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育海：戰歿於緬北戰場的北京紅衛兵
－－作者：北島、何大明、沅芷
老編的話：50年前的今天，1969年6月21日，北京四中知青、緬共東北軍區303部隊戰士張育海，倒在對抗緬甸政府軍的戰場上。當時還不到20歲的張育海，跨過猛古河獻身“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僅僅幾個月，就成為第一個犧牲在緬北的北京紅衛兵。
回憶張育海
－－北島
張育海
“告訴你們，要是你們六齋丟了東西，就是我張育海幹的。”我隔著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隻見他瘦高挑兒，背著破書包，雙手插腰，幾顆青春痘隨著嘶喊在臉上跳躍。我回應說一凡不在，他這才罵咧咧走開。自打他勾上一凡，六齋從此不得安寧，大家嫌他痞，勸一凡少跟他來往。
他所在的高二（2）與我們高一（5）兩班關係非同一般。除了同屬“新四中公社”並共享六齋外，主要還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識，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種戲謔態度。按張育海的說法：“政治充滿了戲劇性，戲劇充滿了政治性。”
要說他可是正牌好學生。學校曾實行免修製度，通過免修考試者可在自修室自學。期中數學考試，他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就交了卷還得了滿分，除了數學還免修英文。“文革”期間，他主持數學改革研討會，連特級教師張子鍔都來了。他反客為主，在黑板上縱橫勾連，眉飛色舞。若無社會巨變，他本來是塊當教授的料。
除了功課好，打籃球、遊泳、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絕－－隻見他嘴唇撮圓，用兩腮每塊肌肉控製氣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問，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後來一聽這曲子就會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國，因車禍多年前身亡。母親在大學圖書館工作，獨自把他們拉扯大了。
張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個有望升官的同學，“將來嘛，他會過得很殷實，不到四十歲就禿頂。”邊說他邊模仿那幹部派頭：懶洋洋陷在沙發裏，倆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轉動。
這高二（2）能量大，居然一下辦了兩份報紙。一份是牟誌京主編的《中學文革報》，發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另一份是張育海和幾個同學辦的《隻把春來報》。這報名是他起的，用毛澤東詩句一語雙關。第二期發表了他寫的《論出身》，與遇羅克的《出身論》相呼應。相比之下，《中學文革報》影響大得多，波及全國，《隻把春來報》也跟著沾光。我幫他們賣過報，沿街叫賣。人們一聽是四中辦的，又和出身有關，爭相搶購。
高二（2）辦報鬧得滿城風雨，高一（5）不甘落後，由一凡挑頭，決定為大家做一個紀念章。設計方案是馬恩列斯毛並列頭像，下麵是“新四中公社”幾個紅字。用盡渾身解數，我們從七機部搞到最佳鋁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藝術家設計，最後到琺琅廠製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卻節外生枝：上麵有指示，不許把毛與四大領袖並列。
1967年深秋，高一（5）五和高二（2）糾集了十幾號人，前往永定門外琺琅廠，行動總指揮是張育海。打仗先布陣－－史康成和郎放守在廠門口，騎車待命；從廠門口到車間沿途安插幾個腿腳利索的，裝成閑人。由一凡出麵跟廠方交涉，張育海如影隨形。威脅利誘無效，一凡懇求管模具的劉師傅衝個樣品作紀念。劉師傅遞過樣品，張育海一把搶走模具，奪路而逃，幾經轉手傳到大門口，史康成蹁腿上車，揚長而去。工人們邊追邊喊：“抓住那瘦高個兒，他是帶頭的……”張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廠方扣下三人質，卻問不出所以然，隻好放人。
在六齋勝利會師，七嘴八舌，從不同角度回放驚心動魄的一刻。張育海有點兒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鬥牛士之歌》。
1968年秋，工宣隊要隔離審查他，據說與一個“反革命集團案”有關。他倉促做出決定，先到雲南農場落腳，然後參加緬共人民軍。臨行前他跟朋友告別時說，京城終歸容他不得，與其如此，倒不如去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活個自在。
1969年春，他跨過邊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同年夏天在戰鬥中犧牲，年僅21歲。他從緬甸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死後在知青中廣為傳抄。就在死前沒幾天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們還年輕，生活的道路還長……不是沒有機會投身於曆史的潮流，而是沒有準備、缺乏鍛煉，到時候被潮流卷進去，身不由己，往往錯過……”
