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告訴人類：極端民族主義沒前途。
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指導下的極權主義和軍國主義，也就是法西斯主義，是人類公敵。
經曆九一八的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而是停留在仇恨日本人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的失敗。
可以說，並非隻是日本人需要反省曆史，中國人也需要反省和借鑒。可是中國人趕走了日本人，卻沒有吸取日本人的教訓，反而是走上了日本當年的民族主義擴張道路，可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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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在國際學壇是一個討論已久的問題，但是曆年來的討論，至少在西方，有一個很奇怪、耐人尋味的趨勢。那就是一方麵，沒有人否認民族主義是近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潮流；另一方麵，大家在矚目未來的時候，又常常低估民族主義的重要性。
例如在19世紀的西方，民族主義是一個風起雲湧，影響極大的運動，可是當時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往往隻認為它是曆史發展中一個暫時過渡的現象，而不賦予深遠的意義，因此他們在預測20世紀曆史發展的時候，都沒料到民族主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們都沒有想到，在20世紀發生的驚天動地事件，如兩次大戰以及在亞非地區所發生的一連串大革命都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照理說，有了20世紀這段經驗以後，今天人們麵對新的世紀，應該不會再忽視民族主義的重要性了。
但說也奇怪，目前在西方頗具代表性的兩個學說，一個是亨廷頓(Samuel HunEington)的文明衝突說，另一個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曆史終結論。前者認為決定未來的世界主要是西方現代文明與非西方地區以儒家和伊斯蘭教為代表的兩個傳統文明的衝突。後者則認為，當今之世，人類曆史終於歸結到一個以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世界。這兩種看法都意味著民族主義在未來的世界裏沒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今天籲衡新世紀的未來發展，我們對這些西方流行的看法是很難接受的。至少就中國而言，不論個人對民族主義的價值判斷，我們不能否認民族主義在21世紀仍將會是令人重視的力量。
在這篇短文裏，我想從曆史的角度對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性質提出個人的幾點省思。
第一，民族主義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而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發展的產物，這裏我要特別強調1895年以後大約25年這段時間的重要性，主要因為那段時間是中國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時期。而民族主義產生的幾個必要條件就是在這關鍵時代才出現。
什麽是這些必要條件呢？
1.首先是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刺激。
不錯，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威脅是開始於19世紀初葉的鴉片戰爭。但大致而言，由鴉片戰爭到1895年中日戰爭以前，帝國主義平均大約每20到25年對中國實行軍事侵略一次，而這些軍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領土的占領，而是經濟利權的剝削。也可以說在1895年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力是慢性的與漸進的。
但1895年以後這壓力驟然升高，由慢性的帝國主義升高為急性的帝國主義。西方列強加上日本對中國的壓力在這期間以各種形式密集展開，步步進逼。
而這帝國主義的壓力也由經濟的剝削伸展為領土的攘奪以及多種形式的政治軍事的侵略。是在這種急性帝國主義的刺激下，才有1895年以後“合群救亡”、“保國保種”的迫切感。這種迫切感的出現是民族主義形成的一個先決條件。
2.了解民族主義的興起，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中國文化與社會在近現代，特別是1895年以後所產生的巨變。
這個巨變也與西方的衝激有著密切的關係。這裏我們必須記住，西方的衝激不僅帶來帝國主義，而且對中國文明的各層次有著轉化性的影響，科技層麵是如此，製度與思想的層麵也是如此。
這些影響逐漸釀成近現代文明轉型的巨變。這個巨變醞釀於19世紀中葉與晚期，而在1895年以後全麵展開。
首先是傳統政治秩序由動搖而崩潰，同時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價值也開始解紐，基本取向失落。中國由此逐漸陷於深巨的政治與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教育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履須替自己的政治認同、群體的歸宿感與社會價值取向，找一個新的凝聚點與新的指標。
一言以蔽之，即新的精神核心。當時許多人就在民族主義找到這個精神核心。因此1895年以後民族主義應運而生也與這種文明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思想與精神危機有著密切關係。
