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腳科學家”到“蘇聯新生物學”的旗手
出生於1898年的李森科，1925年從基輔農學院畢業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1926-1927年，他在甘查（阿塞拜疆）試驗冬天種植豌豆而受到關注，1927年8月，前蘇聯名記者費多羅維奇在《真理報》上寫了一篇李森科的特寫《冬天的田野》，用生動的筆調刻畫了一個育種工作者、“赤腳科學家”沉默寡言而富有實幹精神的形象。此後，越來越多的人去訪問他。盡管那時，他隻是一個普通的農技人員，不太懂科學理論知識，但是他已經妄想要發動生物學的革命了。真正將他的野心推向可能性的是他的“春化”工作：一種靠夏天種植、冬天收成的農業實踐。
特羅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聲稱，“春化”可以擴大播種麵積，增加產量，這對於備受農業問題困擾的蘇聯來說無異於救命稻草。“春化”工作既非李森科的獨創，也沒有經過充分驗證，但它還是為李森科攫取到了科學資本的第一桶金。李森科被譽為春化作用的奠基人，蘇聯農業部還於1929年專門為他成立了一個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1931-1934年，李森科與合作者提出了所謂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這一理論是抨擊摩爾根遺傳學、鼓吹李森科主義新生物學最初的武器。
在1935年之前，包括蘇聯在內，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生物學家都堅持遺傳學的經典概念，即遺傳的染色體理論和突變理論，簡單來說，就是染色體是控製性狀遺傳基因的載體，一般環境影響表型的變化是不能遺傳的，隻有外環境中的刺激強度足以引起基因的結構發生變化時才能使得遺傳性改變。這些理論是由孟德爾、摩爾根、約翰遜、德弗裏斯、瓦維洛夫、柯爾卓夫、哥爾德施密特、繆勒等著名科學家在近200年的時間裏精心構築的，並由大量事實材料的支持。摩爾根遺傳學在科學史上的重要性，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是難分伯仲的。
而李森科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隻強調外界環境的作用，否定基因對性狀的決定性作用，甚至否認基因的存在。在1935年2月14日全蘇第二次集體農民突擊隊員大會上，李森科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的有力措施”的講話，對摩爾根遺傳學發動了猛烈的攻擊，稱其是反動的，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和無聊的。他說：“資產階級科學的基本內容是觀察和描述現象，而我們的科學則是改造動植物世界。……為了保衛春化處理技術，我們同一些所謂學者進行了許多爭論，受了不少氣。在堅持春化處理的實踐中，遭受了種種打擊。階級敵人永遠是階級敵人，不管他是科學家或者不是科學家。”李森科的講話結束時斯大林喝彩道：“好，李森科同誌，好！”
有了斯大林的支持，李森科不僅在官職上平步青雲，在攻擊摩爾根遺傳學上，更是氣焰囂張。1938年他被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1939年被選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他的研究所也轉到了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
1946年他發表了《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公然否定達爾文的進化論。1948年7月至8月在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上發表的《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將“李森科主義”推向了高潮。《論生物科學現狀》明確兩種生物學的鬥爭：“米丘林”方向生物學和摩爾根遺傳學是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這份報告由斯大林親手修訂，全文在蘇聯所有中央一級報紙上發表，銷售了近7000萬份，傳播等級與蘇聯中央政府會議和共產黨中央全會的文件相媲美，而且這一報告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中國的《科學通報》全文譯介，對中國此後開展的長達30年的科學批判運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1948年7月至8月在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上李森科發表《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
事實上，所謂“米丘林”方向生物學就是李森科主義的生物學。由於米丘林畢生致力於蘇聯的育種問題，在蘇聯享有極高的聲譽，李森科發跡的1935年，米丘林已經逝世，米丘林生前沒有發表過任何反對摩爾根遺傳學的言論，李森科事件和米丘林也沒有關係，李森科隻是借米丘林的影響力，打著“米丘林”的旗號，達到鼓吹他自己的目的。
《論生物學現狀》報告發表後，蘇聯政府采取了消滅遺傳學的措施。從1935年起，蘇聯國內一大批反對李森科主義的科學家都難逃厄運，其中包括瓦維洛夫等享譽世界的科學家，慘死獄中者比比皆是。
1953年斯大林逝世，失勢的李森科於1956年被迫辭職，1961年又獲得赫魯曉夫的寵幸，重新被任命，直到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蘇聯科學院才撤銷了他所擔任的各種職務（院士頭銜仍保留）。之後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實驗站工作，於1976年死亡，李森科事件才告結束。
斯大林為何信任他？
