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東方，曾經有一個古老的帝國，至少從宋代開始，那裏的男人們就產生了一種極為變態的審美情趣，即：迷戀小腳女人！於是乎，“三寸金蓮”（大於四寸稱“鐵蓮”，四寸稱“銀蓮”）應運而生，並流傳千年。這個帝國，名叫中國。
關於纏足，有很多傳說。《古今事物考》雲，商紂王寵妃妲己是一隻狐狸精，而且是一隻功力尚淺的狐狸精，變不出腳丫子，不得不以帛裹之，是為纏足之始。這當然是無稽之談。最早對纏足加以明確記載的，是《道山新聞》，謂：“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這與後世流行的向下纏足還不太相同。根據鞋子的形狀來看，大致到宋代，確有女子開始纏足，明代則大為盛行。
美國學者高彥頤寫過一本書就叫《纏足》，她在裏麵認為，古代女性纏足和現代女性穿高跟鞋的道理差不多，“纏足的過程完成後，足跟和中足的關節嚴重扭曲，特別是蹠骨和趾骨、下腿部的長骨的發育被阻止了，變得細小，加上腳也小，接觸地麵的地方很少，站立起來都很困難。這時為了保持身體平衡，就要使腰部突出，就像穿高跟鞋那樣，使腰椎向前使勁彎曲。”
至於纏足為何會興起，清代有位女子曾寫有這樣一首詩，頗能道出個中原委，詩曰：“三寸弓鞋自古無，性成本是赤雙足。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除了男人戀足的變態心理和審美外，纏足也是對古代女子的一種“規訓”，就像養一隻聽話的鳥兒一樣。當然，也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纏足，很多少數民族就沒有纏足的習俗，有些地區的勞動女子也不纏足。
滿族女子，即無纏足習慣。清人入關後，曾下達兩個命令：一為剃發令，一為放足令。結果，無數漢族男性為此丟掉性命，其餘則“剃發留頭”，反而女子放足政策未能如願施行，故民間有“男降女不降”之說。
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士人對纏足這一惡習加以抨擊，如毛稚賓寫有《禁纏足表》，謂：“念嬌姿之婀娜，何敢毀傷？”清嘉慶年間，袁枚亦在《牘外餘言》中批評說：“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最典型的，還要屬道光年間李汝珍所寫長篇小說《鏡花緣》，書中多處抨擊纏足陋習，如第十二回借君子國宰輔之口對“天朝”之人說：“吾聞尊處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削，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此番駁斥可謂精彩絕倫！書中還有一則故事，講的是讓一名男子嚐盡纏足苦頭，最後大喊“情願立即處死”，讀來令人拍案叫絕！
在明朝末年，麵對北部的少數民族勢力，瞿九思在《萬曆武功錄》中曾提到：“虜之所以輕離故土遠來侵掠者，因朔方無美人也。製馭北虜，惟有使朔方多美人，令其男子惑溺於女色。我當教以纏足，使效中土服妝，柳腰蓮步，嬌弱可憐之態。虜惑於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
瞿九思認為，明朝可以用“纏足禦虜”的方式，解決紛亂嘈雜的邊疆危局。這種想法在當時居於東北的清朝內部也有所影響。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規定“凡漢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滿洲式樣”，嚴禁漢人女子纏腳；崇德三年（1638），進一步規定，“若裹足，則砍足殺之”。
1644年清朝入關後，要求漢人男子剃發，女子放足。不過，相對於剃發令，放足令的推行卻始終不如人意，在當時的民間，還出現了“男禁女不禁”，“男降女不降”的聲音，以致在康熙七年（1668）時，朝廷隻好遵從左都禦史王熙之請，“寬女子纏足禁”。
隱藏在這些表象背後的自然是漢人的身份認同，漢族學者將纏足理解為一種區別華夷的方式。18世紀朝鮮“北學派”的代表人物樸趾源在《熱河日記》中曾經提到一段他與某位王姓舉人的對話：“又曰：‘貴國婦人亦纏腳否？’曰：‘否也。漢女彎鞋不忍見矣，以跟踏地，行如種麥，左搖右斜，不風而靡，是何貌樣！’鵠汀曰：‘獻賊京觀，可徵世運。前明時，至罪其父母。本朝禁令至，嚴終禁他不得，蓋男順而女不順也。’餘曰：‘貌樣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鵠汀曰：‘恥混韃女。’即抹去，又曰：‘抵死不變也。’”