我有一首《星光》是這樣開始的：
分手的時候，
你對我說：
別這樣，
我們還年輕，
生活的路還長。
你轉身走去，
牽去了一盞星光。
星光伴著你，
消失在地平線上……
很多年，一直有個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親家。她告訴老人，她在等著張育海回來。
張育海及《隻把春來報》舊事
－－何大明
最近，《那個年代中的我們》和《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兩書相續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參加“緬共”部隊壯烈犧牲的北京四中學生張育海（即張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結論。而民間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動於母腹。做為當年張育海的同窗好友，撫憶往事，就證於實，當無愧九泉下之英靈。
一、從“八中”到“四中”
張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屆初中畢業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與八中同在西城，均為男校，在國內外享有盛名。兩校的高考升學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學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學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為甚。但對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則另眼相待。因為八中生沒有絕對的把握，是不報考四中的。1964年入學，我所在的高一２班，就來了三個八中生。他們的數理化成績相當出色。1965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學一年的張育海。
當時學校實行免修製度，開辟自修室。免修考試通過，可到自修室學習其它課程。張育海因數學期中考試提前一節半課交卷得滿分而免修數學。他的英語免修考試合格成為全級部唯一的兩科免休生。免修數學者還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學校組織到天壇拔草，同學撿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數學老師漆土芳手中。漆老師邊翻看邊說：“這個同學真不錯，數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學的計劃，英文的微積分已學了。”後來才知道筆記本是張育海的。
張育海的課餘生活比較豐富。打球、遊泳、拉小提琴、看話劇，有時還愛在黑板上畫幾筆。他常去看籃球，對錢澄海與楊伯鏞的配合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和沈大偉還模仿北京排球隊陳文智的“平拉開”。他對北京“寶三”與天津“紅橋”的摜跤也很感興趣。
張育海的父親曾留英求學，解放前因車禍身亡。其母在某大學管圖書。因其母的三叔許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張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軍幹部，二哥清華畢業供職保密機構，三哥在清華上大學。文革前，起碼有兩個哥哥入了黨，唯獨這位“小四兒”連團還沒入上。有的同學開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幹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當時中學界的“階級路線”貫徹得參差不齊。但隨著階級鬥爭的不斷深入，家庭背景比較複雜的學生，前景愈發不能樂觀。北京中學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變化，是文革初期“對聯”大辯論演就“紅八月”的誘因。
八中來的學生對我的接近與友好也有一點誘因。我的堂叔爺爺何繼麟（其父曾為北洋政府森林部長）解放後一直在八中擔綱曆史教學，他那點“公子哥”的瀟灑不羈與南開曆史係畢業的“學派”委實給幾位八中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愛屋及烏，把不相幹的我與那位何先生聯係到了一起。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二、四中“高二2”與“對聯”辯論
