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班底｜馬林科夫：扶不起來的“後主”

 馬林科夫和斯大林本人都不曾料到，“慈父領袖”對蘇聯超過三十年的統治會在十九大結束後的第141天戛然而止。盡管貝利亞-馬林科夫同盟從1949年起就在做接班的打算，他們卻無法原封不動地照搬舊王的體製。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裏，斯大林對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功能做了最大程度的弱化，使黨和國家的生活完全圍繞他個人而展開；這是一種隻有他本人能駕馭的結構，其他人的控製力和威望都不足以勝任。擺在馬林科夫麵前的實際上隻有一條路：與其他幾位“國王班底”分享權力，在一個聯合的執政集團中占據相對優勢。

 

       1953年3月2日淩晨，對斯大林感情最為複雜的幾個人物在這位處於彌留狀態的大人物身旁完成了交易：馬林科夫同意恢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元老的政治地位，並重新建立一個較小的5人書記處，由赫魯曉夫主管，負責黨的日常工作；作為交換，他本人獲得了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這個政府首腦的職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政治局常委會）的日常會議也由他主持，中央全會做出的決議須經他簽字才能生效。

 

       從那時起到1957年夏天，蘇聯大致處於“國王班底”的集體領導下，幾大巨頭的權勢處於相對平衡狀態。但這種狀態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乃至莫洛托夫相繼提出了新的政策路線，以圖控製話語權，並對幹部隊伍進行重組。然而內臣出身的馬林科夫在推進公共政策方麵遠不及曾在基層任職多年的赫魯曉夫；甩掉權力欲過盛的貝利亞之後，他遭到了競爭對手的集中攻擊，被迫讓出一把手的位置。1957年的大洗牌之後，“馬蓮尼婭大嬸”在哈薩克斯坦的一座水電站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終點。這位既有野心、也不乏眼光的接班人，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個扶不起的“後主”罷了。

1953年3月9日，社會主義陣營領導人走在拖曳斯大林棺木的炮車之後。前排由右至左依次為：赫魯曉夫，貝利亞，周恩來，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莫洛托夫。第二排右二為國家計委主席薩布羅夫。

 

“保護者”落馬

 

       莫斯科大學曆史係教授謝爾蓋•季米特裏耶夫對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領導層有過一番刻薄的嘲諷：“他們每個人看上去都毫無個性、千篇一律，令人過目即忘。人們看到他們，隻會想起《神曲》裏地獄入口處的銘文：‘通過我，進入痛苦之城；通過我，進入永世淒苦之深坑；通過我，進入萬劫不複之人群！’”平心而論，這樣的評價對1953年時的“國王班底”未免失於苛刻：至少在接班之初，他們還是希望通過對斯大林體製的修改來樹立威信的。內臣出身的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尤其重視這一點，他們兩人選擇的突破口是德國問題。

 

       1945年大戰結束後，德國由蘇美英法四國分別出兵占領，其前途取決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博弈。考慮到美國已經研製出核武器，且蘇聯在東歐和巴爾幹的新戰利品尚未鞏固，斯大林決定放棄建立一個統一的、中立的新德國的構想，把在德國東部的軍事存在維持下去。1949年，兩大陣營在其控製區內各自扶植了一個獨立政權，並迅速啟動了經濟重建。但蘇聯在東德推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顯然缺乏吸引力，到1953年初，大批東德居民開始通過柏林分界線逃往西方。莫洛托夫主管的外交部製訂了一個溫和的調整計劃：減少東德對蘇聯的經濟賠償，同時要求東德當局暫緩實施農業集體化和政治清洗，以挽回人心。但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企圖和斯大林的遺產做徹底的切割，他們醞釀出了一個遠為激進的方案：終止東德的社會主義化，與美英法三國重啟統一德國的談判，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但是由東西方共管的“大號瑞士”。在1953年5月27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貝利亞正式拋出了這一提案，他宣稱：“我們需要的是德國保持和平，而不是在那裏建立社會主義。”

 

       應當承認，貝、馬兩人的提議已經觸及到了三十多年後蘇聯放棄東歐的根本原因：勢力範圍並不總是戰略資產，很多時候它也可能成為負擔，財力不濟時尤其明顯。盡管莫洛托夫馬上質疑“資產階級德國在曆史上從來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其他人在內臣集團的高壓下很快表示了讚同——據說貝利亞曾在會後打電話給布爾加寧，告知後者“如果你不站在我們一邊，以後就不再是國防部長了”。6月2日，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東德問題的指導性文件“新方針”，馬林科夫甚至警告來訪的東德代表：“現在不做調整，遲早會大禍臨頭。”