樸趾源覺得纏足不僅外觀難看，而且行動不便，便問王姓舉人漢女為何要纏足，王舉人畏懼清朝的文網之緊，不便直抒胸臆，就用手沾水在桌上寫了“恥混韃女”四字，隨即抹去，以防被人撞破，然後表明自己“抵死不變”的立場。
沒想到，纏足竟有如此作用，無法抵抗清朝的漢族學者隻好將個人理想寄托在女人的那雙小腳上。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纏足惡習一度受到巨大衝擊，一來是因為兩廣地區纏足之風本就較弱，二來是因為殘酷的戰爭和繁重的生產都需要女子的參與。不過，洪秀全采取的是以嚴刑酷法方式改變習俗的做法，明確規定：“令女館婦女悉去腳纏，夜間女百長逐一查看，有未去腳纏者，輕者責打，重則斬腳。”這與清人入關強迫剃頭並無二致。不過，定都天京以後，隨著女子重新退居二線，纏足之風很快恢複。所以，太平天國的婦女解放，並不具有近代意義。
真正從現代文明角度對纏足惡習展開攻擊者，最早是來華傳教士。他們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不斷以發傳單、出書籍、印報紙、做演說等各種方式宣傳纏足的危害。當時有《纏足論》一文，稱纏足惡習“其殘忍不亞於火葬、溺女”，批評中國腐儒“泥於重男輕女之見，坐使中華女子，遭此浩劫而莫之拯”。該文認為：纏足惡習在世界上遍尋不見，隻有中國才有，還自負為什麽文明教化之國呢？而要想扭轉這一世風，隻有從女子教育入手，讓女子讀書明理，自然“不禁自絕”。傳教士還組織了很多不纏足團體，如“廈門不纏足會”是中國最早的不纏足團體。可以說，傳教士在戒纏足方麵，開了風氣之先，逐漸影響了中國士大夫的看法。
戊戌維新時期，士人中接受中國不如西方這一看法者迅速增多，以西方現代文明為標準，纏足自然屬於不文明陋習。於是，維新人士在社會上（主要是大城市）掀起一股不纏足浪潮，不僅借助報刊進行大規模宣傳，而且發起組織了為數眾多的不纏足團體。時人謂：“纏足之事不早為之，則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害種者”，隻有放足才能“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據說，康有為向光緒上奏請求下旨放足時，遭到李鴻章的譏笑。李鴻章對他說：女人纏足這種小事你也要管，未免太瑣碎了，留點精力籌劃國家大事吧。康有為則說：這是小事嗎？全國一半人口在這條枷鎖之下，不能有所作為，正是中國積弱的主要原因之一。1898年，光緒曾經下詔，要求各省督撫勸誘禁止纏足，並無多少效果。隻有在上海等大城市，不纏足宣傳成效較為明顯。
不纏足運動遇到的阻力，一是來自於守舊的士大夫，一是來自於民間對習俗的固守！所以，即使以行政命令方式來強製推行，也未能取得顯著成績。
第一次不纏足高潮的真正到來，是在辛亥革命時期。盡管革命派在宣傳方式和內容上，與維新派並無太大差別，但在宣傳力度和廣度上絕對要甩他們好幾條街，尤其是從城市深入到廣大的鄉村，一時間不纏足蔚然成風。這裏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清廷再度下令禁止纏足；二是士大夫觀念在八國聯軍侵華後發生巨大轉變；三是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不纏足與剪辮子一同成為革命的身體符號；四是許多女子加入到不纏足運動中來。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明令禁止纏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衝出家庭牢籠，追求個性成為時代潮流，纏足舊俗遭到更大衝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將革命運動深入廣大農村，纏足也就一步步走向了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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