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葉永烈·
在一九五七年，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和儲安平的“黨天下”，並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各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萬箭齊發，對這“三大反動理論”進行密集性批判。
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
羅隆基的關於所謂“平反委員會”的發言，見諸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第四版。尊重曆史，尊重事實，現原文照錄於下，請讀者諸君以今日的目光重新予以審視——那是羅隆基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當眾公開發表的言論：
“他（羅隆基）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它方麵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他擁護這個主張，他說，成立這麽一個委員會有三大好處：
一．可以鼓勵有意見的人向委員會申訴。地方上的一些知識分子都希望有說話的地方，並且希望‘條條道路通北京，認為有意見能夠傳到北京，就是‘下情上達’。因此，有了這個委員會，就可以使有委曲的人不至於沒地方申訴。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侖先生說，有人認為今天的鳴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實這不外是經驗主義者錯誤的主觀主義設想出來的公式。過去許多大運動有了極大的成績，但的確也有些偏差，傷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了一些隔閡。過去的運動都有平反工作。不過，過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會把意見轉給地方，地方又將意見轉給有關單位領導的組織去處理。這樣就很難做到有錯必糾了。如果成立這麽一個委員會，那就可以將平反的機構和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來。過去的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今天平反有個民主黨派人士參加，那就更有利於做平反工作。
三．在鳴放中，就沒有顧慮的人？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鳴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複。有了這個委員會，受到打擊報複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這樣，有報複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報複的人也有路可走。
這樣的委員會，中央有，地方也應該有，而且中央可以領導地方的這樣的委員會；全國有這麽樣的有係統的機構，一定能夠保證鳴放得好。我這個僅是建議，很不成熟，不知是否妥當。”
……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我從一九五七年的報紙上引述原文，請讀者們重讀一下當年受到重點批判的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和儲安平的“黨天下”，究竟錯在哪裏？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載：
“章伯鈞（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他認為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他還提出，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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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的“黨天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刊載儲安平（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民盟盟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在六月一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摘自葉永烈：《沉重的一九五七》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204b-5.g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