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是詩人北島的70誕辰。當年英姿勃發的一代詩人，而今依稀，還是少年情懷……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8月2日生於北京，祖籍浙江湖州，做過建築工人、編輯、自由撰稿人。1978年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擔任主編至今。自1987年起在歐洲和北美居住並任教。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與家人定居香港。
北島是當代影響最大的中國詩人之一。著有詩集《北島詩歌集》《太陽城劄記》《北島顧城詩選》《陌生的海灘》，散文集《失敗之書》和小說《波動》等，代表詩作有《回答》《一切》。作品被譯成20餘種文字，先後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古根海姆獎等，並被選為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
摘要：60歲前後的北島，在香港迎來兩件大事，一是他創辦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兩年一度，成為香港，乃至中國最重大的國際詩歌交流活動；二就是一場大病，禍福相倚，給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北島在人生的前幾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壓力和誤讀都同樣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遠離故鄉是忠於大地的保證”，不熟悉北島先生的人，不能明白當中的吊詭邏輯。2007年，誰也沒想到57歲的北島會在香港留下，北島自己也沒想到。但這又像是理所當然的，這位具有最高國際知名度的中國詩人，注定會在香港——這個漢語與英語的夾縫中倔強生長的小島——找到自己著力的基點。
然後也像是天注定，60歲前後的北島，在香港迎來兩件大事，一是他創辦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兩年一度，成為香港，乃至中國最重大的國際詩歌交流活動；二就是一場大病，禍福相倚，給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在長詩《歧路行》的第八章結尾，北島寫道。“耳順”，以世俗意義來說，北島在南國小島上與內地的紛擾很好地保持了距離，風言風語的流傳對他幾無侵蝕，連憤怒都不必，有時年輕詩人或記者和他見麵，傳達一些內地詩壇油鹽醬醋的八卦，北島均一笑置之。
以更深層的意義來說，“耳順”乃“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注《論語》），北島在人生的前幾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馬首是瞻，壓力和誤讀都同樣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自傳式散文《城門開》與長詩《歧路行》成了他最大的收獲，兩者均遠離所謂的書寫熱點，執著於挖掘與反思。加上編著《七十年代》《暴風雨的記憶》《給孩子的詩》《給孩子的散文》，也是對其同代人及未來的一種整理，功澤其後。時代的聲音回響在他耳際，但以自然的方式通達其身，“不思而得”，亦北島之福。
一場大病成為北島的轉折點。2012年北島中風入院，但我記得，北島從未屈服於這場病，從醫院出來沒幾天，他就打電話給我，困難但是努力去說話，絲毫不像一個剛剛中風了的人。
北島說中風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那一瞬間，我束手無策，由醫生決定命運。”最大障礙是語言。病後兩個月左右，香港言語治療專家對他搖搖頭說，他的語言能力隻有50%，不會有根本性變化。“那我隻好送比薩打發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謂科學的判斷。可以說，這是我對命運的又一次抗爭，也有對命運好奇的成分。”北島說。
病後北島開始畫畫，尋找另一種語言，越畫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語，還可以成為一個像樣的畫家吧。“感謝這場大病，為我打開又一片天地，讓我餘生多了個陪伴。當然，寫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麵對語言的挑戰。”
北島說，西醫沒轍了，幸好有中醫。從香港到內地，周遊南北，拜訪名醫——5位大夫5個城市。“好像命運安排的一次傳統文化旅行，給我的生命補課。中醫讓我敬畏，又讓我貼近。它的神秘有如詩歌。人生的禍福，哪裏說得清。”3年後，北島的語言能力基本恢複，重新開始寫作了。
作為詩人，我們最擔心的始終是寫作，其實追溯這場大病的緣由，除了策劃統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操勞—我記得頭兩屆，北島都是累到病倒，寫作長詩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最關鍵的。長詩《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題，都是對詩人的沉重壓力，每一個字都是飽蘸心血而為。中風後，醫生告誡暫不能從事劇烈的精神活動，北島當然得遵從。
而作為讀者，我仍然自私地關心中斷的詩，《歧路行》還打算寫下去嗎？這組詩裏念茲在茲的依然是中國當代史一些重大時刻的反思，這裏進行反思的北島，與30多年前用“我不相信”進行拒絕的北島，改變了多少？
北島說他之前並沒寫過真正意義的長詩，到香港後，漸漸從多年動蕩中沉靜下來，常有想寫的衝動，想弄明白過往的一切意味什麽的衝動，在朋友激勵下，他開始試著寫《歧路行》。親曆的重大曆史事件和漂泊的個人命運，或平行或交織，成為他新作的推動力。兩年寫了10章，大約500行。
中風突發，寫作被中斷——也許是長途歇腳，拉開距離，好重新調整自己吧。裏爾克的長詩《杜伊諾哀歌》始寫於1912年，隻寫了兩三首，擱筆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間猛醒，隨即在一個月內完稿。裏爾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夠幸運的話。”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島沒有回答，可以聯想的典故，應該是“楊朱泣歧路”——楊朱是思想家，斷不是因為亡羊而泣，而是因為亡羊的鄰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為楊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現在完成的10章詩篇，越往後越見自由，想是北島以詩人之力對那陷入紛紜歧路的現實的超越。
