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訊: 恩師敢峰 （方玄初--景山學校第一任校長）

恩師敢峰

王通訊/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人民教育》總編室原主任

 

敢峰，筆名，正名方玄初。“敢峰”這兩個字映入我的眼簾，是1963年的事兒。那年我讀高三，暑假在石家莊的新華書店站著讀書，一本名為《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的新書使我眼前一亮，而它的著作者就是“敢峰”。我設想著：敢峰就是敢於攀登前人從未敢於攀登的高峰之意吧？敢峰一定是一位學問很大的領導吧？那書的封麵設計也很新穎：一隻海燕正飛掠過蒼茫的大海。翻開書頁，字裏行間的內容更是叫人蕩氣回腸。主題曲是：人的一生不能白白度過，年輕人要立誌活出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生！這本書一直陪伴我邁進北京大學，走上工作崗位。

沒有想到的是，在國務院科教組上班的一天，單位領導給我們介紹從景山學校剛調來的一位新人，說是此人名叫方玄初，筆名敢峰。我一聽就深感奇異：難道這位頭發花白、溫文儒雅的人就是敢峰？敢峰深沉老練，平日話語不多，愛抽煙，可能由於喜好思考，臉色有點發黃。他那夾煙的手指頭被煙熏得帶了顏色，有時候能看到他手裏的香煙的白灰一直往下掉。在周榮鑫部長同“四人幫”作鬥爭的日子裏，文字材料主要依靠他，他盡心盡力，經常廢寢忘食，不知疲倦。後來“四人幫”反撲過來，周部長被活活整死，敢峰成了被責令“交代”的“罪人”。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他才露出難得的笑容。

60年代年中宣部為教育改革創辦北京景山學校，敢峰出任第一任校長。文革後任《人民教育》副總編輯（主持工作）。參與創建中國人才研究會和人才學科，主辦《人才》雜誌。於哲學、人才學、教育學等多有建樹。後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社科院院長和社科聯常務副主席。

因教育癡心不改，提前離休創辦北京力邁學校，自稱“夕陽反彈工程”。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舉國一派思想解放的熱潮。在敢峰的領導下，《人民教育》雜誌社環境寬鬆，不僅雜誌發行量達到72萬份，而且青年才俊一個個都冒了出來。教育部大院裏人們紛紛稱讚《人民教育》編輯部出了能寫文章的“四大名旦”，他們是：李樹喜、劉堂江、王有盛，我的名字也忝列其中。

2000年，敢峰（前排左四）隨中學校長代表團去英國訪問學習

翌年，貴州兩個年輕人投來倡導建立人才學的一篇稿件，是我把那篇文章推薦給了敢峰。經他同意，那兩位同誌被邀請到編輯部修改稿件，我也談了自己的一些構想，敢峰熱情鼓勵說：“人才問題學問很大，你們一起好好研究吧！”可以說，沒有敢峰的熱情鼓勵就沒有此後中國人才研究的興起，他是我國人才研究事業的真正開創者、大功臣。

世事難料，提出要建立人才學的人在演講中出現了一些錯誤觀點。如若正確引導，完全可以端正方向，取得進展。沒有料到的是，上綱上線的批判排山倒海而來，讓社會對人才研究有沒有存在的必要、能不能繼續研究產生了嚴重疑問。在這關鍵時刻，敢峰勇敢地站出來，為人才學這棵社會科學園地剛剛冒出的幼苗遮風擋雨。是他揮筆在《人民日報》撰文《為人才學一呼！》；是他克服困難艱難創辦起風行一時的《人才》雜誌；是他給中央領導寫信說：“如果犯了錯誤，我們甘願打屁股，打完屁股，還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敢峰因為支持人才研究而得罪了有權者，被迫無奈離開了他所鍾愛多年的教育領域。

敢峰真是人如其名：敢字當頭，敢想、敢幹、敢擔當！

2006 年，著名畫家、雕塑家袁熙坤（左二）向北京市力邁學校贈送鄧小平雕像。（左一為黨支部書記賀鴻琛，右一為常務副校長張定東，右二為敢峰）

幾十年過去，於今，中國的人才學研究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人才強國戰略”與“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一起寫進了黨章與政府文件。回頭看敢峰，他當年為人才學而呐喊的話語仍然在我們耳邊回響：“教育學和人才學研究的重心、側重麵都不一樣。教育學側重在教育，著眼於培養人才，至於如何使用人才、管理人才、調配人才等，則不是教育學所能包含得了的。我從事教育多年，教育學的書也讀過一些，我接觸了人才研究之後，絲毫沒有感到有了教育學就可以不要人才學了。恰恰相反，了解了人才成長規律和特點，對研究教育學和從事教育工作大有好處。”這段話的正確性，已經被曆史所證明，它是多麽具有認識上的穿透力，何等的高明!

我是學曆史的，深知“回頭看”的重要。有些問題之對與錯，一時難以看清，往往需要等待一段時日加以沉澱。或者可以把這種現象稱之為“退饋”，就是後退一段時間，與當時的事情保持一段距離，才能看到曆史反饋給人們的事情真相，明了是非。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非的一方不言不語了，而是的一方卻再說也無用了。略改一下李商隱的詩句，叫“此事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厚道寬容的敢峰做了一次惘然人。

好在，曆史的真實不會被埋沒，它作為中國人才研究史上重要的一頁，永遠留存在人們的心中。

敢峰，今天老了。敢峰，其實永遠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