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長，中共河南省委第2書記、第1書記，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對1959年“信陽事件” 承認有領導責任。大躍進期間，當時河南省委內部出現以建設速度的爭論，在激進的吳芝圃和穩健的潘複生之間，鄧小平代表中央出麵支持激進派在河南的領導權和作為。[1]1967年在廣州逝世。時年61歲。
吳芝圃在1979年被平反，被定性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誌平反昭雪，恢複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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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晚年，隻要一提到原省委這位主要負責同誌，總是說，他是位老資格、老學究，對群眾工作、黨內鬥爭沒有多少實際經驗，是周圍的幾個“黑參謀”毀了他（“黑參謀”一詞是毛主席對原省委主要負責同誌身邊那幾個人的評價原話——作者注）。同時，父親對這位主要負責同誌辜負毛主席、黨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套，給河南的人民群眾和幹部隊伍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傷害，也是非常的不滿和遺憾。關於這一點，我在采訪父親的老戰友杜潤生、陶魯笳、楊玨叔叔等人時，發現他們也都有強烈的同感。
其中，楊玨叔叔晚年說到，他聽張璽叔叔的大女兒張林南大姐講，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撤銷平原省，將其並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過即將離任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張璽叔叔的意見，究竟由誰來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職務較為合適。張璽叔叔出於對時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的這位老同誌的了解，向中央推薦的人選是平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叔叔。中央采納了他的建議，任命潘複生叔叔為合並後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任命這位老同誌為第二書記。後來證明，潘複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間思路是正確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誣陷和打擊；而這位老同誌取而代之後，卻惹下了一場滔天大禍。
這位原省委主要負責同誌於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書記和省長職務（由駐越大使何偉叔叔接任省委第二書記），調中南局任負責文教工作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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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前，潘複生在1949年8月被委任爲中共平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 1952年11月，平原省裁撤，其下轄地區大部分被劃入河南省，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1956年9月，潘複生獲選爲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2] 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間，河南省委把潘複生、楊玨、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7]
1966年1月，調任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黑龍江省建設兵團第一政委，並任東北局書記處書記[8]。1967年3月任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67年5月，兼任沈陽軍區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間，當選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1年9月後，潘複生被免職審查。在黑龍江省委組織部招待所接受“監護審查”直至去世[9]。
1980年4月，潘複生在哈爾濱因中風與世長辭，終年71歲。[1][2]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對潘複生的政治問題做出結論，同意黑龍江省委對潘複生的審查結論；曆史問題已經查清，沒有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不作組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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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接手麵對的就是這麽一個中原大省。保健醫生李士峰告訴我，父親剛到河南時，盡管他整天不是召開會議、就是談話調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裏，卻還是難以入睡。父親常常從臨時住的招待所溜達出來，沿著金水大道走進紫荊山公園，在小山包上的亭子裏，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著他的隻有李士峰醫生。“民以食為天”。在那個節骨眼上，父親首先必須解決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萬人的吃飯問題。他趁到北京開會之機，當麵向周恩來總理求教。周總理是全中國人民的當家人，當時還親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的組長。周總理對父親說：“我給你想一個辦法，就是挨門向住在北京飯店的幾個省委負責人去磕頭……”（陳立華《劉建勳之事
周總理的一席話，讓父親茅塞頓開！他使出渾身解數，先後找山西的陶魯笳叔叔借麵，找湖南的張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廣西的韋國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聖伯伯要紅薯幹。事後，陶鑄伯伯還曾帶著父親專程趕赴屬於華東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謝。到後來，父親連遠在大西北新疆的張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張叔叔給的是當地特產馬鈴薯。父親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這麽回憶的：“我到河南後，先抓救災，保證中央給的錢、糧食確實讓群眾收到。我從新疆張仲翰那兒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鄉，是獻縣人，和紀曉嵐是一個村子的，當時是新疆建設兵團副司令員……”
我的二姨父張林池時任東北農墾總局黨委書記，正好也在北京參加中央的會議。一大早，父親就敲門闖了進去，兩手抱拳、開門見山說道：“閑言少敘，救人要緊，能給多少糧就給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災情，更了解父親的脾氣，當即答應了給幾千噸。父親喜笑顏開，連坐都沒有坐，馬不停蹄地轉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間，繼續敲門求糧去了。
父親還把周總理支的招兒告訴給了河南的各級幹部，號召他們都想方設法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最後，就連已經離職在家養病的母親也被父親動員起來，她給老戰友、廣東湛江地委第一書記孟憲德叔叔寫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後，立即組織群眾趕製了一批紅薯幹，很快運到了河南。
父親除了按照周總理教給的招數，四處化緣、八方磕頭，以求盡早解決河南人民的吃飯問題外，以他為首的新省委還作出了一個在計劃經濟年代算是膽大包天的決定，即要求全省鐵路的大大小小火車站，對無錢購票的逃荒災民，一律不得阻攔或扣留，統統給予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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