊天空地談著，沒什麽目的，學校的大事，係裏的小事，想到什麽說什麽。劉聖宇發現，這時候的丁石孫，仍然話少，但整個人的狀態都放鬆了下來。
李忠和其他人都保留了當年的習慣，稱呼丁石孫“老丁”。有工作人員不解，認為應該稱呼“丁委員長”，李忠不肯，覺得別扭。
北京大學前常務副校長王義遒常和李忠一起來。丁石孫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王義遒是教務長。看著眼前越來越沉默、笑容越來越少的丁石孫，王義遒常常想起近半個世紀前的他。
那時，丁石孫是北京大學數學係的係主任，瘦高的個子，穿著中山裝，氣度很好。王義遒是無線電係副係主任，常和丁石孫在學校的係主任會議上碰麵。
“文革”剛剛結束，北大百廢待興，丁石孫發言時，有點慷慨激昂的樣子，王義遒覺得，眼前這個剛剛年過半百的人，大約要做點什麽了。
“回去我要戰鬥”
1983年，北京大學校領導到數學係，向黨總支書記黃槐成了解丁石孫。學校對文革結束後數學係如何恢複正常教學工作很感興趣，讓他作匯報。
黃槐成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文革結束後，係裏麵對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對待工農兵學員與“造反派”出身的教師。當時，教師隊伍“斷代”，文革前業務水平高、教學經驗豐富的老教師人數不足，畢業留係的工農兵學員業務水平多數不能滿足教學需求，當過“造反派”的教師大多在運動中傷過人，老教授對他們很反感，希望能把他們清除出去。
時任數學係副係主任的丁石孫很慎重，他自己在文革中挨過整，但覺得如果簡單地趕人，會把他們推到對立麵。他希望能給這批年輕人第二次機會。
丁石孫基本功紮實，課講得好，在學生中名聲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嚴重警告處分。1960年，他在反右傾時成為“階級異己分子”，被開除黨籍。甄別平反後，“文革”又開始了，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關進黑幫大院，下放幹校，文革後才獲得平反。他的名字早在學校裏傳開，無論從業務上還是人品上，都很受尊重。
最後係裏商議決定，允許這批教師兩年內不授課，並幫他們製定教學計劃，重新進修。進修過程中，多數人跟不上，主動申請調走，少數人申請轉為行政崗位，個別人最終考上了係裏的研究生。這種豁達開明的處理方式，使數學係的工作早於全校步入正軌。
1980年，丁石孫被任命為數學係主任。1982年末，他辭去係主任一職，去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
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王學珍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83年，北京大學校長麵臨換屆選舉，校領導們商量提拔哪個係主任進校領導班子，大家意見比較一致，都覺得丁石孫把數學係搞得好
之後，北大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請大家填寫校長人選，副處級以上的行政幹部、副教授以上的教師均可以參加。丁石孫是得票數最多的人。
隨後，校方將意見上報教育部。1983年10月，在美國的丁石孫得知消息，自己即將被任命為北大校長。
有老友給丁石孫潑冷水，告誡他北大校長可不好當。姚曼華夫婦就持這樣的觀點。
姚曼華與丁石孫相識於1947年的上海大同大學，二人均是學生會幹部，均參加了學生運動，丁石孫還被國民黨投入監獄。後來，二人同時被大同大學開除，進入上海大學生的黑名單，不可再入學。1948年，他們各自北上，丁石孫考上清華大學，姚曼華進入燕京大學。建國後，因院係調整，二人相聚於燕園。姚曼華在北京大學教黨史，她的先生和丁石孫都在數學係教書，三人成為多年摯友。
姚曼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夫婦覺得丁石孫有理想有信念也有能力，但擔心他對困難估計不足，如果遭受挫折，可能會受到很大打擊。丁石孫卻躊躇滿誌。他預判到了困難，但相信自己可以做點事。回國前，他告訴友人：“回去我要戰鬥，不是一般地戰鬥，前後左右上下都要戰鬥。”
“他想在自己的任內把北大的民主和科學精神發揚起來。”姚曼華說。
1984年3月，57歲的丁石孫上任北京大學校長，王學珍上任黨委書記。
在就職講話中，丁石孫說：“一般的說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沒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這麽多年，火氣早沒了。同時，我也認為，中國的事情比較複雜，不是靠三把火能解決的。我隻希望能夠做到，下一任校長接任的時候，比我現在接任的時候，條件要好一點。這就是我的目標。”
“好像春天進入了他的心裏”
新班子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輕人。學校做出規定，教師年滿65歲必須退休，也不能參加學術委員會。如今，這批年輕人均已成為北大各個學科的帶頭人。
1985年2月，無線電係副係主任王義遒在美國訪學結束，回到北大，被提拔為自然科學處處長，在教務長領導下，負責全校理科的教學科研工作(另有社會科學處負責文科)。
1986年，丁石孫問王義遒，覺得北大存在什麽問題，他回答，沒有目標。“不少人工作都得過且過，沒有奔頭。這樣的集體沒有朝氣，沒有凝聚力。”
王義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市場經濟剛起步，“腦體倒掛”現象嚴重，“讀書無用論”冒頭，各種海外新思潮又不斷傳進中國，北大內校風、學風有些混亂浮躁。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孫提出了六點治校方針：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從嚴治校；貫徹競爭原則；堅持雙百方針，活躍學術空氣；樹立綜合平衡與全局觀念；分層管理，堅決放權。他還在中層幹部會上作了報告，大張旗鼓推行改革措施。
