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斯大林時代的蘇共領導群體中，馬林科夫是年紀最輕的一個：他生於1902年，比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小10歲左右，比伏羅希洛夫年輕20歲。從年齡上看，馬林科夫與取代赫魯曉夫的勃烈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三駕馬車”才是一輩人。這樣一位後起之秀能成為斯大林的接班人，與蘇共領導層在1930-1940年代三次不正常的波動大有關聯：1934年，被認為極有希望接替斯大林的基洛夫遇刺，隨後的“大清洗”消滅了內戰期間貢獻最卓越的黨政軍元勳。1947-1948年，為完成對國家上層建築的俄羅斯化改造，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具有猶太血統或國際主義背景的高官遭到罷黜。1949-1950年，衛國戰爭期間嶄露頭角的新生代力量“列寧格勒集團”也被掃地出門。由此，1890年代出生的高級幹部大都被邊緣化，更年輕的馬林科夫遂獲得了登堂入室的機會。
比偶然的運氣更值得一提的是馬林科夫上位的方式：他從未像莫洛托夫等人那樣擔任過獨當一麵的職務，完全是從中央機關裏崛起的“內臣”。1924年列寧去世時，馬林科夫還隻是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MHTS，今鮑曼莫斯科國立技術大學）的學生，唯一的革命經曆是在紅軍當文書。但他的妻子瓦列麗婭•戈盧伯佐娃（Valeria Golubtsova）頗有來頭——戈盧伯佐娃的母親是列寧最信任的工作人員之一，長期在全俄蘇維埃中央擔任機要員，與許多領導人頗有交情；戈盧伯佐娃本人則是聯共（布）中央的辦事員，政治嗅覺靈敏。在妻子的舉薦下，馬林科夫沒等完成學業就申請去中央機關擔任秘書，先是在聯共（布）中央組織局工作，隨後調至政治局秘書處。這一時期他的上司是斯大林多年的秘書、蘇聯最神秘的政治人物之一波斯克列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直達天聽的關係決定了初出茅廬的馬林科夫在1920年代後期紛繁複雜的路線鬥爭中永遠不會跑偏。
中樞的秘書工作並不需要太強的個人主見，但對責任心、領會上級意圖的能力以及和相關部門的溝通要求頗高。馬林科夫很快表現出了這方麵的能力，加上他政治過硬，逐漸引起了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書記、新任莫斯科市委一把手卡岡諾維奇的注意。1930年，馬林科夫被借調到莫斯科市委任組織部長，協助卡岡諾維奇清理“敵對分子”。在三年多的任期內，他不僅習得了按照上級意誌“甄別”和分化幹部的技巧，而且逐步明了怎樣才能在下屬機關培植代理人，並在“清黨”過程中不動聲色地將他們提拔起來。這無疑是相當重要的政治經驗。
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以後，斯大林開始準備對幹部隊伍的“大清洗”。盡管馬林科夫既非中央委員、又非組織局成員，甚至也沒有任何政府職務，但憑借卡岡諾維奇的推薦和斯大林的欽點，卻一躍而成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1936年起又專任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幹部局（1939年後改稱黨中央幹部局）局長。幾乎與此同時，綽號“血腥侏儒”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升任內務人民委員兼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成為“大清洗”的直接執行者。馬林科夫幾乎立即疏遠了昔日的伯樂卡岡諾維奇，與葉若夫結成同盟。
內臣與特務的聯手不隻是個人行為，它是官僚機構追求自身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的結果。馬林科夫掌管的人事部門是斯大林篩選和清除老布爾什維克勢力、選任新幹部的重要工具，葉若夫麾下的秘密警察則是對潛在威脅實施肉體消滅的直接執行者；但它們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斯大林的個人好惡，隨時可能被棄用或裁撤。但如果兩個機構攜起手來，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人事部門可以從特務機關那裏了解到領導人的真實想法以及關心的焦點，將其貫徹到日常工作中，以博取領袖的寵信；它也可以借特務機關之手構陷甚至鏟除潛在的政治敵人，來鞏固自身的地位。至於特務機關，它需要在黨的日常組織中扶植盡可能多的盟友及代理人，才能增加本身的合法性，而人事部門恰恰能做到這一點。這種基於利益的結盟甚至不會因部門領導人的更迭而發生變化，隻要利益不被消滅，“友誼”就能地久天長。
在“大清洗”期間，馬林科夫不僅積極配合葉若夫的工作，還創造了一項具有曆史意義的發明：他為聯共（布）全部250萬名黨員建立了詳盡的個人檔案，其中包含每個人的簡曆、社會關係、黨組織出具的審查材料以及特務機關對其“可疑活動”的調查。檔案平時由幹部局保管，一旦斯大林指示對某個機關進行“清理”，馬林科夫和葉若夫就會根據檔案中的“前科”為當事人羅織罪名，最終將此人的姓氏列入逮捕令。從1936年到1938年，全國黨員中的半數相繼被捕，超過69萬人被處決，馬林科夫卻因“功”當選為中央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38年葉若夫被打入冷宮（兩年後遭到處決）之後，他又與新任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打得火熱，延續了兩大機關的同盟。
