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內展出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核爆成功場景。圖/FOTOE
1962：在兩彈一星的“至暗”時刻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宋春丹
一轉眼，已是1962年下半年。張愛萍的報告《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上送中央已大半年，依然沒有動靜。
60年代初，國家處於經濟極端困難的時期。國防尖端技術是上、是緩，還是下，兩種意見尖銳對立。劉少奇指示，先摸清情況再說。這份報告，就是張愛萍受中央所托寫出的調查報告。
這封“絕密件”，從1961年11月起，一直壓在了毛澤東的案頭。
張愛萍將軍遇到焦慮的事時總愛用他的四川家鄉話說：“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但滾油煎的時刻，也是轉折的時刻。兩彈一星事業，即將峰回路轉，驚天一響。
北戴河之爭
兩彈是“下馬”還是“上馬”的爭論，在1961年夏於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委工作會議上達到了高潮。大家一起洗完海水澡，上了會場就吵得麵紅耳赤，直拍桌子。
爭執的一方，是賀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幾位元帥，另一方是經濟工作的領導人。陳毅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這個原子彈氫彈導彈搞出來！”對方則說：“老總啊！你還是把褲子提上吧，光著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彈的。”
主張下馬的人說，研製原子彈困難太大，蘇聯的援助沒有了，技術上有很多困難，國家經濟困難，工業基礎薄弱，搞兩彈花錢太多，拿不出那麽多錢來，會影響常規武器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發展，應該暫時下馬，等國家經濟好轉後再上。“不能為了一頭牛，而餓死一群羊。”這樣的分析，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讚同。
當時各方麵的形勢，確實嚴峻。
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為不影響蘇、美、英首腦關於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日內瓦談判，“暫緩”向中國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技術資料（因此後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代號“596”，也叫“爭氣彈”）。隨著中蘇全麵交惡，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又照會中國，停止執行援助中國原子能工業及國防工業的協議，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終止原定一切設備材料的供應。
更嚴重的是經濟形勢，糧食極其緊缺。1961年1月，中央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指出“該退的就堅決退下來，必須退夠”。
對於當時的困難，何祚庥有著親身的體會。中蘇關係惡化後，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他奉調回國，到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參加氫彈的預研項目。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60年12月底開始氫彈預研，但因為經費原因，隻能開展理論研究。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指示他們：“第一要省錢，第二要省錢，第三要省錢。”
時任聶榮臻辦公室主任範濟生曾回憶，那段時期，身為國防科委主任的聶榮臻處於壓力中心，異常焦慮。他說，不能退，一退就會落後，一落後就是幾十年，將來我們的後代會罵我們的。“我很著急，每想到這一點，我就睡不著覺。”
會上，聶榮臻在發言中說，兩彈研製已經有了一定基礎，導彈研究院、二機部各擁有大學畢業以上的研究人員數千名和一批先進的研究裝備，鈾礦資源也能滿足需求，兩彈研製正在穩步取得進展。特別是有一批非常愛國的科學家，這是個決定性因素，這個時候決不能放棄。
會前，他將一份日本軍事工業發展狀況的資料報送毛澤東參閱，資料中提道：“現在已經到了洲際導彈時代，防洲際導彈的辦法隻有用洲際導彈進行回擊，因此不能生產洲際導彈的國家，其國防隻不過是一種慰藉。”對此，毛澤東批示，此件值得注意，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原核工業部辦公廳主任、曾擔任劉傑秘書的李鷹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主張下馬的人主要是管經濟的幹部，那時經濟情況十分困難，他們的想法可以理解，隻是不一定有足夠的前瞻性眼光。如果兩彈暫時擱置，等到國家情況好起來再說，就很難講了。”
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劉少奇發言了，他說，原子能工業的現狀究竟如何，是上好還是不上好，是否把情況摸清楚以後再定。毛澤東表示同意劉少奇的意見，等調查清楚後再定。
1966年12月26日，東風三號中程地地導彈首次飛行試驗基本成功，標誌著中國導彈技術達到一個新水平。聶榮臻與錢學森、李福澤、任新民等在導彈發射架前合影。
“燒腦”的報告
在聶榮臻的建議下，中央軍委把調查原子能工業狀況的任務交給了副總參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
張愛萍說自己“隻知道山藥蛋，不懂原子彈”，建議請時任國家科委副主任、曾就讀武漢大學物理係的劉西堯一起參加調查，軍委同意了。出發前，他還專門去見了青年核物理學家朱光亞，“請他賜教”。二機部部長劉傑陪同參加了這次調查。
1961年10月9日，張愛萍、劉傑、劉西堯乘坐軍委派出的伊爾14專機，從北京出發，用三十多天考察了二機部主要的廠礦和研究機構。
張愛萍每到一個地方，隻問四個問題：一是，你擔負的是什麽任務、在全局中的位置；二是，進度和遇到的難題；三是，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什麽條件，哪裏可以提供這些條件？四是，滿足了這些條件，最快什麽時候能完成任務？
