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天，被烏克蘭大饑荒搞得灰頭土臉的斯大林突然做出一項指示：當前的經濟困難主要是因黨內混入了“階級異己分子”，為此必須清黨。全體黨員要向指定的委員會匯報思想狀況，並履行重新登記手續。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赫魯曉夫同樣接到了指示，他的匯報地點是“飛翔”摩托車廠。當考察幹部詢問他在工作中如何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時，赫魯曉夫無奈地答道：“我能和誰競賽，拉紮爾•莫伊謝耶維奇嗎？我哪裏比得上他……”
到這時為止，尼基塔•赫魯曉夫和拉紮爾•莫伊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相識16年了，他們的共事經曆最終長達40年之久。前三十年，卡岡諾維奇是老大哥，他一手把烏克蘭老鄉提攜進了中央，還在任職的每個地區和部門都安排赫魯曉夫當接班人。後十年，赫魯曉夫托庇於斯大林對勳舊集團的清洗，由小弟躍升為巨頭，昔日的大哥則淪為配角和陪襯。“鐵拉紮爾”本可繼續扮演蘇聯第七號人物，但他好像太過懷念往昔。1957年的政爭過後，卡岡諾維奇被貶為鉀肥廠廠長，退出了政治舞台。後半生他贏得的唯一一場競賽是比拚壽命：一直活到了1991年。
“社會主義的監工”拉紮爾•卡岡諾維奇（1893-1991）
今日的俄羅斯有人懷念斯大林，也有人懷念那個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的赫魯曉夫，但從未聽聞有誰衷心愛戴卡岡諾維奇。他曾是蘇共第三號人物，是國家工業化和莫斯科大改造的組織者，卻沒有任何政治理念或目標：這個人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取悅領袖，繼而保住自己那一點點可憐的安全。而他的“安全”，始終是以上百萬人的不安全為代價的。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盡管卡氏主持修建的莫斯科地鐵及大批公共建築至今服務於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但他的名字早被曆史徹底遺忘了，並且也沒有人希望再回憶起來。
雷厲風行的“鐵拉紮爾”
卡岡諾維奇身上的紅色種子，在他18歲之前就埋下了。這個猶太牛販之子出生在帝俄基輔省西部的卡班納村，弟兄四人在20歲前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長兄後來官至國防工業人民委員，另一個哥哥尤裏當過高爾基省委第一書記。家庭熏陶和猶太人的特殊處境使拉紮爾很早成為活躍的工運分子，1911年加入俄共（布）之後，他在烏克蘭各地的製鞋廠和皮革廠建立了一連串共產主義小組。1917年春擔任頓涅茨克蘇維埃副主席時，卡岡諾維奇第一次見到了工運積極分子赫魯曉夫，並對這位同鄉照顧有加。
十月革命爆發時，卡岡諾維奇是戈梅利市黨組織的領導人，並被推舉為全俄蘇維埃三大代表。內戰爆發後，人手短缺的全俄中央執委會匆匆起用了這位年輕幹部，派他擔任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日的一把手，後來升任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國（今中亞三國的前身）黨政軍和司法領導人。“鐵拉紮爾”的綽號就是這一時期叫響的：卡岡諾維奇沒有受過多少理論熏陶，行事雷厲風行、講求實效，能堅決打壓反對意見，正適合嚴酷的戰爭時期。而他在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很快引起了民族事務委員斯大林的注意——正在組建“影子內閣”、準備參與後列寧時代最高領導權爭奪的格魯吉亞人急需一個冷酷高效的急先鋒，“鐵拉紮爾”無疑是最佳人選。
1924年，卡岡諾維奇當選為俄共（布）中央組織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次年兼任烏克蘭共產黨（布）第一書記，此時他還不到32歲。有意思的是，卡岡諾維奇對“本土化”政策極為抵觸，在他口中，烏克蘭的黨組織充斥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沒一個值得信任。因為卡岡諾維奇得罪了太多烏克蘭籍幹部，斯大林不得不在1928年把他召回中央，改任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但“鐵拉紮爾”很快贏回了領袖的信任：1930年黨的十六大前夕，當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公開批評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時，卡岡諾維奇刻薄地指責道：“不要以為您是列寧的妻子就可以壟斷列寧主義！”