從20世紀30年代發跡到60年代銷聲匿跡，李森科的沉浮與蘇聯政治的起伏動蕩有著密切的關聯。他的所作所為與領袖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從他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曆及後來種種反科學行為來看，他不太懂科學理論知識，那麽，他為何能夠先後取得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在科學上的極大信任呢？
首先，李森科契合了當時蘇聯社會理想中的科學家形象
這一點從1927年8月蘇聯《真理報》記者的描述可以窺見一斑： “他沉默寡言，貌不驚人……隻有一次這個赤腳科學家有過一絲笑容，那是在提到波爾塔瓦的加糖和酸奶油的櫻桃團子時……這位赤腳教授李森科現在有了追隨者、學生和一塊試驗台田。他在今冬受到了農學界傑出人物的訪問，他們站在試驗站的綠色田野前，感激地握著他的手……”
李森科在田間地頭
對從動亂中新生的國家來說，強敵環伺，國力疲敝，讓科學技術服務於國計民生、服務於工農業實踐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務實”之策。當時的蘇聯，理想的科學家形象不是那些醉心於實驗室、埋首於計算和推演的人，而是勞作於田間地頭、工廠車間，解決一個又一個小問題的技術人員。李森科的泥腿子科學家、赤腳科學家形象，非常接地氣，正是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極力熱捧的偶像。
李森科最初的工作所塑造的個人風格，契合了蘇聯社會的現實和對科學家形象的要求，也為其後來深得斯大林信任奠定了基礎。
其次，斯大林出於緩和政治危機的目的
李森科一直由斯大林支持，但支持到何種程度一直是個迷。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李森科多次申明《論生物科學現狀》是斯大林親手修訂的。《論生物科學現狀》的修改稿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對曆史學家開放。學者羅西安諾夫於1993年在《愛西斯》第四期發表的《約瑟夫·斯大林和蘇聯“新”生物學》一文詳述了斯大林修改的相關細節：
這份49頁的原稿分為10個部分，斯大林改動最大的是刪除了第2部分，即《資產階級生物學的基礎是錯誤的》，後變為9個部分。斯大林修訂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刪除了李森科原稿中“資產階級的科學”的“資產階級”字樣達28次之多，淡化了科學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分的論調。
從修改的細節來看，斯大林對科學有無階級性是持猶豫態度的，對待科學問題要比李森科客觀。可見，斯大林對李森科的支持並非出於科學的信仰。
當時，美蘇對峙，蘇聯國內因農業集體化造成農產品收成銳減，加劇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內憂外患，斯大林對那些成天盯著果蠅的遺傳學家顯然缺乏耐心。
據說，有一次，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裏·日丹諾夫（斯大林的女婿）等人對李森科吹噓的能將糧食產量增產4倍表示疑惑時，斯大林說：“如果能增產50%，國家就滿足了，讓他搞下去。”斯大林對李森科的支持，更多的出於政治目的而非科學信仰，後來的赫魯曉夫對李森科的支持，也是如此。
第三，民族主義的科學競爭給李森科可乘之機
十月革命的一個偉大成就，是在地球上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製度優越，其體現必然是公平公正、民主正義、國富民強，而發展科學技術是實現這些社會目標的手段。科學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發展科學就要向西方學習，甚至向資產階級學習，這對於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困惑。因此，蘇聯在建國後的很長時間，對科學和科學家的階級屬性問題一直存有爭議。對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自信、民族主義的自尊心、斯大林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厭惡等，使得蘇聯社會強烈呼籲所謂民族的科學家，發展所謂民族的科學理論，來代替已有的西方自然科學。
李森科正是看準了這一切，伺機推出了他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等來取代摩爾根遺傳學。在同一時期，蘇聯曆史上還出現了勒柏辛斯卡婭、波什揚兩位偽科學家，前者聲稱在實驗室觀察到非細胞形態變為活細胞，後者聲稱發現病毒與細菌相互轉變規律。這些後來被證實是虛假的偽科學家和偽科學理論，之所以能發跡、得誌，與不當的民族主義是分不開的。
小結：應有的啟示
李森科事件中，人性的因素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蘇聯，從普通人、科學家到政治人物，都潛藏著投機的心理。與人類整體的科學事業之漫長相比，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非常短促，解決眼前的困難是很“務實”的。而科學家個人的職稱、科研經費和職業生涯都與政治立場掛鉤，對科學本身的信仰就變得無足輕重了，一些科學家放棄科學，轉而支持李森科也就不難理解了。至於李森科本人，顯然是最懂得如何靠投機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科學既沒有階級屬性，也沒有民族屬性，而是屬於全人類。科學事業是漫長而艱辛的。盡管李森科事件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但是科學界仍頻頻爆出造假、欺詐等類李森科事件，可見，投機是科學的敵人，要警惕科學事業中的機會主義！
對待科學，正如李森科事件中不屈不撓、英勇犧牲的科學家瓦維洛夫所說：“我們將走向火葬場，我們將被火化，但我們決不放棄我們的信念……因為在科學中根據信仰來接受事物是沒有意義的！”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蘇聯遺傳學家，因反對李森科主義於1940年被捕，1943年死於薩拉托夫監獄。瓦維洛夫是一位偉大的科學真理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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