回京後，他們向聶榮臻作了匯報，又向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匯報。林彪態度很堅決，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11月14日，經共同商量，以張愛萍、劉西堯的名義，向中央寫出了《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報告共約5000字。它有別於以往向最高層行文的慣例，更像一篇學術論文，充滿了數字和技術名詞，帶有明顯的項目可行性論證書的特點。
報告提出，經過幾年的努力，原子彈已經基本通過了科研階段，當前的困難更多屬於工程性的問題，而工程性的問題是可以預測的。雖然原子彈工程看起來盤子很大，但實際上很多東西都蘊涵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之中。
因此，報告的結論是：由中央和國務院出麵，統一協調，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協作、大會戰，1964年進行核爆是完全可能的。換句話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錢，而在於決心，在於組織和協作。
“1964”這個時間節點，是起草這份報告時的一個爭議焦點。
對此，之前二機部也討論過兩次。第一次是1959年，蘇聯停止提供核武器樣品和技術資料後，中國原定1962年進行第一次核試驗的計劃無望，二機部向中央提出了製造原子彈“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的新設想，中央也下達了“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的命令。第二次是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後，二機部依然把目標定在了“爭取1964年”上。這次是第三次。
張愛萍提出寫1964年，劉傑建議寫“1965年，爭取1964年”，劉西堯同意劉傑的意見。但張愛萍還是堅持寫上“1964年進行核爆試驗是可能實現的”，他說，既然有把握，為什麽往後推？
報告還算了細賬，並對任務進行了分解。
這是一個聽起來有些嚇人的清單。例如：生產二氧化鈾所需的特種樹脂（專門用來吸附礦石中的鈾），明年需要320噸，而今年才生產了20噸，還不到1/16。這個任務，報告中建議交由工業水平最高的天津和上海來解決。
其他還有，放射化學工廠（用化學方法從原子反應堆中提取鈈）需要鋼材5萬噸，不鏽鋼材1萬噸，由冶金部解決；所需非標準設備82000台件，由一機部負責42000台件、三機部15003台件；所需新技術材料240項，冶金部負責200項，化工部8項，建工部19項，輕工部11項，等等。“技術專家、領導骨幹、醫療和其他保障人員，還需要分別再增加80％到90％。建議由中央組織部在全國範圍內抽調。”
至於經費，報告測算：共需人民幣787萬元，折合為110萬盧布，120萬美元。
不難看出，這是一份“燒腦”的報告。可能正因此，報告由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圈閱，送到中央書記處後，鄧小平批示：“送主席、周、彭（真）閱。無時間，看前一頁半即可。”
1961年11月17日這封“絕密件”送到毛澤東案頭後，被一直存放到了1962年底。
1964年，身穿防化服的張愛萍攝於核試驗場。圖/新華
“形勢比人強”
報告壓在毛澤東的案頭之時，國際國內風雲變幻，用毛澤東的話說，形勢比人強。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麵報告和講話，指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由於自然災害造成農業歉收外，還有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閉幕後，毛澤東離京赴外地，中央日常工作由劉少奇主持。
4月19日，中央決定恢複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擔任組長，統管財經工作。陳雲提出，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進一步縮短工業生產建設戰線，將基本建設投資由1961年的123.3億元減少到1962年的67.6億元。
大陸經濟形勢嚴峻，讓蔣介石認為“反攻大陸”的時機到來。1962年上半年，台灣方麵反攻的軍事準備工作達到最高峰。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南京軍區的部隊開始向福建方向集結。東南沿海上空，戰雲密布。
西南的中印邊境，形勢也越來越緊張。印度方麵不斷推行“前進政策”，僅1962年上半年就沿“麥克馬洪線”建立了約24個新哨所，戰爭一觸即發。
6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楊成武、許世友等，聽取東南沿海形勢的匯報。他說：“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這是毛澤東對“兩彈”應繼續攻關的第一次明確表態。
聶榮臻辦公室原主任周均倫曾著文表示，在他看來，毛澤東對繼續攻關兩彈的猶豫，就是從此時開始消解的。
國際局勢日益緊張，中央很關注二機部的工作進度。周恩來不止一次問劉傑，美國記者埃爾索普對我國核爆炸時間（他1962年預測中國將在1964年爆炸原子彈）的推測，我們能實現嗎？
外交部部長陳毅也多次問劉傑：“我們原子彈什麽時候響啊？你們早一點搞出來，我在外麵腰板也硬氣一點。”他還說，世界看中國主要看兩件事，一是糧食，一是原子彈，搞不出原子彈這個東西，別的都是空的。
這些話，讓劉傑深深感到分量。
1962年8月，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傑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出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1965年實現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的總體目標，得到毛澤東的首肯。回京後，劉傑主持二機部黨組進一步討論修改，並經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審閱後，於9月11日以二機部黨組的名義正式上報中共中央。
“兩彈一星”曆史研究分會文史項目部主任謝東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劉傑的這份報告，對促使毛澤東和黨中央最終拍板，決定兩彈不“下馬”，起到了直接、關鍵作用。