1931年五一勞動節慶典上，高爾基、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斯大林（由左至右）在列寧墓觀禮台。
與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莫洛托夫不同，卡岡諾維奇很早就意識到了服從斯大林是自己唯一的政治出路：論背景他是俄國向來歧視的猶太人，論資曆不及曾在西歐流亡的“國際派”，論理論水平不及布哈林等人；雖有一個“能吏”的名聲，但人際關係太差，遠不足以保證安全。隻有成為“能吏加酷吏”，在領袖關心的事情上兢兢業業，對領袖厭惡的潮流毫不猶豫地打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鐵拉紮爾”在1930-1947年的作為依據的正是這種邏輯。
當“社會主義監工”遭遇“偉人晚年綜合症”
從1930年到1935年，卡岡諾維奇擔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一把手，還進入了政治局，但他的確切身份其實是斯大林派駐最棘手部門的監工。1932-33年卡氏一手負責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地區的集體化，把原來的哥薩克村莊連根拔起，遷入“可靠”的俄羅斯族農民，造成了一場大饑荒。1934年黨的十七大上，他下令銷毀在中央委員選舉中反對斯大林的290張選票；領袖投桃報李，提名他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和政治局外事委員會主席。從1935年到1944年，卡氏先後擔任交通、重工業、燃料工業、石油各部人民委員，盡管沒有莫洛托夫的“王儲”身份，但他受斯大林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二號首長”。斯大林甚至讓他當了一回“監工”——1930年代的莫斯科大改造就是卡岡諾維奇直接領導的，他全程參與了地鐵的設計和建造工作。
1935年，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卡岡諾維奇（前排右二）和他的副手赫魯曉夫（左二）在莫斯科地鐵建築工地。
比起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收獲的憎恨和讚譽都要更多些。“大清洗”時期，他在伊萬諾沃和頓巴斯大抓“人民公敵”，並利用重點整頓鐵路運輸的機會，槍斃了一大批站長和路局經理。1941年德國侵蘇後，內務人民委員部指控他的大哥米哈伊爾•卡岡諾維奇為“法西斯間諜”，一身正氣的拉紮爾同誌拒絕為兄長辯護，米哈伊爾最終吞槍自殺。不過卡岡諾維奇直來直去的性格、吃苦耐勞的作風以及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在建設時期贏得了不少基層幹部的好感，沒有他那近乎魯莽的進取心和意誌力（莫斯科大改造期間，卡氏拍板炸毀了巨大的基督救世主東正教堂），蘇聯的工業化絕沒有那麽快成為現實。一些禦用文人對他的粗暴習氣和反知識分子態度也作了美化，吹捧那是一種“工人階級本色”。
不過到了1947年，卡岡諾維奇還是被曾經的主人冷落，外放到基輔擔任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這是斯大林清洗勳舊集團的重要步驟，目的是在冷戰開始之前，翦除掉內部的動搖分子。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知道蘇聯與“美帝”在物質上的差距極其明顯，盡管他們在斯大林麵前唯唯諾諾，內心卻不願立即開啟一場新的衝突。斯大林認為，他的老班底沾染了“麵對外國人時的奴性”；隻有建立以俄羅斯化的本土精英為基幹的新領導層，才能把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推進到底。因此，1940年代末蘇聯新的“大清洗”以打擊“世界主義者和猶太複國主義者”為開端。而卡岡諾維奇的處境尤其不妙——他就是猶太人。