3.民族主義出現的另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現代傳播媒體網絡在1895年以後大規模的出現。
這傳播網絡是中國現代文化基層建構(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起始點，它是以三種製度為基礎。首先是新型的報刊大規模的出現。
1895年以前中國隻有極少數的報刊，而且多半為外人或出身買辦階層的人所辦。這種邊緣性的報刊影響不大。1895年以後中國上層知識精英開始辦報，導致精英型報刊(elite press)大量出現。由1895年到五四運動，25年間，報刊發行由巧種躍升為幾百種之多。
與精英報刊聯帶出現的是有現代企業雛形的大型出版公司。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三大書局(商務、中華、世界)都是在轉型時代出現的。這些大型出版公司與精英報刊在散布新思想上有相輔相成的功能。
另外一個構成以後的傳媒網絡的製度基礎，是新型學校製度取代了傳統的考試製度與書院組織。這些新型學校，特別是現代的大學製度，變成新思想的溫床與集散地。
再次是自由結社的社團。在傳統時代，特別是有清一代，這種社團是被禁止的。現在它如雨後春筍似地出現於知識分子階層裏，也變成新思想的溫床與集散管道。
我在這裏要特別強調，由這三種傳播媒介所形成的網絡，對於民族主義在1895年以後產生的重要性。
首先是透過這個網絡，西方現代民族主義所特有的觀念範疇、語言詞匯得以引進並散布開來。如國家的主權至上、領土的完整性、利權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肩架的種族與民族競爭世界觀等等。
其次是透過這個網絡，這些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與種族竟爭的世界觀，得以與來自中國傳統的族群意識相匯合並加以催化，從而形成中國現代的國族觀念，也就是以中華民族為標誌的民族主義。
總而言之，基於這些認識，我可以說，沒有1895年以後的傳媒網絡，就沒有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我同意一些西方學者如Karl Deutsch與Benedic Anderson強調現代傳媒對於民族主義產生以及散布的重要性。
我也因此可以了解今天西方的一些學者，特別是屬於後現代主義的學者所提出的一個觀念，那就是民族是一個由文化構想而產生的社群(an imagined community )。
但是同時我也對這種一了解有相當的保留。因為我並不像有些後現代學派的學者那樣，認為民族主義的產生是現代文化的鑿空構想，無所憑藉。
這就牽涉到我今天對民族主義省思的第二點：現代民族主義是由傳統的族群中心意識墊底與轉化而產生。
如上節上示，民族主義之所以在1895年以後的轉型時代湧現，帝國主義的壓力急劇升高，新型傳媒網絡出現，加上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解體，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隻是必要的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也就是說，這些條件必須與來自傳統文化土壤的族群意識相配合，才能產生以中華民族為標誌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
所謂傳統的族群意識，是指近現代以前住在中國本土的大多數漢人，長久以來，多多少少都有一種“同文同種”的意識與感覺。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有一種自覺的共同根源聯係或紐帶。
所謂根源紐帶是指他們有共同的自我稱謂，如“華”或“夏”，或“華夏”或“漢人”，其次是指血緣上的相似點與地緣上的共同性。再其次是指共同文字，共同的風俗道德，共同的儀節以及共同的記憶。
由於這些共同的根源紐帶，他們有著相當程度的生命共同體的感覺，這種感覺我們可稱之為漢.人的族群中心意識。
傳統的漢人族群中心意識有一個特點，就是在這些根源紐帶中，他們比較重視文化的紐帶，以別於血緣與地緣的紐帶，反映於他們的華夷之分或夷夏之分的觀念。
特別就華夷之間的政治關係而言，例如政治認同與政治從屬關係，他們是比較重視文化的紐帶，而比較不重視血緣與地緣的紐帶。隻要外人也即所謂的蠻夷能接受漢人的一些基本文化觀念，則漢人可以與之建立政治認同關係與政治從屬關係。
中國曆史上漢以後所謂的蠻夷能夠時常入主中國建立“征服王朝”，統治漢人便是明證。有的史學家因此認為傳統中國的文化意識高於一切，稱之為文化主義以別於現代人的民族主義。
我認為這種看法，失之於過分簡化與誇大。誠然，傳統漢人的族群意識是有重視文化因素的傾向。但這傾向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為在這族群意識裏麵，非文化的因素，如血緣與地緣的紐帶仍有其分量，在決定傳統的華夷關係上，一般而言，它們的比重不如文化紐帶。
但在有些時候，特別是在與外族關係緊張，漢人處於弱勢的地位的時候，如南北朝、南宋、元朝及晚明，中國人對異族的態度也時而強調華夷之間體質與地緣差別而有種族排外的趨勢。
總之，中國民族主義與以中華民族為標誌的國族觀念在近現代出現，是由外來的影響傳統文化內部的催化與積澱共同促成的。不錯，它們是出於轉型時代的文化構想，但這文化構想，不僅僅出於當時人的臆想虛構，而是有曆史傳承的墊底與文化積澱的憑藉。
第三，根據我在上兩節對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形成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這個思想潮流是轉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內外的影響之下，對曆史記憶作一番重新組合與建構的結果。
這些曆史記憶的新組合環繞著一些核心觀念：那就是：所有中國人，因為彼此之間存在著一些根源性的聯係，形成一種生命共同體；這根源性的聯係，首先是指所有中國人像一個大家族一樣，來自共同的祖先，因此自稱黃帝子孫或炎黃子孫，由共同的鄉土—中原散居各處，因此使用共同的文字，遵守共同的生活習慣與行為準則。
