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韓雙嬌
日本戰國時代末期，已經有了窺視中華的意思。織田信長就曾經誇海口說：“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誌。”到了他的後來者豐臣秀吉，則更是落實到行動，要在生存之年，將大明領土劃入日本版圖。
萬曆十二年（1592年），豐臣秀吉坐鎮日本，指揮十二萬大軍，入侵朝鮮。然後遭到了朝鮮“大哥明朝的兩次暴擊，一代梟雄的“侵略霸業”折戟沉沙。
雖然最後侵略的“營業”全部破產了，但是豐臣秀吉生前吹下的牛皮卻都被曆史學家記錄了下來。在豐臣秀吉全身心投入到侵華計劃的時候，宣布自己將要在戰爭勝利之後遷都北京，把北京獻給天皇（“將京城附近十國可供天皇禦用”），而自己本身的日本最高官員“關白”的崗位則留給他的養子豐臣秀次。
在這場侵略勝利的構想中，豐臣秀吉自己去哪兒住呢？如果不是北京，起碼應該是南京吧……而讓人以外的是，他想定居的地方卻是中國·浙江·寧波（“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寧波府”）。
沒錯，寧波，竟然是一代梟雄豐臣秀吉夢寐以求的定居地。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一、市舶司設在寧波，日本人來大明的第一站
明朝立國之初，為了蕩平宋元時期的倭寇之患，明太祖朱元璋主導了中日官方的多重正式往來，1371年日本使節出使明朝，還送上了之前俘虜的中國人七十餘口，向明朝表示忠誠，明朝和日本就算是建立了正式的邦交關係。後來明朝也多次派遣僧侶和官員出使日本，雙方可以說是有來有往。這些外事往來活動中，寧波是最為重要的樞紐。
讓寧波和日本人結下淵源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明初就設立了“寧波港”專通日本的市舶司，是明初設立的三個掌管海外貿易事務的三個市舶提舉司之一。寧波得重要作用，就是對日本進行勘合貿易。所謂勘合貿易，就是官方給憑證的貿易，也被稱為朝貢，中日雙方互通貨物，由官方定價，統一收購，在市舶司的監管下進行。為了配合勘合貿易，市舶司還建設了迎賓館、嘉賓館、市舶碼頭等設施，方便兩國往來經商。
這種勘合貿易，最初是對中日的經濟都有促進作用的。日本是一個盛產白銀的國家，而明代的貨幣體係又以銀為本位，大量的優質白銀輸入明朝，而且日本當時已經擁有了先進的製刀技術，日本刀大量出口到中國。
而作為當時世界上生產力最為發達的國家，中國的銅錢、瓷器、漆器、生絲、藥材，甚至哪怕是大棗這樣普通的食品，在日本都是非常走俏的“尖貨”，日本商人隻要能夠摻和一下中日勘合貿易，就可以打撈一筆，陡然而富。例如日本在中國購入生絲時，1斤需要250文錢，運回日本國內，就可以變成1斤5000文銅錢。所以日本人都擠破了腦袋要跟中國政府做生意。
寧波對於戰國時期的日本來說，就意味著遍地黃金，是他們心馳神往的一個地方。豐臣秀吉想要在這裏坐鎮，把寧波據為己有也就不奇怪了。
二、官方貿易衰落，寧波成為中日走私門戶
在明早期，中日官方的貿易往來是互惠的。但是由於我國封建政權曆來有“厚往薄來”的傳統，加上地大物博自給自足的封建大明朝，本來也沒有必須進口不可的東西，所以明中後期，中方和日本做生意的動力其實是比較消極的。
而日本人卻一天比一天期待著能來大明“朝貢”，一來是為了“走一走比較大的城市”，二就是可以借此發大財。