可憐的拉紮爾！領袖依然需要利用他的組織能力和威望，他在1948年被任命為國民經濟技術裝備供給委員會主席，負責大工業企業的重建，在十九大上也進入了中央主席團（擴大後的政治局），但在領導人排序中落到第九位。於是，卡岡諾維奇近乎瘋狂地迫害他能接觸到的一切猶太幹部。
1936年，斯大林與他的“國王班底”合影。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赫魯曉夫，日丹諾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加裏寧，圖哈切夫斯基。第二排左一為馬林科夫。
“大哥”卡岡諾維奇vs“小弟”赫魯曉夫
和其他“國王班底”一樣，斯大林的猝死給了卡岡諾維奇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在黨中央主席團的排名雖然低於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貝利亞，但當上了重要的部長會議副主席（副總理），還兼任建築物資工業部長和勞動與工資國家委員會主席。他一改昔日迫害同族的嘴臉，主持了許多猶太裔黨員的平反工作。然而真正的危險藏在背後：當時排名僅次於卡岡諾維奇的正是他昔日的小兄弟赫魯曉夫，這位新任蘇共第一書記正在精心策劃，要把幾個老同誌通通排擠出局。
1956年，最高蘇維埃全體會議上的主席團成員（後兩排）。第一排由左至右為：卡岡諾維奇，別爾烏辛，布爾加寧，赫魯曉夫，伏羅希洛夫；第二排由左至右為：朱可夫，庫切爾，馬林科夫，莫洛托夫。
卡岡諾維奇隻比赫魯曉夫大一歲，但在蘇共領導人的代際劃分上，卻比後者早了一輩。出於鄉誼和扶植代理人的考慮，卡岡諾維奇在1925年主政烏克蘭之初就著力提拔赫魯曉夫，後者1918年才入黨，十年後卻已成為烏克蘭第二書記。1930年卡岡諾維奇出掌莫斯科州，馬上授意赫魯曉夫到斯大林工業學院進修，獲取晉升所需的學曆。盡管赫魯曉夫最終沒能拿到文憑，但並不妨礙他在1934-35年先後接替卡岡諾維奇在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的職務。到這時為止，赫魯曉夫一直謹守“小弟”的本分。不過到了1930年代後期，“小弟”憑借在“大清洗”中的主動效忠，成功地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1944年，赫魯曉夫升任烏克蘭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開始獨當一麵。
“大哥”與“小弟”的第一次衝突發生在1947年：因為烏克蘭未能完成前一年的糧食征購配額，斯大林把“鐵拉紮爾”外放到基輔，指望他壓服持有異議的赫魯曉夫。但赫魯曉夫心知肚明，卡岡諾維奇已不可能獲得領袖的長期信任，遂玩弄了一把兩麵手法：一方麵繼續推進斯大林讚賞的集體化政策，以顯示忠誠；另一方麵長期稱病，慫恿下屬抵製卡岡諾維奇的政策，讓後者難以立足。卡岡諾維奇倒是不改本色，他在烏克蘭完全不關心恢複生產，倒是四處抓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鬧得民怨沸騰。
消息很快傳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不得不做出選擇：赫魯曉夫在基輔經營有年，雖在具體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但大體忠誠可靠；卡岡諾維奇則是孤家寡人一個，不僅搞不定過去的小弟，連基層幹部也是怨聲載道。更重要的是，烏克蘭的糧食問題本非路線之爭，它是斯大林鞏固東歐新征服地區的重要步驟——加征的穀物將立即運往波蘭、東德和捷克，幫助那裏的共產黨政權站穩腳跟——在這方麵，赫魯曉夫的作用比卡岡諾維奇要大。幾個月後，卡岡諾維奇調回了莫斯科；與此同時，一場春雨降臨烏克蘭，天公庇佑之下，赫魯曉夫順利完成了1947年的糧食征購任務。此後，“大哥”與“小弟”的軌跡開始反轉了。
1953年3月9日，“國王班底”在斯大林出殯儀式上為曾經的領袖抬棺。左列第一人為馬林科夫，白色箭頭所指者是卡岡諾維奇，在他身前可見布爾加寧和莫洛托夫。
赫魯曉夫出招，卡岡諾維奇淪為“反黨分子”
不過，私人恩怨並不是赫魯曉夫和卡岡諾維奇之間最重要的矛盾。在斯大林晚年，他有意削弱蘇共中央的領導體製，以集權於個人；所以在斯大林逝世之初，控製部長會議（政府）的馬林科夫、貝利亞等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黨的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處在次要位置。而赫氏的企圖在於，通過對外政策失誤和“曆史錯誤”這兩個方麵打擊老前輩，逐步把核心權力從政府轉到黨中央。
