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經濟層麵的真正主攻方向也是宣傳戰和顛覆戰。這是因為宣傳戰和顛覆戰的代價最小,而收獲很大。實際執行這個任務的是高等教育係統裏的經濟係和金融係。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喜歡用很多數學,尤其是統計學來寫論文。我剛轉行的時候還覺得很親切,經濟學論文乍然看來居然和自然科學差不多。後來越讀越不是那麽回事。做統計分析的時候,一個很基本的步驟是過濾雜訊,而美國的經濟學論文不是省略掉了這一步,就是根本做錯了。更糟糕的是經濟學研究的是人而不是原子或分子,所以做理論的時候,美國的經濟學必須做很極端的假設來簡化問題,否則數學就用不上。例如美國經濟學的核心結論是絶對自由市場經濟(也就是完全沒有政府監督的)的優越性和必然性,可是這個結論的“證明”是建立在一連串明顯地不成立的假設上的,這些假設包括經濟的單元是個人而沒有集團,這些個人(叫做Homo economicus)是完全理性的,擁有所有公開的資訊,而且能在瞬間以零代價完成所有的優化分析,而且最重要的,他們都不會作奸犯科。在電腦界有句話,叫Garbage In,Garbage Out,亦即垃圾假設自然給出垃圾結果。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們是不管這個道理的。
我說他們不管這個道理,而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學原本就是為政治而不是真理服務的。名作家Isaac Asimov在1980年代寫的小說Azazel裏有一段故事:美國總統想知道2+2=多少。他問他的數學顧問,數學顧問說答案是4。他不滿意,又問他的統計學顧問,統計學顧問說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正確答案為4的可能性是99.9%。他還是不滿意,又找了他的經濟學顧問,經濟學顧問把門輕輕帶上以後,小聲反問總統:“您想要的答案是多少?”這雖然是個笑話,其實對美國的經濟學界來說,是很中肯的。
我在瑞聯銀當經理的時候,有一次我的直屬上司,也就是瑞聯銀全美股票交易的總管,拿了一篇發表在美國金融界的頭號學術期刊的論文來徵求我的意見。..... 那篇論文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名校的一位名教授寫的,我一讀之下,嚇了一跳;他用了很多數據,做了各式各様複雜的統計分析,“證明”了NASDAQ是世界上最有效率,對顧客最好的證卷市場。當然我的上司已經知道這篇論文是胡說八道,他隻是好奇,想知道裏麵的分析是怎麽被扭曲的。我解釋了論文裏的錯誤之後,問他為什麽一個名教授會犯這様的錯誤,他笑了一笑說,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很多是“Academic Prostitute”(“學術賣淫”),而NASDAQ已經付了那個作者不少顧問費。我後來才知道,美國的經濟學界每一個小有名氣的教授,主要的收入都是來自這様的顧問職;而他們寫論文誇獎顧主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義務要透露這些利益輸送的關係的。
然而這個腐爛的經濟學界固然可以對外宣傳美國的絶對自由主義,但是對內也可以成為大企業和大金主的文字打手。到1990年代,美國慶祝冷戰勝利以後,銀行界就開始安排讓他們的顧問群寫論文,要求廢除對銀行業的一切監管。這些監管是1929年股市大崩潰造成經濟大恐慌之後,以血的教訓學得的經験,但是銀行業嫌它們礙事,擋了財路,於是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整個美國的經濟學界眾口一辭,要求解禁。克林頓很重視討好華爾街,小布希更是迷信絶對自由主義的空想家,於是金融界如願以償,得以無所禁忌地撈錢,2000年代成為美國金融界利潤不斷破紀錄的黃金時代,然而沒過幾年,解禁的苦果就出現了,也就是2008年的房市崩盤和其後的金融危機,若不是柏南克當機立斷,處置得當,美國就會又一次地承受經濟大恐慌。美國金融霸權搞宣傳戰和顛覆戰,居然就像金庸筆下走火人魔的武林高手一様,被自已的邪派內功反嗜自身。可是在台灣和世界其他經濟體裏,到現在還是有很多在美國中西部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的經濟學教授們,繼續鼓吹在實踐上已經破產的絶對自由主義,這就好像有九陽神功不學,而去練千蛛萬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