而且這個族源也開啟了一個綿延不斷的曆史文化傳承，透過一連串典型的曆史人物與事跡，一直貫串到現代的中國人，使得他們有共同的記憶。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在1895年出現以後，立刻就麵臨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中國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除了漢人，還有許多其他的族群。更麻煩的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族群，不是多數的漢族，而是少數的滿族。
麵對這個問題，1895年以後的中國知識階層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應以反帝為主要目標，對內求滿漢的共存與合作，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應以中國作為一個領土國家為取向，以取得這領土境內所有的民族認同，而不應以嚴格的漢人族群意識為取向。
這一派人自稱這種民族主義是“大民族”主義，以別於他們所謂的“小民族”主義。後者是他們用以形容另外一派的民族主義。這一派堅持中國民族應以漢人族群意識為內容，因此以排滿為主要取向。
這兩派在20世紀初年展開激烈的爭辯。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政權崩潰，以排滿為取向的小民族主義一時失去目標，同時，新成立的政府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宣布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
表麵上求中國境內的多元民族共存合作的“大民族”主義取得的勝利。但重要的是，骨子裏真正發生作用的仍是“小民族”主義。因此，中國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主流，對外是以反帝為取向，對內則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意識為實質。
值得提醒的是，民族主義在20世紀的中國，不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的政治運動，或者特定的思想學派，而是到處彌漫的思想氣氛。這種思想氣氛，在散布的過程中，大約可以分為兩類：
一種是政治的民族主義。它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壓力，要求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民族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這種民族主義在文化思想的立場上，可以不受傳統限製，極富彈性，求變性常常很高。
另一種是文化的民族主義。它的前提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必須要有獨特的文化性格，以表現其獨特的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才能在民族競爭的列國之林裏，有其獨特的價值與地位，才能維持其文化尊嚴。在這個前提上，有些人認為(如康有為以及當代的新儒家)獨特的中國民族精神是存在於傳統的儒家思想裏麵。
也有人認為(如章炳麟與所謂的國粹學派)，中國的民族性是存在於中國的曆史傳承與語言文字裏麵。因此這種文化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性常常較高，而有別於政治的民族主義。
第四，最後，在對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與它的基本性格作了大略的剖析以後，我想討論一下民族主義的曆史評價問題。
首先，中國近現代開始的一個世紀，正是世界上帝國主義的高潮時期，如果沒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武裝，中國恐怕早已步許多亞洲國家的後塵，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再者，今天我們雖已置身於所謂後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時代，但誰也不能否認，帝國主義的心態與行為仍然不時出現在國際關係中，同時，經濟上的全球化趨勢與文化上“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仍然未能取消民族國家之間的珍域。民族之間的競爭仍然是新世紀國際現實的一個主趨。
因此今天評價民族主義，不能否認在近現代世界的發展過程中，它是有其重要的正麵功能與意義。
更重要的是，在肯定民族主義的正麵功能時，我們必須記住它的不穩定性，時而展現其偏激與狂熱的傾向。就此而言，民族主義在近現代世界所造成的巨大災害，已是有目共睹，不需我在此再作評論。
我隻想就中國在20世紀的曆史發展，指出我們對民族主義的偏激性與危險性應有的警惕。
方才我曾經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在形式上是所謂的大民族主義取得勝利，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表麵的政策而言，都是把國族的觀念擴大，容納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以平等合作的地位，共同形成新的中國。
但是骨子裏，國族觀念仍然是以漢族族群中心意識為主體。這種漢族的文化霸權意識，時而表現在政府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上。例如對日抗戰時，國民黨政府在大陸西南如廣西、貴州諸省強行推行改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以符合漢人的文化標準，最能反映漢族的族群霸權意識。
