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朝曆代都有賣官鬻爵現象，清朝也不例外，叫“捐班”，又叫“捐納”，靠花錢當上官兒的人，姑且叫他們“捐官”。
這些捐官，大多是些不學無術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目不識丁。
這樣的人，怎麽能為百姓服務呢？
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兒並非耳聾眼瞎，實際上對此心知肚明。
比如道光十六年，在翰林院供職的張集馨獲皇帝特簡（破格選用），外放為山西朔平府知府，上任前向皇帝謝恩請訓時，道光皇帝囑咐他好好幹，不要辜負了他的希望。
然後又對他說：“那些捐班出身的官員，總是讓人不放心，他們的目的隻是求利，其心可知，在任上會幹些什麽，用腳趾頭都想得到！當然了，科舉出身的官員，未必沒有這樣的人，但他們畢竟讀過聖賢書，禮義廉恥之心猶在，稍加警告，一撥便轉。”
問題是，既然明白捐班有害無益，為何還要這麽幹？
道光二十九年，張集馨由四川按察使調任貴州布政使，再次上北京謝恩請訓。
道光皇帝再一次提到“捐班”時說：“我最不放心的，還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隻是一味求利，他們的字典裏，是沒有廉字的。”
頓了頓，道光歎道：“既然我說捐班不好，為何又要開捐呢？無奈經費無所出，不得不這樣啊，既然讓人家花了錢，又不能不讓人家上任，否則就是騙人！”
那麽，這些捐官的辦事能力，究竟如何呢？
舉個例子：道光三十年，為了整頓營務，陝甘總督琦善打算淘汰老兵，固原（那時的固原屬於甘肅省）的老兵聽說要淘汰老兵招募新兵，而且不讓兵家子弟遞補，頓時大嘩，一齊來到教場，準備鬧事。
巡捕去勸，那些人把他按在地上，竟然把他的頭發和胡須，拔了個精光！
得知消息，平慶涇道道員範懋德怕得要死，趕緊來到教場給那些人跪下。
磕頭如搗蒜，請求他們解散，那些人根本不尿他，他無奈寫下保證書交給隊長，保證收回成命，鬧事的人才罷休。
事後，琦善派副將特克慎去調查，把範懋德叫到省城問話，範懋德居然認為自己立下大功，要求琦善向朝廷保奏，請皇上賞他個花翎！
範懋德這個道員的職位，就是花錢買的。
這人本係陝西一商人，目不識丁，而且長相猥瑣，讓人不想看第二眼。
02
欽差費
清朝的欽差大臣到地方出差，是腐敗的大好機會，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大肆收取所謂的“欽差費”。
道光十九年，協辦大學士湯金釗和尚書隆雲章到山西辦案，案子辦砸了，卻花去當地巨額“欽差費”。
這筆錢，先是由省政府預支，然後層層攤派到各州縣，“大約每次攤派俱在三五萬金”，可見這筆費用，多麽巨大！
介休縣姓林的知縣忍無可忍，收集了一係列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向省政府遞交報告，並請求轉呈中央，他的報告中，就有對上述兩位欽差索要“欽差費”的揭發。
林知縣之所以敢舉報，大概因為該縣經常被攤派，造成了巨額虧空，他實在無法填補窟窿。
這事兒如果捅到皇帝那裏，不但兩個欽差得掉腦袋，省長和其他有關官員，都得掉腦袋。
藩台張澧中不得不咽下這個苦果，以一萬兩現銀的巨款，從林知縣手裏買回舉報材料，同時免除其任期內所有的虧空，“轉移”到繼任者頭上。
欽差出差索要“欽差費”，也是當時的官場潛規則。
03
驛站的秤
在清朝，除了各種苛捐雜稅，老百姓還得為驛站提供號草，也就是驛站軍馬過冬的草料。
這些號草，分攤到百姓頭上，必須按期交納。
沒想到，這也成了官員敲詐勒索的機會。道光十九年，代州一些老人和村長攔住山西巡撫申啟賢告狀，控告驛書（驛站領導）和縣令的親信，指控他們借接收號草之機，對老百姓進行敲詐勒索。
他們的指控主要有兩點，一是驛站另做一杆有問題的大秤，用這杆秤收號草，往往七八十斤號草上秤後，那秤一點反應都沒有，二是老百姓交納號草時，必須向收號草的驛書和縣令的親信進貢一筆“辛苦費”，否則他們就借口質量問題，故意拖著不收。
官府規定的號草價格，是一文錢一斤，而且這筆錢，早早就從官府支了出來，但卻從來沒有發到老百姓手上。
老百姓竟然對此毫無怨言，大概他們不知道是有報酬的。
04
滿兵打縣令
道光年間，駐防太原的兵丁窩盜為匪，肆無忌憚，以至於居民憤怒地說，“滿城皆是梁山泊”，而地方官無可奈何。
道光十八年九月初，有滿兵數人深夜外出，令看守大街柵欄的更役撤走柵欄，更役不肯，那些兵就用磚頭砸，致使更役頭顱等多處受傷。
第二天，陽曲縣令李廷揚與理事通判麟耀會審，麟耀不敢得罪滿兵，有意袒護，認為根本不存在他們打傷差役之事，反而對差役進行杖責。
從此以後，滿兵更加肆無忌憚。
九月十八日，李縣令查夜，隻帶了一名小仆。
他們便服微行，來到一個旅館門口，看到店內有火光，李縣令便叫仆人進去看看情況。
仆人進去後，突然從裏麵跳出幾個滿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李縣令就是一頓拳頭。
李縣令急忙大呼：“我是陽曲縣令！”
滿兵假裝沒有聽見，不但不收手，反而邊打邊說：“這兩人想入店強奸老板娘！”
想以此要挾李縣令。