1966年6月中旬，張育海在西安門大街國務院接待站看到“蘭州告急”的大字報，回到學校就與吳景瑞商議怎樣去“聲討李貴子”。班文革領導不同意他們去。他們覺得學校裏的運動“太沒意思”，隻坐等當“團結對象”，就與高三2班的沈大偉相約，湊了些全國糧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車，成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聯的首都中學生。7月中旬，他們回來，因撤工作組問題引發的“對聯”大辯論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後，當我看到由牟誌京主辦的《中學文革報》上的《出身論》和《隻把春來報》上的《論出身》及刊登在《兵團戰報》上的《宣判反動“對聯”死刑》（由許建康、朱景文、王祖鍔等人撰寫）三篇文章被當做批判“對聯”與血統論的三種不同思潮而立論為文時①，驚詫曆史的縮影竟會如此之小。這需要對文革時的四中高二2班和在班上進行的“對聯”辯論進行一點曆史回顧。
高二2班是四中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它因在四清時批判“反動學生”牟誌京而成名。牟誌京的父母雖是無“劣跡”的知識分子，但奶奶輩總能挖出些問題。牟誌京因在“寫日記”向團組織交心時描述了他奶奶帶他到大連指看祖產的情跡，被描繪成電影《槐樹莊》裏地主傳地契的接班人；這儼然成了資產階級複辟的活報劇。批判會上，牟誌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說這隻是奶奶“隨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與天真大概從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
文革伊始，牟誌京雖被定為“右派”學生，但還積極投入運動。八月一日下午，他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對聯”辯論，在一群“讓反動觀點暴露”的紅衛兵的圍護下，上台發言說“對聯”是反動的，是要把“黑五類”子女推向敵人一方。我“參觀”了音院的大辯論。對“對聯”持不同意見的人還有劉詩昆和鄧林。牟誌京回到班裏，等著他的是等著他的是比“四清”時還要激烈的批判。牟誌京堅持己見，遭到了包括我在內的各類出身的同學唾罵。
這時，楊百朋、吳景瑞和劉大猛三個“八中生”先後表示“對聯”是錯誤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寶臣起而支持楊百朋，鑄就了他們日後的友誼。以許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鍔為代表的“中間派”提出了說理性的異議，實際上給“對聯”予否定。他們的家長則為黨政軍的一般幹部。而蔣效愚等同學奮力攻擊牟誌京，以示自己對紅五類的支持。這就成為推行“對聯”的對抗性陣壘，而在一般場合很少有這種狀況。
張育海被迫表態。八中來的學生表現出空前的團結。“革弟”的表態令班上的紅衛兵大失所望。不同觀點的同學竟然以“混蛋”對“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來罵對方，使得“辯論”無法再進行下去。
“紅八月”抄家風一起，班上的紅衛兵即跑到張育海在錢糧胡同的寓所門前，貼上了“紅大爺到此一遊”的標語。
大串連隨北風呼嘯而中斷。同學們回到校園。正值《出身論》油印件四處張貼之時。四中—高二２—牟誌京等人反對“對聯”和其後的辦報活動，成為遇羅克政論生涯的溫床。
三、《論出身》前後事
1966年12月，張育海、李寶臣和楊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敵敵畏第五縱隊”戰鬥組，油印《敵敵畏》小報，編印批判血統論的文章，《論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誌京義無反顧，辦起了《中學文革報》。我多年的足球夥伴王建複邀我參加，但牟誌京的條件是必須“完完全全”擁護《出身論》。是晚，我從包括毛憲文老師和遇羅文在內的四中語文教研組小屋內退出，正好碰到李寶臣、楊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參加了“敵敵畏”。
我不知道辦報的主意由誰發起，但記得李寶臣說：“張育海雖不是倡導人，但報名是他起的。‘報’字雙用，妙極了。”當時《詠梅》詞尚無毛體書稿可尋，我便拚了報頭，到新華社對麵的製版廠製了報頭。紙張則由沈大偉等人從“全紅總”的一位小頭頭手中搞到。我們也去了1201工廠，但碰了壁，折回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聯係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華大學“五四”戰鬥組寫的《為什麽在運動初期很多幹部子女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和《論出身》。
清華“五四”的文章當時在社會影響不小，但遠不如《出身論》。有人抄成大字報，貼到平安裏東牆附近。人教社用老五號字排好，但未排《論出身》。我們看一下子上不了兩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學寫的《於無聲處聽驚雷》。李寶臣還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發刊詞。這期報因工廠的兩派鬧意見，中途下版。重上機前，我們提出換個日期，廠方就用汽焊將版割了。另鑲了字模。這樣就出現了不同日期而內容完全一樣的《隻把春來報》，使將來的集報者大快尕頤。