1953年初，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的“國王班底”。與馬林科夫同排就座的是布爾加寧、貝利亞、米高揚和赫魯曉夫，他們身後可見卡岡諾維奇，前一排則是意識形態總管、“灰衣主教”蘇斯洛夫（戴眼鏡者）。右前方留著大胡子的軍人是布瓊尼元帥。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6月17日，為抗議東德部長會議副主席、老牌斯大林主義者烏布利希（他也是東德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的高壓政策，4萬名工人走上了東柏林街頭，要求增加工資、罷免政府領導人、撤走蘇聯軍隊。烏布利希完美地把皮球踢回給了莫斯科：假使蘇共采取了懷柔政策，就會背上“向反革命分子投降”的惡名，並將遭到“修正主義”南斯拉夫的攻擊；假使他們決意以武力鎮壓，剛剛啟動的“新方針”就會自行破產。馬林科夫沒能頂住壓力，17日中午，他批準駐東柏林的蘇軍配合東德警察鎮壓遊行，打死513人，打傷1800餘人；隨後的搜捕又使5100餘人牽扯進來，其中106人被處決。對“新方針”來說，這次衝突是一個重大打擊，馬林科夫-貝利亞聯盟在主席團內部也遭到了質疑。

 

       更具決定性的分裂發生在聯盟內部。1953年3月，貝利亞將一度獨立的國家安全部（MGB）重新並入了內務部（MVD），如此一來，他本人不僅可以繼續對同僚和競爭者實施監控，還能通過對外情報機關插手外交事務。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軍事工業、宣傳機構和人事部門統統要向內務部負責，就連民族政策的修訂也須在盧比揚卡廣場進行。對真正的一把手馬林科夫來說，這是一種公開挑戰：誠然，他們兩人是長期的政治盟友，若無貝利亞的保護，馬林科夫在1946年可能就已失寵；但他絕不打算變成這個特務頭子的傀儡。赫魯曉夫通過許多渠道向他暗示：貝利亞企圖篡奪“改革者”的頭銜，並以“檢討斯大林時代的錯誤”為名，對其他領導人進行迫害；倘若他們不想被一網打盡，就必須先下手為強。“6•17事件”發生後，馬林科夫本能地感覺到貝利亞會把責任推給自己，反複思量過後，他秘密向布爾加寧下達了逮捕貝利亞的命令。

 

       6月26日，朱可夫元帥帶著4位將軍衝進部長會議主席團大會的現場，把貝利亞銬起來帶了出去。7月初，馬林科夫在中央全會上一本正經地宣布，貝利亞“建議放棄在民主德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奉行建立資產階級德國的方針”，犯下了“反黨、反國家的罪行”。12月23日，這位過去十五年裏蘇聯最恐怖的人物、奇特的改革家、馬林科夫曾經的保護者在莫斯科軍區總部的地下室裏被處決，屍體焚毀後丟進了道旁的樹林。

 

馬林科夫孤掌難鳴

 

       盡管馬林科夫是廢黜貝利亞的拍板者，但他在這場“預防性清洗”中恰恰是獲利最少的。由於赫魯曉夫最早提出了翦除貝利亞的建議，大部分高級幹部把他視為救星，並認為最大的功勞應歸於這個烏克蘭禿子。內務部再度遭到拆分，其反間諜和保護要人的職能被移交給了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也就是克格勃，由赫魯曉夫的親信謝羅夫（Ivan Serov）執掌。這樣一來，馬林科夫就無法在私下窺探其他領導人的動向了。不僅如此，貝利亞在遭到處決前的半年曾給“馬蓮尼婭”寫過幾則便箋，除去哀求後者搭救自己外，還暗示對德政策乃至“列寧格勒案件”是兩人共同策劃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赫魯曉夫的要求下，馬林科夫被迫向政治局交出這些便箋，並為自己辯白。最後他垂頭喪氣地宣布，將永遠堅持“集體領導”，不會試圖獨攬大權。

       

馬林科夫上台後，中國駐蘇使館曾向他贈送過彩色織錦畫像（由杭州都錦生絲織廠織造）等禮品。圖為都錦生織錦博物館所藏的樣品。

 

       不過，這位權力欲旺盛的內臣並未就此一蹶不振。7月中，馬林科夫從中型機械製造部（核工業部）獲悉，蘇聯第一型熱核武器將在幾個星期內進行試爆；他據此得出結論：美蘇在戰略武器方麵的均衡已經恢複，應當趁熱打鐵，解決積重難返的工農業發展失衡和消費品短缺的問題。8月8日，即蘇聯第一枚氫彈爆炸前四天，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布：政府將在農業和工業部門實施“新方針”。具體內容為：逐步解散集體農莊，允許農民擁有私田或以家庭為單位承包土地；現行農業稅一次性降低50%，農民欠集體農莊的債務一概取消；增加對消費品生產、輕工業以及食品工業的投資，在兩三年內解決輕工業製品和農產品的短缺問題。

