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毛主席對周恩來的看法時，毛遠新說，我從小學到大學的時候，主席從來不跟我談中央的事。後來工作了，特別是到遼寧省委擔任領導工作以後，我見主席已經不是單純的子見父輩那樣，而是下級黨委書記向上級書記匯報工作。這樣他就要跟我講一些這方麵的事，主席也跟我講到總理。主席確實批評過總理。我知道的事情是後來。主席最早跟我講總理的問題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中央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總理在會上有個發言，總理講前六次路線鬥爭，從陳獨秀到張國燾，到解放以前。
我參加了會，總理的發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記錄。後來，我去看主席，講到批林彪，講到總理的發言。主席說是我要他去講的。他說，我們現在很多中央委員、高級幹部對這段曆史都不熟悉。在這裏邊總理講話就有自我批評。講兩次王明路線他都犯了錯誤。毛遠新說，主席認為建國以後總理的功勞大，這是主席的原話。講到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主席說現在都把責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讚成。
王明路線造成整個蘇區丟失這個責任，政治路線責任應該由博洛來負，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憲和張聞天。軍事失敗主要責任要周恩來負責。這是主席的原話。因為當時軍事負責主要是周恩來。
主席說，紅軍被迫撤離，說是北上抗日，對外宣傳這麽講，實質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國民黨吃掉了。軍事上的責任第一位是周恩來，這個他是明確的。主席說，李德是一個外國人，跑到我們的江西山溝裏幫紅軍打仗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還是個顧問，顧問，顧問，顧而問之，可問可不問。他的話可聽可不聽，為什麽都聽他的。李德出的餿主意，軍事上拍板還是周恩來，命令是他下的，他是軍委的最高負責人。主席說，全怪總理也不合適。總理這個人是很守紀律的，莫斯科下來的命令他是要堅決執行的，用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說，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就是說哪怕我政治上錯了，但我組織上沒錯，上邊的命令我是堅決執行的。
總理組織紀律性很強，當時給中央蘇區造成的損失，實際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揮。但是在這裏執行政治路線的是博洛，軍事上是總理，責任都推到李德頭上有點冤枉。但是，主席又說了，都要總理負責也不對，為什麽呢？他是守紀律的，他要聽莫斯科的。再一個就是湘江戰役失敗以後，總理也反思，而且總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義會議，如果總理不轉變，遵義會議就很難開。遵義會議確定了總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領導以後，實質上還是總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來，開始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象土城戰役等等。後來紅軍到了鴨溪，主席講的很清楚，就是貴州的一個地方，總理專門找了我，總理說：再這樣下去不行了。
主席也說：是不行了。怎麽辦呢！總理說，還是你來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講，要我來可以，你得給我全權，就是全部的權力。總理說，就給你全權！主席說，那別人不服怎麽辦？總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懷和林彪的工作，一軍團、三軍團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隊。從那次談話以後，總理確實是讓部隊服從主席。遵義會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評，總理他認識到自己確實不行後敢於檢討，敢於自我批評，敢於請主席出來。
主席還講，到了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回到延安。我還到機場去歡迎，他是莫斯科派來的欽差大臣，左右兩邊，一邊是陳雲，一邊是康生，哼哈二將，厲害啊！王明帶著這兩個人從莫斯科回來了，傳達的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主席說，我就不大讚成這一點。主席說，我在機場歡迎的時候，他（總理）(不是他，是我，指主席自己----毛遠新)就講了話，說熱烈歡迎王明同誌回來，給我們山溝溝裏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為那時侯王明講，山溝裏不能有馬克思主義。主席說他（指王明）的話一說出來，中央大多數又跟著跑了，包括總理。
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裏沒幾個人，都覺得那是代表共產國際，共產黨隻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主席說，我找總理談過，說你看看中國曆史，曆來結盟都是誰有實力誰說了算，現在我們跟蔣介石結盟，蔣介石的實力比我們大的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一切聽蔣介石的，將來我們的腦袋都得搬家。
總理沒有聽進去，所以他回到武漢，後來到重慶，他主持的長江局，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對主席的文章隻發前一段，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這一部分不發表。主席說，在這種狀況下，還是反麵教員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蔣介石鬧摩擦了，最後發生了皖南事變。皖南事變以後，總理和那些人才徹底明白了，一切服從不行啊！皖南事變以後，總理轉過來了。解放戰爭期間總理都是出了力的。總理最大的功勞是解放以後，整個國民經濟、國家的管理體製是總理一手建起來的。建國以後，大的方針定下以後，具體怎麽做，全是總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總理不是掛帥的人，隻能當家，不能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