這期報賣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討論不討論出身問題，都買。買到手裏，也有退的。不時還有人問，你們是不是跟《中學文革報》一家。我們說不是。但有的人就說：我看差不多。我們決心在第二期上《論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號字排《論出身》，整三版。當時的編輯部相對鬆散，也沒有帳。後來用辦報的錢買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還好“吃”了幾頓。有人說我們吃遍了北京的館子，有點言過其實；但戲稱我們叫“隻把春來報俱樂部”，也無人辯解。大家對出誰的稿子，怎樣定稿，也沒製度約束。《論出身》的前半部是張育海寫的。後半部有沈大偉和吳景瑞的筆跡，我也改過一些，由李寶臣校對後付排了。
《論出身》影響之大，並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論》引發的“報群”效應。老百姓一看有“出身問題”的討論，就掏錢買報，一些大學生和社會組織的報刊也熱烈參與，雖無嘩眾取寵之心，但一些反對《出身論》的觀點實在讓人“慘不忍睹”，還“問題”一個本來麵目，是張育海、沈大偉寫《論出身》的初衷。
《論出身》的刊出，使我們“淨”剩下六個人。加之沈大偉的弟弟沈大智和楊百朋的弟弟揚百揆的幫忙，一時節大家神氣十足的地過了一把“賣報癮”。《中學文革報》被人爭購的滋味我們嚐到了。但社會反響遠不如“牟元帥”他們之所得。王建複一次得意地對我說：“‘小組’本想批批你們，看我們的麵子，算了。”“小罵大幫忙”，我沒有記憶是誰講的。但活躍在四中校園的“祁念東”（他在1970年調查孫立凡、邢泓遠一案時還特別關注張育海、沈大偉、吳景瑞的“出走”）雖持有《紅旗》的記者證，但對我們的態度是友好的，沒有什麽特別的提示。我們也沒有向中央首長傳遞報紙，雖然我們也聽說，中央政治局用多大號的字印了《出身論》等文章。因為我們知道，《論出身》無法與《出身論》相比。
四、“聯動的騷亂”引起的困惑
《中學文革報》第三期刊登了《“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麽？》一文。（以下簡稱（《“聯動”的騷亂》）給我們幾個人帶來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兼秘書長孫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學同學。因近鄰使我們成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開始前，我能享受到孫公社會地位帶來的娛樂活動之大半。當然，孫公的共產黨員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學生辦的小報給孫公看。我還能記得孫公看了《“聯動”的騷亂》一文後的驚異目光。1980年孫公來青島見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羅克……”當聽我回答“遇羅克這個人我不認識”時，孫公的驚訝也不亞於當初。遇羅克給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寫的文章。
《“聯動”的騷亂》一文給社會帶來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有人說牟誌京要辦“中央文革報”了。
在沈大偉家，張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徹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組”的文風與筆法，在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高幹子女題材的捕捉，恰到好處；對“打雷”，“讀血書”等文藝作品的揶揄，讓人拍手稱快。當時，受毛澤東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體係的影響，青年學生很難擺脫主體意識來探討問題。“對聯”的擁戴者當年一提起“黑五類”子女上大學，就覺得資本主義複辟了；若看到高幹子女的“特權”生活，很快就使人聯想到修正主義在中國的到來。而“特權”問題的討論，又和首期《隻把春來報》刊登的清華“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難怪我們興奮與躍如了。
吳景瑞提出，下一期與《中學文革報》“合”，並聲明堅決擁護《出身論》。張育海則說：《出身論》的問題已不重要。探討“聯動的騷亂”才是“問題”之本。所謂“第五研究小組”本是戲稱，但真要探討起“社會”來，我就不大能夠接受了。
我的複雜的家庭背景（即父親是右派，被開除出黨，母親尚在黨內）和對高幹子女的了解與接觸使我語出有焉，正經八擺地給大家分析了“形勢”，即這幫“老紅衛兵”將來還要掌權。造反派的奴隸主義太重了，“一發做”，拱手讓權。保自己的事遲早會發生。吳景瑞問：“真那麽悲觀？”我說：“我說的是實話。”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誠，被《出身論》作者那瀟灑而又鋒利的文風扯動了的激情得到了緩解，與《中學文革報》“合”的念頭再無人提起。