 

       這些略顯激進的舉措恰好指向了斯大林時代民憤最大的遺產，當它們和氫彈試爆成功的喜訊結合在一起時，不僅足以彌補馬林科夫在德國問題上的失腳，還讓他的聲望達到了一個小高潮。集市上開始零星地出現更多的肉製品和牛奶；十月革命節的慶祝活動中，有人提議為馬林科夫同誌的健康幹杯。更有甚者，外省和農村還流傳起了關於馬林科夫身世的演義，他的妻子被說成是列寧的侄女，甚至有人言之鑿鑿地宣稱，“馬林科夫是伊裏奇（列寧）的私生子，不僅作風像，臉型也像。”這是他第一次從民眾那裏收獲正麵評價。

盡管馬林科夫並未刻意製造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但在1953-1955年，他還是被視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領袖之一。圖為1955年初，越南河內張掛的毛澤東、馬林科夫、胡誌明三人畫像。

 

       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這種新氣象：以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為首的5位書記處成員與馬林科夫的關係正在惡化。綽號“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後來成為蘇共意識形態總管，馬林科夫不僅質疑他的僵化政策，還試圖鏟除蘇斯洛夫在波羅的海三國的盟友。至於赫魯曉夫，他從1930年代後期開始就負責蘇聯的糧食生產，視農業政策為自己的禁臠，當然容不得馬林科夫插手。赫魯曉夫認為，馬林科夫企圖以氫彈試爆成功和新農業政策來挽回貝利亞事件的負麵影響；假使他再一鼓作氣、推出新的對美外交路線，就可以徹底鞏固作為斯大林接班人的地位。必須搶在馬林科夫的“新方針”付諸落實之前，把話語權從他手裏奪回來。

 

       所幸馬林科夫身上帶有“內臣”固有的缺陷。盡管1940年代的許多幹部是在他的首肯下才獲得晉升的，但馬林科夫既不可能越過斯大林對他們發號施令，也無法以個人名義對他們加以褒獎，這就使他和這些官員之間無法形成牢固的效忠關係。此外，過去馬氏隻需秉承斯大林的意旨製訂出總體路線，具體的實施則由地方官員負責，並通過特務機關加以監督。但在斯大林死去、貝利亞遭到翦除之後，他必須親力親為才能保證自己的“新方針”得到落實。偏偏馬林科夫不改抓大放小的傳統，居然把實施農業政策改革的黨中央全會的籌備工作全盤推給赫魯曉夫去負責，無異於授人以柄。後者在謝羅夫、蘇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迅速發動了反擊。

 

       1954年1月，赫魯曉夫在中央全會上宣布：農業“新方針”的重心應當是增加穀物產量和可耕地麵積，為此中央決定投資4億盧布，在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開墾1300萬公頃荒地。他同時還含沙射影地指稱，“（認為）輕工業可以、且必須比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優先發展……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解”，“這種見解隻不過是對黨的誹謗……是與列寧主義敵對的觀點的複活”。會後，書記處立即部署在中亞開荒。盡管這項工程隨後被證明效率極低——墾荒區經常發生幹旱和風蝕，糧食產量偏低且波動嚴重——但赫魯曉夫成功地展示了他的魄力和執行力。不僅如此，謝羅夫還以“清算貝利亞的罪行”為名，搜集馬林科夫參與炮製“列寧格勒案件”的證據，提供給黨中央，這就使馬氏徹底喪失了繼續領導國家的道義資本。

 

       進入1955年，對“馬蓮尼婭”的攻擊達到了高潮。赫魯曉夫再次向其他中央委員提到了東德問題，暗示馬林科夫提出的避免核戰爭等口號是“向帝國主義分子舉手投降”。沮喪的馬林科夫在1月22日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辭職，希望有人能慰留他；赫魯曉夫的盟友、《真理報》主編謝皮洛夫以一篇社論作為回應——“黨的總路線和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人”。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假使馬林科夫收回辭職動議，下場隻會比貝利亞更糟。權衡利弊之後，他決意向中央全會做自我批評，並以“缺乏經驗”來為自己開脫。由於赫魯曉夫尚無意立即結束集體領導製，原國防部長布爾加寧被提名為新任部長會議主席。1955年2月8日，最高蘇維埃全體會議宣布馬林科夫將留任部長會議副主席，並兼任電站與電力工業部部長。據說，當這位失勢的接班人回到列寧山（今麻雀山）附近的官邸時，居然顯得如釋重負——他又可以做回不必衝鋒在前的“內臣”了。

 

