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比較全麵的介紹信陽饑荒的文章。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4%BF%A1%E9%98%B3%E4%BA%8B%E4%BB%B6
內中大量引用當時官方文件和各級政府之間文電往來中段落和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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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準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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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
據初步揭發，正陽縣原報去年冬今年春死1萬8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增加到近10萬。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隻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公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600餘人，現揭發死人近4千，占總人口10%，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12個中學，有8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高中和初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學生達二十八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了極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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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這篇文章，基層黨員幹部為了迎合上級，毫無人性地對老百姓施行暴行很普遍。
http://groups.tianya.cn/post-9214-2f5710510313471a809e757a1dd3e83a-1.shtml
1960年10月5日，信陽地委監委的一份報告中稱：光山縣委副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個黨委黨員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
。1960年12月17日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占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占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息縣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一隻羊準備殺了吃，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了一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
有的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至於捆、綁、吊、打、罰站、罰跑等辦法，更為普遍，各縣都有自己的一套。羅山縣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三百多人。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一百一十個民兵， 打殘十一個，打死六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
個月的孕婦；高喊要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僅有的四歲小孩活活打死。
當群眾向外逃荒的時候，路憲文說：“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他們把外流的叫做“流竄犯”,各縣都組織民兵把關、守路,打擊所謂“流竄犯”。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 就下令把在店裏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來， 全送進監獄、勞改農場。公社也有勞改隊，立功隊，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把扣留的所謂“流竄犯”放進監獄中，餓死了二百多人，卻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糧拿出來向縣委報喜，說是公安機關節約的糧食。
信陽地區人民除了死於“反瞞產”鬥爭之外，還大量死於各種工程建築的勞動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縣白果衝水庫、 百裏大堰、 東幹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飯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開除飯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冷的風地裏罰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腳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罰挑雙挑子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六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一萬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隊去了二百多精壯勞動力，結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