正巧班內的“大聯合”興起。李家柱聲淚俱下，念了師大一附中“老紅衛兵”郭之中的《血書》。郭之中咬破手指，寫血書一字一字地“懺悔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的壓製”，對血統論予深刻的批判。張育海、吳景瑞連夜起草，寫了《從一封血書談起――把對血統論的鬥爭進行到底》一文，登在了《隻把春來報》第三期頭版。
我把對“形勢”的分析總括而成寫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譚陘式”的筆名發表在第四版。而“聯動的騷亂”問題卻一直在我頭腦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羅克的死因問題②。我總以為，單憑《出身論》不足被砍頭。搞“階級鬥爭”的始作俑者不會對犧牲品的呻吟怒發衝冠。
我想，“季孫”之憂，即“騷亂”也。“廟堂之事，與你何幹？”夜深人寂，紛亂中人看紛亂事。“斬立決”的事不提也罷。“此之謂也”的筆法給人以相當的刺激。到如今，還是個謎。
五、餘下的話
英雄的社會美往往悲壯。就其本質而言，挖掘的時間，有時會很長很長。
陶洛誦寫了一篇文章，紀念遇羅克③。其中有“與四中諸君同登峨嵋山”一節。讀後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報人”，得意也罷，失意也罷，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後到達金頂，看到了雲海、日出和寶光，而背對著大雪山。大自然給予年輕人的洗煉與撫慰，是多麽好的文學藝術主題。而這些年輕人正在思索的深穀中沉浮，他們擺脫不了往事，又憧憬著未來。
我們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維能力可能被邏輯思辯的漿糊淹沒了。以致至今沒有見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藝作品－－如果稱得上的話。但終於有了北島在1993年瑞典的落選，將王蒙與王朔擠到了“另類”。雨中峨嵋的感覺，很不易被人覺察；如同當年《中學文革報》諸君被戚本禹講話的陰影所籠罩一樣。
在投宿報國寺的夜幕中，我向牟誌京、遇羅文等人表達了如下的看法：你們做了件大事，這件事有多大，我也說不清。但你們做了。可能我們中人誰也做不了這樣大的事了。希望你們別後悔。牟誌京回答：我們有什麽後悔的？
今天我語得其所，並非想證明自己的洞察力，隻因為事到如今我對遇羅克等人的認識，還停留在這個水平。
陶洛誦身邊經過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誌京、吳景瑞、趙京興和趙振開（北島）等，足以貫通一部文革的民間思想史。可惜現在還沒有電影腳本。
張育海與李寶臣沒有登峨嵋山，在家籌辦第四期《隻把春來報》。按我的話說，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頂表現出特有的激動。看到寶光裏的人影在動，他大叫：“快跳下去吧！這趟來，死也值得！”下山後，他和牟誌京去了憑祥，越境後被送回。1967年9月的一天，他隻身離京，從此再無音訊。
遇羅克被捕的消息傳到我耳中，我才明確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
1969年春節之前，張育海隻身赴滇，不久就傳來他參加“緬共”的消息。沈大偉在初夏也到了瑞麗。後來，傳出了他們先後犧牲的噩耗。
別事無論，《隻把春來報》編輯部成員在文革中的死亡率與同類小報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張育海入緬參軍後，曾接到過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經張育海的哥哥轉給我。我接到信後，很快就知道了他犧牲的消息。我以為這封信不是屬於我個人的，就摘錄信內容的五分之四，複寫後寄給了內蒙插隊的任誌同學和山西插隊的劉捷同學。
經劉捷傳抄，在祖國南北東西的大地上廣為流傳。該信對當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堅決否定，引發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對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若有可能，隻將原件發表，即可讓人擁抱張育海那顆赤誠的心。
縮小的曆史鏡頭還應掃描到老一輩。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張家婦孺的許德珩先生和我認識多年的孫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學社的領導；文革之後，承佩老人為知識分子的平反昭雪，竭盡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這件事告訴張育海。
告訴張育海的事應該還有一件，就是他的戀人，即那位高個子，人也漂亮的女學生。我們怎麽也想象不出她與張育海相愛。但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後，一直以張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於市區與清華公寓，配合張家哥哥，細心侍奉患腦血栓偏癱的張伯母。她告訴老人，她在等張育海回來。