中日官方貿易走向了隻有日本單方麵“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尷尬局麵，再加上足利義滿下課之後，日本對禁倭也趨於消極，日本使團在進京途中還常常鬧事，打死打傷中國官民，以及1532年爆發了極端的“爭貢事件”，讓明朝日益放棄和日本勘合貿易的想法。持續150餘年的中日官方貿易活動，在1548年三月最後一次日本貢船在寧波上岸之後，告一終結。
但是，官方對中日貿易的限製，無法消滅日本商人發財的野心，官路不通，他們選擇了走私路。自嘉靖二十三年以後，日本商人以寧波雙嶼為據點，開始私下與中國海商交易，而且規模越來越大。以至於出現了王直這樣擁有武裝，亦商亦寇的海上霸王，對抗政府。
這些海商由於不見容於明朝政府，為了巨額利潤，值得一方麵從事走私貿易，另一方麵騷擾島岸居民，最終發展成為倭患，是明朝十六世紀一塊巨大的頑疾。
三、繁榮的寧波，連接全球的樞紐
實際上不僅僅是中日貿易在寧波以非官方的方式發展，在明朝中晚期的寧波雙嶼，活躍著來自東南亞和葡萄牙甚至是非洲的商人。特別是葡萄牙人，在這裏建設村落、基督教會，發展社會組織，興建造船設施，還設立了市政官員，儼然成為一個自治區。在葡萄牙人平托的《遠遊記》中，記載漂在海上的葡萄牙人喜歡到寧波雙嶼去過冬，因為那裏：“（雙嶼）給人的感覺是該城位於聖塔倫和裏斯本之間的某地，有些房屋的造價甚至已高達三、四千魯紮多。” 有文獻記載，在逢年過節，島上不僅僅要唱傳統中國戲曲，還要表演葡萄牙民間戲劇。
葡萄牙人在這裏的深耕細作，甚至讓一部分本地居民“葡萄牙化”，他們通曉多國語言，穿著歐洲服飾，從事著走私相關生意，坐擁大量財富，卻已經脫離了大陸的儒家文明，一腳邁入了世界大航海時代之中。
可以說以雙嶼為代表的寧波聚集了來自亞非美三大洲的商人，中國的精美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在這裏沿著海商絲綢之路，傳遍整個地球。寧波——日本——東南亞——印度洋——歐洲，是這些貨物流轉的新的海上網絡。寧波也因之成為了海上貿易和矛盾衝突的焦點。
當然，這些繁榮，說到底還是畸形繁榮，一麵繁榮了外貿，另一麵給東南沿海百姓帶來了血淚災難，更引發了1548年的雙嶼島之戰和“嘉靖大倭亂”。明王朝當時僵化的海禁政策與孱弱的海防，才是這一切的“催化劑”。
也正是商貿活動，將世界和寧波緊緊聯係在一起，季風到來的時候，還可以乘船南下到達馬六甲和印度。而印度，正是豐臣秀吉希望坐鎮寧波，南下征服的地方——所以他才希望有一天侵略大陸成功之後，自己坐鎮寧波，因為這個日本梟雄的野心絕不僅僅隻放在東亞，而是貪心不足蛇吞象地瞄準了更大的世界。
四：繁榮背後的痛惜
寧波的繁榮，背後卻也有著更重要的意義：比起明朝傳統的“重農抑商”理念來，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一個全新的“航海時代”，也把中國卷入其中。
如果明王朝能認識到這背後的曆史潮流，徹底廢除落後於時代的“海禁”製度，也許明王朝的曆史，將會大不同。但明王朝看到的，卻隻是“海寇擾邊”“走私泛濫”。在1566年倭寇徹底平定後，明王朝雖然也有“隆慶開關”，卻也隻是在“海禁”的壁壘上，開了個窗口。雖說帶來了海外貿易的繁榮，但這巨大收益，依然無法融入國家財政體係裏。
而當時豐臣秀吉也許不知道的是，隨著“隆慶開關”，明朝貿易口岸的南移，他心中無比繁榮的寧波，也不複當年盛況。萬曆朝鮮戰爭期間，明朝大臣顧養謙，也曾建議重開寧波港，可這個建議，也最終石沉大海。無法從海外貿易獲取利潤的明王朝，到了風雨飄搖的晚明年間，終於掙紮在了“國庫空虛”的困頓裏，直到滅亡。
痛惜的背後，是理念落後於時代的後果。
參考資料：王慕民《明代寧波在中日經濟交往中的地位》、萬明《明代嘉靖年間的寧波港》、白斌《明代海洋政策與寧波港口地位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