時任北大數學係主任李忠對其中的一項改革措施極為讚賞，即工資包幹製改革：各係根據教學任務確定應有的教師編製，學校據此確定工資總額，具體分配由係裏決定。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有的係超編厲害，但工資總額就這麽多，隻能處理掉那些不上課、科研任務也完成不好的人員。
根據“分層管理、堅決放權”的規定，數學係自主製定了分配辦法。分配向教學傾斜，不上課的教師隻拿基本工資，不發獎金；教學中又向基礎課傾斜，基礎課的工作量乘以1.2~1.3的係數，獎金也更高。教師的教學積極性立刻被調動起來。
丁石孫也以身作則。雖然當了校長，卻堅持給學生上高等代數這門基礎課，除非不得已，從不耽誤課時。
他還推動了北大的學科建設。北大曆來以基礎研究為主，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80年代，基礎研究麵臨著難以拿到國家課題和經費的困境。“學校決定，大船要轉向，要增加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比重。”王義遒說。學校成立了5個交叉學科中心，陸續開設15個國家和部門重點實驗室，加強了應用科學研究。
那些年，丁永寧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
每一任北大校長都可以在任內搬進北大燕南園的一套獨棟小樓居住，但丁石孫拒絕了，仍舊住在中關園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舊房子裏。丁永寧卻在他臉上看到了難得的笑臉。
“以前，我很難看到哥哥的笑臉。一會兒反右，一會兒反右傾，一會兒‘文革’，折騰極了。我看著他都覺得心疼。自從他當上了北大校長，我覺得他很陽光，意氣風發，準備大幹，好像春天進入了他的心裏，屬於他的時代來了。”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當校長就是要讓大家自由發展
在學生們的印象裏，丁校長總是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或灰色衣服，騎一輛舊自行車，穿行在校園裏。有人想找他說話，直接把他的自行車攔下來就是。
他的電話號碼是公開的。有學生覺得食堂太難吃，直接打電話到他家裏臭罵他一頓，讓他自己去食堂嚐嚐。他並不惱，真的開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係學生吃飯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進競爭機製，飯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競爭壓力，質量立刻提高。
他強調從嚴治校，但希望能給學生營造寬鬆的成長環境。“個人需要自由發展，老師也需要自由發展。我覺得校長並沒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辦法是創造條件讓大家能夠自由發展。”他後來如此回憶當時的治校理念。
他告訴王義遒，自己年輕時參加學生運動，沒有一門課是從頭學到尾的，大多靠自學。他覺得大學最重要的就是教給學生基本的學科知識和學習方法，打下基礎，培養素質。
1986年起任北大教務長的王義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務處曾做調查，發現北大理科各係文革前的畢業生當時仍在從事本專業工作的並不多。他們由此意識到，大學不應過分強調專業教育，而要拓寬學生的視野。學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興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時間都用於專業知識的學習，學校應尊重其選擇；如果想轉係，學校也會同意。
丁石孫讓王義遒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學生的需求和意見，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學生對話。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學生見麵交流。這些學生思維活躍，關心國內國際大事，雙方常就學校改革平等交換意見。
1986年入讀國際政治係的學生王佳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的北大就是他們心目中大學的樣子。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覺得自己對國家、民族和社會承擔著使命和責任，心懷熱情和希望。
新生被學長們告知，要讀《圍城》《麥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條軍規》，這是北大“準讀本”。“三角地”貼滿了講座海報。每到晚上、周末，各個教學樓裏會有各式各樣的講座，從朦朧詩到存在主義，從弗洛伊德到現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學社常常在那裏討論詩歌。學生宿舍和食堂的牆上，貼著原創或分享的作品，誰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駁。北島、多多、顧城三位朦朧詩派的代表詩人來電教報告廳座談，學生們毫不客氣地發表看法，其氣勢讓三位詩人似乎都有些怯場。
1987年，崔健在北大開演唱會，唱了《苦行僧》《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在此前後，黃建新的《黑炮事件》、陳凱歌的《黃土地》《大閱兵》和張藝謀的《紅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為這些導演檢驗新片、尋找知音的一個基地。