1958年，中國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先後建成。圖/新華
“中央專委的決定，那就是命令”
10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國防工辦關於原子能工業生產建設和原子彈研製情況的匯報。
羅瑞卿匯報“爭取1964、最遲1965的總體目標”時，劉少奇插話說：“要努力搞，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果努力了還不行，1965年也可以。但不努力就不對了。”劉少奇同意“應有專門機構抓”的建議，說：“對兩彈，中央要指定人負責。現在起就搞個委員會，導彈和原子彈是要兩個委員會還是一個委員會來抓再考慮。”
根據會議決定，10月30日，羅瑞卿向中央寫了《關於加強原子能工業領導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沒有提及1965年這一時間後限，隻說“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並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能工業的領導。
鄧小平11月2日批示：“擬同意，送主席、劉、周、朱核閱。退瑞卿。”
第二天，毛澤東閱後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批示中，他在“1964年”“少奇同誌已原則同意”和“最好是總理抓”下畫了道線，在賀龍、富春、張愛萍三個人名字下畫了線，還把王鶴壽的名字勾到了前麵。
關於兩彈的“上馬”“下馬”之爭，至此徹底畫上句號。
11月17日，“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成立。
中央專委主任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擔任，正如劉少奇所說，這個重擔非他莫屬。專委會擁有7位副總理：賀龍（兼國防工委主任）、李富春（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先念（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兼國家經委主任）、陸定一（兼中宣部部長）、聶榮臻（兼國家科委主任）、羅瑞卿（兼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工辦主任）；7位分管部領導：國防工辦常務副主任趙爾陸、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張愛萍、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核工業部部長劉傑、航空工業部部長孫誌遠、機械工業部部長段君毅、化學工業部部長高揚。
僅在成立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周恩來就連續三次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議。
成立當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第一次會議，並決定設立專委辦公室，羅瑞卿兼任辦公室主任，趙爾陸兼任常務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張愛萍、劉傑、鄭漢濤兼任副主任。
11月2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第二次會議。林彪曾提出“兩彈為主，導彈第一”，這次會上，明確了“先抓原子彈”的戰略思想，因為當務之急，是要先炸“響”，讓世界聽見。專委會要求二機部將目標放在1964年國慶15周年試爆原子彈上，至於運載工具的問題，可以下一步再考慮。
這次會議還限令各有關部門於12月底前為二機部選調優秀人才500名，調配儀器設備1100多台，“有些技術設備可由資本主義國家引進”。
中央專委，堪稱建國以來級別最高、權威最大的工程指揮部。這是一個行政權力機構，做任何決定都采取當場拍板的方式，由主管部長負責，保質、保量、限時完成。劉傑說，有許多項目是無法預知的，所以有時在專委會上一提出來，就使主管經費的領導為難。
錢學森曾回憶說：“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麽事，那是沒有二話的。那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麽什麽，限什麽時間完成……也不說為什麽，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誌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啊！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
在這個體製下，整個國家機器高效運轉起來，就像原子核在高速撞擊下發生裂變，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1965年3月，中央作出擴大中央專門委員會的決定，“中共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改稱為“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從此之後，中國的核彈（原子彈、氫彈等）、戰略導彈、戰術導彈、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核電站等一係列尖端科技工程項目，都由這個委員會領導。
1965年八九月，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分別向國際組織提交了一項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條約草案。1968年6月聯大核準《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70年3月正式生效。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非核國家保證不研製、不接受和不謀求獲取核武器。
張愛萍之子張勝曾和父親討論過，如果在《條約》通過前，我們仍然搞不出原子彈來該怎麽辦？張愛萍說：“那會很麻煩的。周恩來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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