內務人民委員、“血腥侏儒”尼古拉•葉若夫（右一）曾是馬林科夫的早期盟友，也是1930年代蘇聯最令人恐懼的人物之一。被處決之後，他的形象就從這張著名的照片中抹去了。
扳倒“列寧格勒集團”
1941年初的聯（共）布中央全會上，馬林科夫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正式進入了政治中樞的前台。衛國戰爭開始後，他由斯大林親自提名為國防委員會委員，負責監督航空工業的生產。到大戰結束時，馬林科夫成為東德占領區處理經濟賠償和工業設備轉移部門的負責人，地位與派往芬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維辛斯基三人相當，而肥碩的“馬蓮尼婭大嬸”此時還不到45歲。
不過到了1946年4月，馬林科夫還是遭遇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跌。在斯大林次子、空軍少將瓦西裏•朱加施維利的指控下，時任空軍司令員諾維科夫（Alexander Novikov）和航空工業人民委員沙胡林（Aleksei Shakhurin）被認定“用質檢不合格的飛機裝備部隊”、“充當英美間諜”，先後被捕入獄。戰時負責航空工業的馬林科夫也被解除了書記處書記和組織局委員的職務，外放到塔什幹。僅僅是由於貝利亞的努力，他才在兩年後被重新召回首都。
諾維科夫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是斯大林與美國對抗的新戰略的前期準備。經曆了1941-45年慘烈的戰爭，大部分蘇共高級幹部（尤其是軍人）萌生出了休養生息的念頭；戰時接受美援物資以及與英美合作的經曆使他們認清了蘇聯與美國在經濟上的巨大差距，因此紛紛呼籲削減軍備、恢複生產。但斯大林認為，在大半個歐洲被摧毀之後，目前正是資本主義陣營最衰弱的關頭；隻要蘇聯堅持鬥爭策略，西歐必將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美國將淪為孤島。為了迎接最後的勝利，有必要把意誌不堅者從幹部隊伍中清理出去。1946-48年，以諾維科夫案件為起點，斯大林在國內展開了針對猶太人、國際主義者、少數民族幹部、勳舊集團和高級將領的新一波清洗；在國際上，1947年莫斯科牽頭成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次年即發起了對南斯拉夫的批判，力圖使一切社會主義國家服從蘇聯的指揮。
1939年初，馬林科夫進入了蘇共中央書記處和組織局，他在“十八大”第五次會議上的報告也被印成小冊子發行。
自1939年聯共（布）十八大以來，蘇聯就沒有再召開新的黨代會。所有人都清楚，斯大林的健康狀況已不如戰前，在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老人被邊緣化之後，即將召開的十九大推出的將是領袖的繼任班子。圍繞著“儲君”地位，馬林科夫-貝利亞聯盟與另一股新貴勢力“列寧格勒集團”展開了競爭。後者是在1941-44年的列寧格勒圍城戰期間崛起的，領軍人物包括中央書記處書記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Alexey Kuznetsov）、國家計委主任沃茲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和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波普科夫（Pyotr Popkov）等，平均年齡隻有40歲出頭。這個集團的靠山和保護者是蘇共意識形態總管、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此公當時已受命主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地位相當顯赫。要把這樣一股風頭正勁的力量排擠出局絕非易事。
但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比“列寧格勒集團”更了解斯大林的心理。從革命年代起，“慈父領袖”對來自彼得格勒（列寧格勒）的高級幹部就有一種天然的敵意；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先後擔任過那裏的一把手，這足以使斯大林擔憂黨內可能出現“列寧格勒幫”，繼而推出一個競爭者來威脅他的地位。至於日丹諾夫這個酒精依賴症患者，他在戰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樣使斯大林感到不放心。1948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後，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向領袖誣告稱：日丹諾夫在譴責南斯拉夫時心慈手軟，可能導致投降主義之風蔓延到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當即解除了日丹諾夫的一切職務，打發他去休假。8月29日，日丹諾夫突發心肌梗塞，醫療組在診斷上出現了分歧，耽誤了搶救時間，導致病人一天後死去。1952年，斯大林以日丹諾夫死因可疑為由，挑起了針對猶太人的“醫生案件”。
1936年，馬林科夫（第二排左二）在和斯大林合影時還沒有資格列席第一排。12年後，他扳倒了資格更老的日丹諾夫（第一排左二），成為蘇聯第二號人物。