在大陸學界，關於對少數民族的看法，費孝通近年提出“多元一體”的理論很具影響力，而學者對這理論的診釋，特別是有關“一體”的理解，時而透露出傳統漢人的文化霸權意識。例如大陸學者張漩如，在對這理論作淦釋時，首先他就響應楊向奎讚成傳統文化的“如何被漢化，如何被中國文化所吸收為主題”。
總之20世紀中國人的曆史文化與政治觀念都有意無意地反映漢族的文化霸權意識。這種意識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個陰暗麵，值得我們深切地警覺與反思。
民族主義的另一局限與危險性，來自它與民主化及現代化之間有抵梧的可能。
要認識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方麵的問題，西方史家柯恩(Hans Kohn )對民族主義作的一些剖析，很值得我們參考。
他把民族主義分為兩類，自發式的(voluntary)與有機式的(organ-ic) C})；前者主要指近代在西歐與北美出現的民族主義。它的出現有其社會土壤，那就是在西歐17，18世紀出現的以強大中產階級為基礎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
這種社會以個人主義為本位，以自由結社為組織原則。在這種社會裏產生的民族主義，自然也帶有這些基本性格。因此這種民族主義相信，人是不能離開民族國家而生存，但人可以透過自由選擇而決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
也可以說，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個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自由結社組織。因此這種民族主義所強調的群性並不掩蓋個性，在這裏個人和群體可以得到平衡的發展。這種民族主義，史家有時也稱之為公民式的民族主義。
與這種民族主義成對比的是在東歐、俄國及非西方地區常見的有機式的民族主義，也稱族群式的民族主義。培養這種民族主義的社會土壤是傳統社會常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上麵是少數的統治階層，下麵是大多數被統治的農民，中間缺乏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從而沒有一個公民性的社會組織，個人主義的社會觀念也很弱。
因此它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常常帶有強烈的集體主義性格，視國家民族為一有機體的組織，個人是這有機體的細胞，沒有獨立的價值。總之就群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而言，自發式的與有機式的民族主義之間有很大的差別。
大致而言，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是近乎後者。最能反映民族主義這種性格是它所含有的“大我心態”。所謂大我是指民族群體，以別於個人小我。這裏的大小之分，也代表價值的高低。
因為中國人受傳統的影響，往往把個人分為兩層：外在形體的自我與內在的真我。後者是個人的精神主宰，在價值上屬於較高的層次，因此也稱大我，以別於低層次的形體小我。
中國民族主義的危險性是它透過大我小我之分，滲透入中國人的意識深處，影響其對個人的觀念，認為民族是個人內在精神的大我，是神聖的、永恒的。而個人是外在形體的小我，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
為了民族的大我，個人是可以犧牲的。這種民族大我的心態，與個人自由人權觀念相抵悟，曾經是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大障礙。
除了大我心態，以漢族族群中心意識為主幹的中國民族主義還有一個特征使得它難以捉摸，時而展現其偏激性與極端性，這就是我所謂的華夏情結。
這是由過去光榮的記憶與現在的屈辱或與自譴感所交織成的一種複雜心理。中國傳統文化自稱華夏文化，自視為世界的中心，在近現代受到種種的挫折與屈辱以後，有時產生盲目仇外與自我狂大兼而有之的情結。這種情結很容易在民族主義裏寄生，使得民族主義也潛藏一種義和團式的極端主義趨向，時而把中國帶上反現代化偏激自殘的道路。
因此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性格很不穩定的思潮，是一把雙刃劍，有它建設性的一麵，也有它破壞性的一麵。就它的破壞性而言，它可以造成族群解紐的威脅，也可以變成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絆腳石。
總之，瞻望新世紀，至少在中國，民族主義仍將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思想潮流。我在這篇演講中從曆史的角度對它作了一些省思，可以歸結為四點：
1，民族主義是中國近現代曆史的產物。更具體地說，它是中國人在1895年以後對當時形成的政治與文化危機的一種回應。
2.民族主義雖然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傳統積澱的影響，尤其是傳統漢族的族群中心意識。
3，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有其複雜性，表麵上它是多元族群的凝聚，但實質上它是以漢人族群中心意識為主體，同時它表現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進主義，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義。
4，中國的民族主義也與現代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一樣，有其不穩定的危險性，特別是隱藏其中的漢族文化霸權意識、華夏情結與大我心態。它在政治與文化上可能引發的偏勢與激情，仍然是中國在21世紀的前途的一大隱憂。
【作者為台灣中研院院士、知名曆史學家；本文選自其代表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