1955年9月，西德總理阿登納（前排右一）率代表團訪蘇，受到馬林科夫的歡迎，雙方隨後簽署了建立外交關係的換文。圖中還出現了其他幾位蘇共要人（以數字標注）：1、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岡諾維奇；2、外交部長莫洛托夫；3、部長會議副主席別爾烏辛；4、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

 

“後主”退出舞台

 

       從十月革命開始，現實主義就成為了俄國政治最核心的動力之一：列寧時代的布列斯特和約與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治下的蘇德結盟和雅爾塔體係，無不基於這一考量。但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938年）出版之後，帶有宗教色彩的“路線鬥爭”學說日益成為解釋政治行為並賦予其合法性的範式，“言行悖反”的狀況在蘇聯政治生活中遂變得越來越突出。例如，馬林科夫減輕農民負擔、緩和東西方矛盾的方針在1955年之後被赫魯曉夫全盤沿用，但後者在爭奪最高權力之際，卻要以“投降主義”為借口對馬氏進行攻訐。從這個角度說，爭論兩人誰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誰是“真正的改革家”不免失於迂闊。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試圖用意識形態話語來為新政策提供支持，並最大限度地增進個人權勢：這也是後斯大林時代蘇聯種種政治鬥爭的實質。

       

赫魯曉夫（前）與馬林科夫陪同阿登納參觀遊覽。    

 

       馬林科夫在1956-1957年選擇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結盟，同樣是基於這一考慮。他本人在1953年就曾提出終止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未能貫徹下去；而當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開啟“去斯大林化”的進程後，馬林科夫立即變成了斯大林的辯護者，並和以往關係不睦的莫洛托夫等人越走越近。為了避免再度成為眾矢之的，“馬蓮尼婭”接受了莫洛托夫作為反對派聯盟的領袖，自己則躲在背後串聯謀劃。假如反對派能成功地把赫魯曉夫拉下馬，年齡優勢明顯的馬林科夫遲早會再度登堂入室，第二次成為國家領導人。

       

1956年4月，馬林科夫以部長會議副主席身份訪問英國，成為十月革命以來第一位在和平時期踏上英國領土的蘇聯領導人。這是他在布萊頓的聖彼得教堂參觀時的情景，左二為時任蘇聯駐英大使馬立克。     

 

       隨著赫魯曉夫為“大清洗”遇難者平反的步伐不斷加快，以及“去斯大林化”在東歐各國引發激烈反響，雙方正麵交鋒的時刻終於來臨。1957年6月18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莫洛托夫提出了對赫魯曉夫的不信任案，獲得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別爾烏辛以及薩布羅夫的支持，投下反對票的隻有米高揚、蘇斯洛夫、阿列克謝•基裏欽科和赫氏本人。但“倒赫”聯盟的勢力範圍僅限於中央委員會所在地老城廣場，在那之外，書記處、克格勃乃至軍隊（赫魯曉夫在1955年已經兼任了新成立的國防會議主席）都是赫魯曉夫的支持者。在克格勃主席謝羅夫以及國防部長朱可夫的協助下，全體中委在四天內聚集到莫斯科，推翻了主席團的決議，並把莫洛托夫等四位反對派領袖開除出了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

 

       馬林科夫當然也在出局者之列。他不僅永遠喪失了在政治局和政府的位子，還被迫告別列寧山的豪宅、“吉斯”防彈轎車以及24小時待命的克裏姆林宮醫療衛生局。赫魯曉夫在哈薩克斯坦的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Ust-Kamenogorsk）水電站給他安排了一個辦公室，這位落寞的“後主”終日與額爾齊斯河水為伴，倒是培養出了攝影的愛好。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馬林科夫被開除出黨，在59歲這一年正式開始了退休生活。

       

1964年時的馬林科夫。     

 

       與出身真正的勞苦階層、在閱盡千帆後終能過回普通人生活的卡岡諾維奇不同，馬林科夫從22歲起就進入克裏姆林宮的紅牆，逢迎、虛榮和勾心鬥角構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也構成了他的生命能量。與普通公民有關的一切恰恰是他最不熟悉、也最不適應，偏偏卻要去麵對的。這個時候，從莫斯科動力學院退休的瓦列麗婭•戈盧伯佐娃表現出了一個女人的隱忍和實際：她把日常生活和財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使丈夫可以在伏龍芝濱河大街的公寓裏安心過隱居生活。“馬蓮尼婭”在那裏見證了赫魯曉夫的倒台、勃烈日涅夫漫長而乏味的執政生涯以及1980年代蘇共領導層的更迭，不曾發表任何評論——以他的資曆和才能，大概也不適合扮演“黨的元老”或者“理論泰鬥”的角色。在1988年最終病逝之前，馬林科夫甚至秘密皈依了東正教，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他曾是蘇聯曆史上年紀最輕的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也是蘇聯黨和國家一把手中壽限最長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