保護者落馬後，“列寧格勒集團”的失勢隻是時間問題了。1949年1月，波普科夫提議把當年的全國貿易博覽會放在列寧格勒舉辦，以加快當地的經濟重建，並獲得了沃茲涅先斯基和俄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季昂諾夫（Mikhail Rodionov）的首肯。馬林科夫立即向斯大林告密，宣稱這是“列寧格勒集團”在把國家財富私相授受；貝利亞也偽造了一係列匿名信，指控列寧格勒州委班子企圖製造獨立王國。三位當事人很快被定性為“反黨”，解除了一切公職。同年7月，貝利亞的親信、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Viktor Abakumov）逮捕了列寧格勒市委第二書記卡普斯京，將他誣陷為英國間諜，逼迫他承認庫茲涅佐夫、沃茲涅先斯基等人企圖建立獨立的“俄羅斯共產黨”，把首都遷到列寧格勒，並蓄意製造各地州委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一個月之內，“列寧格勒集團”的五位領軍人物相繼被捕，並於10月1日淩晨遭到槍決，受到牽連的還有60名官員和145名家屬。“列寧格勒集團”至此徹底垮台。
碩果僅存的接班人
必須指出，“列寧格勒案”絕不是斯大林受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蒙騙的結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防止黨內出現宗派集團本來就是鞏固個人地位的既定方針；在“冷戰”格局已然成型的背景下，打擊“列寧格勒集團”與強化對黨的控製、統一領導層意誌的思路並不矛盾。至於馬林科夫-貝利亞同盟，他們在當時具有更大的利用價值——貝利亞已經成為蘇聯核武器項目的實際負責人，馬林科夫則把彈道導彈項目抓到了自己手裏。在他的親自安排下，70多名原德國火箭專家被安置到謝利格爾湖中的一個島上，協助蘇聯開發第一代彈道導彈。此時的斯大林需要核導彈來抵消美國的壓力，在這一工程取得成果前，他無意拋棄這兩位新貴。
1950年2月，周恩來在莫斯科簽署蘇聯對華貸款協定，斯大林和馬林科夫站在其身後。最右側的三人為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和米高揚（由右至左）。
“列寧格勒集團”倒台之際，馬林科夫已經官至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組織局委員兼部長會議第一主席。這年12月《真理報》出版的慶祝斯大林七十大壽專號上，他的文章排在最醒目的位置，這標誌著“馬蓮尼婭大嬸”正式被承認為蘇聯第二號人物。由於領袖在不久前發生了第一次腦溢血，由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組成的四人團體開始承擔越來越多的工作。自然，馬林科夫也著手在宣傳、交通和工業部門培養親信。不過，他最重要的任務還是負責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九大的籌備工作，並代替斯大林做政治報告。
一些曆史學家認為，由馬林科夫向大會做政治報告是斯大林“交班”的標誌，這一結論未免過於草率。斯大林同意這樣做，完全是因為他對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做了大調整。由於大會拒絕了斯大林辭去總書記一職的請求——沒有人敢接受——這個職位隨後被撤銷了，一同撤銷的還有組織局。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處由5人擴大到10人，為首者稱第一書記，由斯大林本人擔任。中央委員的數量由過去的71人增加到133人，從中選出25人組成主席團，代替過去的政治局。這個主席團裏又有9人組成常設委員會，真正拍板的則是斯大林、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布爾加寧5人。經過這番調整，斯大林把過去歸於“總書記”的權力徹底轉移到個人手中，由誰來做報告則成為無關緊要的小事了。
1945年8月12日，斯大林與他的親信們步出克裏姆林宮，前往紅場參加勝利大遊行。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米高揚，赫魯曉夫，斯大林，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
馬林科夫當然不敢耍花樣。事實上，十九大政治報告從重點到風格與斯大林本人的口吻並無二致，它隻字不提從1939年到1952年的蘇聯曆史，隻強調兩大陣營目前正處於對峙狀態，蘇聯工農業建設已取得突出成就，又消滅了形形色色的“人民公敵”，必能獲得最終勝利。涉及經濟問題和意識形態的表述直接引用了斯大林1951年出版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關於文化和藝術事業的某些觀點則是從《文學百科全書》裏抄來的。有人好奇地檢索了馬林科夫關於“典型事物”的一段拗口的定義，發現真正的作者是作家和翻譯家季米特裏•米爾斯基（D. S. Mirsky）——這位大貴族之子在1939年死於勞改營，當然沒辦法向黨的二號人物追究版權問題。
就這樣，馬林科夫在登上政治舞台不到30年的情況下，成了斯大林正式認可的第一位接班人。這其中一半要歸功於他本人的苦心經營，另一半則是源自斯大林的自信——在掃蕩完各種“公敵”、把權力集中到一己之身以後，這位強人更樂於用一個不那麽顯山露水的人物來充當二把手。他不曾料到，自己隻剩下140天的壽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