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日本人中難得的清醒者！日本共產黨為反對侵華戰爭都做了什麽？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曆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曆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中國漢語裏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曆，廖承誌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曆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製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製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幹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隻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台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製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征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麽“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征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鬆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麵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遊擊隊同誌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裏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麵，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征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采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遊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幹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采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台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裏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裏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麵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裏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上法庭受審時，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隻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裏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隻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裏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不久，兩人被釋放，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西裏龍夫活到了1987年。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