縣衙聞訊，急忙派人前往解救，李縣令才得以脫身，回到縣衙。
次日，布政使和按察使來調解，城守尉恒通並未處置無故毆打朝廷命官的滿兵。
李縣令深知滿兵驕悍，不敢追究，自認倒黴。
堂堂縣令，被幾個當兵的無故毆打，挨了還白挨，不知算不算怪事一樁？
而對於類似於李縣令的遭遇，麟通判早就見慣不驚了，他說：“你這個算什麽，鄂雲浦中丞（滿洲正紅旗人，曾任山西巡撫）比你官兒大多了吧，當初被滿兵辱罵之後，連責問都不敢責問；知府珠瀾，在街上被滿兵打破轎子的窗戶，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後，也是沒有下文。”
暫代太原知府張集馨聽說後，歎了口氣說：“上司縱容、滿兵放肆如此，禍不遠矣！”
05
誰是被告？
晚清的地方官，屍位素餐者比比皆是。
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山西雁平道章荊帆出缺，省裏讓朔平府知府張集馨暫時代理。
來到雁平道，張集馨很快了解到，這裏的前幾任道員光拿俸祿不幹事，幾乎從來不問案，積累下來的案子多如牛毛。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員章荊帆不但一貫屍位素餐，還既糊塗又愚蠢。
所有的公事一概不管，全部交給師爺打理，要不就派書吏去調解，從不提審，哪怕上京控告後發回審理的案子，也是這樣。
有時候，迫於某種形勢不得不開庭審理，他竟然連原告和被告都分不清楚，常常張冠李戴，把原告當成被告，把被告當成原告。
至於審案時笨嘴笨舌，根本無法判斷誰對誰錯，則更是他的常態。
這就為師爺斯為盛捏造雙方供詞、偽造審訊記錄，開了方便之門。
06
分家
道光十九年，山西雁平道發生了一個很簡單的案子：候補知縣馮麟角為家務事告狀，幾次判決後他都不服，判決一次上訴一次，欽差的行轅、撫台的閱兵場都告到了，曆任官員都怕他“刁滑難纏”，聽到他的名字就頭大。
原來馮家是個大地主，家裏有不少田產和一個叫“五福堂”的當鋪，這個馮姓地主，為他的五個兒子都捐了官或者出身，長子名叫馮麟趾，捐的是個經曆（官名，為知府屬官），老二馮麟角捐的是個知縣，其餘三人都是捐生。
父親去世後，老大馮麟趾和在家裏的幾個弟弟商量分家，他們一致認為，當初老頭子為老二馮麟角買知縣時花了很多錢，如今雖然是個候補知縣，但今後上任後肯定會撈到不少錢，所以分家時沒分給他。
父親去世後，在直隸候補的馮麟角回家丁憂，幾個兄弟又來翻他的行李箱，把箱子裏的銀子搶了個幹幹淨淨，而那些銀子，除了馮麟角自己的結餘，其餘大部分都是別人托他帶回來的。
馮麟角咽不下這口氣，幾次到道裏、州裏衙門去告。
但他不冷靜，言辭太激烈，主審官員把他當成了刁民，作出不利於他的判決，他不服，就去上訴，不服一次上訴一次。
幾年過去了，情況依然沒有改變，而馮麟角依然隻能住在兩間破屋裏，住在豪宅裏的兄弟們，看都不來看他一眼！
案情就是這麽簡單，為什麽有關官員的判決，不能使他折服呢？
原來他們根本沒有徹查他告狀的原因，胡亂判決了事，而幾任官員的處理，基本上都差不多，好像一個師傅教的！
多虧代理道員張集馨接手後，很快查清了案情，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重新為馮家五弟兄分了家產，一家人心悅誠服，老大馮麟趾還把好房子讓出來給弟弟住，這個久拖未決的案子才結了案。
官員不查清案情就判決，這樣的判決，哪個能服？
07
父親當海盜，兒子做水師
道光二十二年，福建漳州有一個軍工廠，每個月都要造一艘戰船，主要用於水師巡邏。
實際上，水師把船領走後，就用來創收了，不是租給商人運貨，就是租給往來台灣的官員，有時候在海邊停一下，表示出海巡邏過了。
總而言之，他們從來沒用這些戰船，做過該做的事情，緝獲海盜更是無從談起。
何況水師和海盜，本來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怎麽會抓一家人呢？
“父親當海盜，兒子做水師”，在這裏再平常不過了，犯了事的水師兵丁，第一選擇就是去當海盜，水師一招人，海盜就來報名。
這些海盜，還特別受水師的歡迎，因為他們經常跟海潮打交道，熟悉海情。
就像如今單位招人，肯定首選有從業經驗的。
福建水師提督竇建德，就是海盜出身，後來英國人打來，這家夥毫無擔當，隻想保住狗命，一路狂奔逃命，跑到同安縣才停下來。
這樣的軍工廠，毫無疑問成了道署的極大負擔，造的船不但沒有派上正當用途，水師派去督造的武官、道裏派去陪同監督的多名文員、派去彈壓工匠的差役等等，他們的薪水和津貼，還得費去一大筆。
有人做過統計，軍工廠每造一艘船，道裏至少要墊賠上千個大洋，多的要墊賠三四千個大洋。
軍工廠交船後到藩司衙門去領造船款，好處費不給夠，是不可能領到一分錢的。
而道裏“虧”這麽多錢，隻好另想辦法彌補，在龍岩一個木材商人必經之地設了一個關卡，凡有木材經過，每一百根抽取十根，象征性地每根付款五錢。
他們抽的時候，當然選擇最粗的圓木下手，因為無論粗細，都隻給五錢。
這樣的軍工廠，整個福建有三家，一家在漳州，一家在泉州，一家在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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