有一陣子，男生29樓每天晚飯時有個“笑林廣播電台”的自治播音，三個播音員，分別叫氨基酸、維生素和半導體。每天播音大約半個小時，莊諧雜出。他們動不動就給隔壁31樓的女生獻歌，於是幾座樓間一陣歡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慶，中文係教授謝冕著文《永遠的校園》，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學與民主是未經確認卻是事實上的北大校訓。二者作為剛柔結合的象征，構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這座校園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的現象加以考察，便可發現科學民主作為北大精神支柱無所不在的影響。正是它，生發了北大恒久長存的對於人類自由境界和社會民主的渴望與追求。”謝冕寫道。
但在數年的校長生涯中，丁石孫也常感到力不從心，推動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給時任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寫過兩封信，說已經幹了4年，身體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辭職。“我覺得一個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經盡了力了。”他後來解釋。
但辭職請求沒有被接受。1989年春節後，教育部領導找他談話，希望他繼續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訴王義遒，希望對方跟他一起醞釀新一屆行政領導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領導再次找丁石孫談話，批準了他的辭職請求。
在告別講話中，他說：“我當了五年校長，由於能力有限，工作沒做好；我是曆史樂觀主義者，相信後來的校長會比我做得好，會把北大辦得更好。”
猶抱初心何曾變
離任第二天，丁石孫回到數學係，找到時任數學係係主任的李忠。“他說，我來找你報到，請係裏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孫空閑了許多，他常常和夫人騎著自行車，到香山、植物園玩兒。有時候，也會一個人在校園裏默默地散步。
1990年，他左眼眼底出血，左眼視力基本喪失。
1993年，在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的提議下，丁石孫調入民盟中央，由兼職副主席成為專職副主席。
調任前，丁石孫有些猶豫，他原本想在北大數學係安安心心地教書。李忠勸他：“你對我們普通知識分子很了解，你到那個地方，可以代表我們發言。”
調任後，丁石孫仍然定期到北大給數學係一年級新生上基礎課。
1996年，他出任民盟中央主席。1998年3月，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98年，時逢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丁石孫到校出席紀念活動。介紹貴賓時，當他的名字被念出，全場響起了極為熱烈的掌聲。季羨林發表講話時說，北大曆史上有兩位校長值得記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孫。
校慶期間，丁石孫被校友們包圍了。學生們爭相和他合影，紛紛請他到自己班裏坐坐，為大家講上一課。常常才出一個班，就被另一個班“架”走了。
丁石孫的腿腳逐漸不靈便，2001年，他和夫人到姚曼華夫婦的新家做客。他的腿已不能行走，靠兩個警衛架著進門。看他身體這樣差，老友們覺得，可能是在北大當校長期間累壞的。
2013年，丁石孫訪談錄出版，取名《有話可說》。但在丁永寧眼裏，晚年的哥哥似乎更喜歡傾聽，常常處於沉默狀態。
她想起少年時期，哥哥推薦自己看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書是傅雷翻譯的，傅雷在扉頁後麵，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她覺得，每個字都可以貼切地用在哥哥身上。
不再承擔丁石孫秘書工作的劉聖宇，依然常常探望這位老領導。每每走進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孫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堅定。
在接受央視的采訪時，丁石孫說：“我是個失敗的校長，因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學校，不是這樣的，沒有達到。”
記者說，後來常常有人追憶那時的北大。丁石孫笑笑：“我運氣比較好，因為1988年確實是北大達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覺得，那種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記者追問：“你的信心會因此失去嗎?”丁石孫抬起手，放在領帶上：“那就不是我能做的，我從曆史上已經過去了。”
2016年1月底，北京大學86級學生派了幾個代表，看望正在住院的丁石孫。
畢業於國際政治係的王佳已有多年沒見過丁石孫。眼前這個瘦小的老者，與她記憶中風度翩翩的丁校長大不一樣。
他們帶了一束花、一張卡片和一首詩。卡片上說：“感謝您給了我們北大曆史上最好的幾年。”丁石孫看不見，他們就讀給他聽：
遙記當年初相見，我正少年君英年。
五湖四海風雲會，一世之緣結燕園。
風度翩翩諄諄語，當日風華如昨天。
可歎流年如水轉，一去經年改容顏。
千山萬水追尋遍，為覓夢境過千帆。
雖經九轉而未悔，猶抱初心何曾變。
長揖一拜謝師恩，弟子沾巾不複言。
心香一瓣為君祈，福壽安康複翩翩。
89歲的丁石孫已口不能言，卻聽得清學生說的每句話。幾個女同學俯下身去，拉住他的手。
他睜著眼睛，輕輕地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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