謹在此文行將結束之時，向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來吧，我們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
二ＯＯ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劉捷
注釋：
①：參見《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中印紅標文《遇羅克與他思考的時代》。
②：參見《遇見克遺作與回憶》一書中牟誌京文《＜出身論＞與＜中學文革報＞》；及《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2月6日鄭也夫文《重讀遇羅克的斷想》。
③：參見《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中陶洛誦文《我和遇羅克的一家》。
懷念張育海 隻要春來報
－－沅芷
“隻把春來報”是偉人詩詞中的一句，在文革中也是中學生自辦小報的名字，起名者四中張育海。張育海，你是報春的信使嗎？春天還沒有到來，你就倒下了，今天春滿大地的時候，我們分外想念你！
就交往的時間計算，張育海幾乎不能算朋友，充其量是認識；就其給予我心靈的震撼，不能不說他在我心中永駐。一個永駐的人，還不是朋友嗎？
和他相識在1967年的夏天，分別在1968年的冬天。
1995年，我父親病重，在蘇州某醫院就診，在等待化驗單的時候，我偶然發現護士小姐看閱的《報刊文摘》上刊有中國知青在緬甸的文章，我竟鬥膽索取，剪下留作紀念。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官方的正麵的肯定張育海的文章，為他鬆了一口氣。
2001年，網絡使我聯係到文革戰友B君，當年的中學生B君，此時已是矽穀的軟件工程師了。我們來來往往敘說著分別30年的各自經曆，很快談及共同相識的張育海。他給我發來《沒有墓地的陵園》一文，於是我也寫點記憶中的張育海，表達我們共同的思念。
初識張育海是在北京三十九中的某教室，一些中學生攢頭共討國家大事。那時一個大型的音樂史詩文藝節目正在彩排，鏗鏘的充滿炮火味的音樂不絕於耳，這絲毫不影響我們中學生探討文革現象的熱情。國家往哪裏去？應該是大家最為關心的。馬恩列斯毛的語錄，費爾巴哈《黑格爾哲學批判》，黑格爾《 邏輯學 》，都是引經論據的資料。張育海屬於能侃的主兒，他像一個名廚，簡單的食品，經他的手藝，變成佳肴。常常不經意地把那些嚴肅的話語和嚴峻的現實揉在一起，從他嘴裏冒出，就變得充滿調侃，讓你哈哈大笑，拿今天的話來說，他真是個笑星。
我知道他是《隻把春來報》的編輯，他說這個報名是他給起的，於是刮目相看他。他眯著笑眼，仰著頭說：“我是生在上海，才叫張育海，我大哥生在唐山，就是張育唐，二哥生在英國曼徹斯特，就叫張育曼……這才叫四海為家呢！”
有一次，張育海得意地引用蘇聯霍姆林斯基說過，“音樂教育，不僅是培養音樂家，首先是培養人。”然後津津樂道講他如何到某人家裏，從踏碎的唱片中救出完整無缺的，再去某人家裏聽留聲機。還說，法國的福樓拜說過，“音樂，使一個民族的氣質更高貴。”
那時，俄羅斯大文豪的作品也是交流的內容，我們從他們的作品中感悟人性，人生。
不知不覺，到了1968年的下半年，北京上山下鄉的浪潮越來越高漲了。每次相會，誰誰去內蒙古了，誰誰到芮城了，誰誰去雁北了，成為不變的主題。我也感到有躲避不了的趨勢，很想找個好點的農村去插隊。張育海知道了，語重心長地叫著我的名字說:“千萬別去農村！那可是貼錢勞改，尤其是女孩子。”我總算見到他沒有嬉笑的麵孔了。然後他告訴我，他曾經鑽進王震（當時農墾部部長）的辦公室，看到過許多知青的血淚控訴信，很多人被侮辱，還有的集體自殺……
當然他的話阻擋不了革命的洪流，我還是插隊走了。1968年12月18日清晨，北京火車站，一邊是鑼鼓喧天，歡送離京；一邊是悲慟嚎哭，仿佛生死離別。我們都上車了，張育海身著灰色棉衣，一臉沒有睡醒的樣子，匆匆趕來，遞過來一張作廢的月票，我接過一看：“過去屬於死神，未來屬於自己。——雪萊”
列車啟動了，我們開始意識到，北京的戶口中，永遠地消失了我們的名字，卻未曾想到，這竟是和張育海的訣別。
次年春天，我們在呂梁的小山溝裏傳閱一封轉自晉北山陰的張育海的來信。這封信發自緬甸革命前線－－得知他因被一要案牽連，無奈中去了緬甸。清楚地記得信中有這樣的話：“當你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當你們蕩舟在北海公園的時候，別忘記有和平鴿在你們頭上盤旋。熱愛和平，珍惜生活，隻有在炮火硝煙中才有最深刻的體會。”
張育海同班的班長和我在一起插隊，我從他那裏不斷聽到：“張育海作戰勇敢，當了連長。”“張育海在一次戰鬥中，為掩護戰友光榮犧牲了。”我簡直不相信，感覺他隻不過遠在天邊。後來又聽說“張育海被認為投敵叛國，家裏也受到牽連，母親也精神失常了。”我們都太為他鳴不平了：命都搭上了，死後靈魂和家人還得不到安寧！真後悔沒有叫他到這裏來避一下風頭，也許王震辦公室的血淚控訴成為他恐懼插隊的潛隱？還是怕再連累別人？再後來聽說有人為他奔波，討回了公道：因為張育海是緬共，追認他為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我這裏有張張育海的照片，叉腰昂首，攝於1967年秋天，雖是黑白135的，卻是唯一的存念。常常拿出看看他，他死了，仍活在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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