1953年6月，他首先以“企圖出賣東德”為理由，說服主席團清洗了貝利亞；1955年3月又以“應對列寧格勒案件負責”和“可能在帝國主義麵前退縮”為理由，迫使馬林科夫辭職，以較庸懦的布爾加寧繼任。緊接著，在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下，赫魯曉夫擔任了新成立的國防委員會的主席，從而將武裝力量及軍工聯合體的利益與自己捆綁了起來。
麵對昔日小弟的挑戰，卡岡諾維奇顯得沮喪而無可奈何：由於1940年末的失寵，他沒能控製國家最前沿的工業部門（核工業），在主席團的博弈中先失一著；加上他負責的部門屬於比較邊緣的機關，沒能參與領導層最激烈的政策辯論，也就無緣爭當寡頭集團的“樂團指揮”。
赫魯曉夫倒是沒有放過敲打老大哥的機會，他知道卡氏的心病是“大清洗”中的“出色”表現，特地重新起用了曾遭迫害的老布爾什維克斯涅戈夫。當斯涅戈夫在十月革命節的慶典上遇到卡岡諾維奇時，不禁破口大罵：“我絕不會和手上沾滿優秀黨員鮮血的人握手！”
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卡岡諾維奇再次遭遇重創：赫魯曉夫正式向斯大林開火。有人聽到“鐵拉紮爾”嘟囔：“以後莫非要讓那些勞改犯來評價咱們的對錯了？”他又一次入選中央主席團，很快成為莫洛托夫“倒赫”小圈子的一員。1930年代這兩個人曾為爭奪斯大林的信任鬧得不可開交，如今開始抱團取暖了。
1957年6月18日，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失寵的新貴馬林科夫、謝皮洛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一起向赫魯曉夫發難，赫氏則召集分散在全國的中央委員，召開緊急全會作為反擊。11天後，主席團的決議被推翻，卡岡諾維奇位列“反黨”四人組之一，被驅逐出政治局：他的政治生命結束了。
公允而論，1957年之後赫魯曉夫提拔的一批大員，在見地和才幹上遠不及“反黨分子”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至於意識形態的僵硬和不思變通，則尤有過之。但個人才能從來都不是政治鬥爭的主要憑據，重要的是，老家夥們身上承載著蘇聯人對“大清洗”的恐怖記憶（“那些人再得勢，就會有更多人流血”），並且擋住了新生代幹部的晉升渠道（“莫洛托夫大概以為我們還在穿開襠褲哩”），所以必須被踢開。反過來，1930年代被“鐵拉紮爾”們送往盧比揚卡和古拉格的老布爾什維克，哪一個不是才能卓越呢？曆史在不同的時間，押著的往往是同樣的韻腳。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六月事件”過後，卡岡諾維奇消失多年的恐懼突然湧上心頭：他擔心自己會遭遇貝利亞的命運，或者像斯涅戈夫那樣被關進勞改營。他腆起臉給過去的小弟打了個電話，希望對方顧念多年的友誼。赫魯曉夫官腔十足地表示，隻要老大哥“停止反黨活動，在黨安排的新崗位上全心全意地工作”，就不會有後顧之憂。幾個月後，“鐵拉紮爾”被打發到索利卡姆斯克，出任烏拉爾鉀肥工廠廠長。比起終年苦寒的西伯利亞，司掌全國第一大鉀肥廠顯然是好得多的歸宿。有意思的是，素以野蠻粗暴著稱的卡岡諾維奇現在變得通情達理：政治境遇對人的“改造”就有這麽神奇。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通過了將卡岡諾維奇開除出黨的決議，接著他在鉀肥廠的職務也被撤銷。“鐵拉紮爾”回到了莫斯科，住進伏龍芝濱河大街的政府公寓，頤養天年。由於在斯大林時代積攢了可觀的獎金，他的生活雖寂寞但仍優渥，1980年後還獲準繼續在克裏姆林宮醫院就診。
卡岡諾維奇的“工人階級本色”在這時也表現得更加突出：他可以一整天坐在院子裏，和附近的退休老人一起玩牌，每年也都會手持無特殊待遇的休養證，在普通療養院與人閑聊。隻是偶爾碰上“大清洗”時代的幸存者，氣氛就會變得尷尬：“拉紮爾•莫伊謝耶維奇，您曾經指控我反黨、開除了我的黨籍；現在我已經改造好了，您倒是反起黨來了……”
1991年7月25日，卡岡諾維奇終於病逝；過了三個多星期，“八一九事件”爆發。當莫斯科的年輕人搭乘地鐵3號線前往斯摩棱斯克廣場為葉利欽助威時，他們並未注意到這條地鐵“接生者”的死訊。畢竟，距離“鐵拉紮爾”被剝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銜已經34年，俄羅斯的新青年從未聽過他的名字。
位於莫斯科新聖女公墓的卡岡諾維奇夫婦合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