我們視為歧路的，也許在別人眼裏正是盛世。對於詩人，本來就沒有什麽盛衰出處的困擾，雖然說江山不幸詩家幸。除了詩，詩人還有更多介入民族文化的方式，世間並非隻有詩與政治兩種選項。曾經的文藝複興雄心，經曆這些年的現實碰撞是否有所改變？在目前中國，民間自我追求的文藝複興怎樣與官方的形象工程進行區分？由這個問題開始，我們有了如下的問答：
北島：盛世不盛世，我不在乎。我是個悲觀者，三千年的曆史又有多少改變呢？我關注的是文學文化，那才是中華民族的根。法國作家司湯達說過，時間會讓作家和政客互換位置，一百年後誰會記住他們的名字嗎？（大意）我厭倦了“文藝複興”這個說法，成了陳詞濫調，我也不在乎民間或官方的說法。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同道互相砥礪，在新的文學變革中推波助瀾，路在腳下。
記者：你的《城門開》和主編的《七十年代》等書，都涉及“文革”中的青春，你又如何看待近年紅衛兵一代的懺悔？作為遊離於同齡人熱衷的政治運動的自由人，你從那個年代繼承到的最大財富是什麽？
北島：除了《七十年代》和《城門開》，還有《暴風雨的記憶》，我編選的“文革”書越來越多，越來越“糊塗”，幾乎迷失了方向。關於“文革”的曆史，從不同的層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坐標，很難做出簡單的結論。對我來說，重要的是留下見證人和曆史細節，以供未來的人們辨認脈絡、延展和走向。兩百多年前的法國革命，甚至到今天還在爭論。
所謂曆史，沒有最終的結論。紅衛兵一代是廣義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參與者都應該反省這段曆史。如果真有這麽一個“結論”的話，我認為，首先來自“文革”的語言暴力，它留下的潛伏的線索，多年後借助新媒體或自媒體，在深深的傷口處爆發，釋放妖魔。作為父輩，我們為此付出過巨大的代價。毫無疑問，曆史還有另一麵，七十年代正好是黑暗的歲月，卻埋下精神的種子，所謂的正能量，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這一點讓人感到欣慰。
記者：《今天》雜誌，正是這顆種子生長出來的奇樹，它不雄偉高大，卻一直生命力充沛，並且容納各種過路的飛鳥。《今天》一直在轉變中，而你對它的期待有什麽改變？你覺得在目前中國傳媒的眾聲喧嘩之中，《今天》扮演著怎麽不可取代的角色？
北島：談到傳媒的眾聲喧嘩，我深感擔憂。這個新時代已經到來，鋪天蓋地，席卷全球。要說隻不過剛開始，誰也看不到天邊，從新人類到新新人類，看來連造物主也無可奈何。關於《今天》，自從1990年5月在奧斯陸複刊，25年過去了。2015年5月，我在挪威文學節演講的主題是《今天的寓言》，試圖在一個國際場景中，超越後冷戰思維，談一個複雜的故事。
我說過，至少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權力與資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還有一種是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麵對年輕的讀者，我希望他們看到另一種全球化的可能，這也是《今天》雜誌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紀的進程中，特別是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以商業化為主導的全球化席卷而來，我和同行們也傻了眼，幾十年經驗幾乎失效，《今天》的“身份”成了疑問。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找到出路。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對抗中，《今天》找到新的動力。
從創刊到複刊，《今天》走過曲折的路，我當年還是小夥子，如今已到暮年。所幸《今天》團隊加入了年輕的同行，增添了新的血液，不斷壯大，前赴後繼。如果說《今天》的意義，坦率地說，就是先鋒文學的桅杆，哪怕眾聲喧嘩，哪怕浮華或沉淪。
記者：你的“古老的敵意”演講，其後引起不少人的反對或誤讀，尤其裏麵關於“粉絲”文化的部分。演講中也提到權力和資本對詩人的腐蝕，現在過去幾年了，這一切似乎變本加厲，詩歌的生存狀況是否更加嚴峻？對付這種敵意，詩人除了自愛還能怎麽樣抵抗？
北島：四年前在香港書展講到“古老的敵意”，現在看，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更值得警醒。對所謂“粉絲”現象，我依然強調每個人獨立自主。其實，中國古代哲人早就說過，萬變不離其宗。在轉瞬即逝的各種病態幻象中，什麽才是我們人類的根。詩歌就屬於根，一路排除虛假的紛擾，打撈人類可貴的直覺經驗，葆有誠實和天真。和樹冠相比，根在地下，更大更深。
近10年，內地晚輩詩人對北島往往持兩種極端態度，要麽視為先知，要麽仍執著於“PASS北島”，然而，從我們的對答之間，可以看出這些“過度闡釋”對於北島來說其實是“無所違逆”。年輕的他，曾被喚作“老木頭”，現在可以看出這木頭其實是一個老樹樁，上麵長滿了青苔，也長滿密密麻麻的年輪，所以他才有資格談論“根”，我衷心希望詩歌之根繼續給木頭以滋養，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經麵目全非，讓他依然保存著30年前的鳥鳴清越。“當暮色在描繪曆史，你是唯一的聽眾……你聽到晨光低語的密謀”（《歧路行》）—這未嚐不是一個詩人真正的幸福。
七十年代初，我有這麽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運如此”，記不住是誰說的了，很多年，對我來說，在關鍵時刻牢記在心裏。生活和命運之間構成奇妙的轉化，交匯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運如此。
還是七十年代。如果按顏色分類的話—紅與黑的顏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蕩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與狂喜。
從作家的角度來說，文學的變革，是改變過去、此刻與未來的所有大門的鑰匙。
1962年夏天，我從小學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學相比，十三中離家遠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這裏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1902年，醇賢親王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鍾郡王，承襲貝勒爵，搬入府內，故得名濤貝勒府。宣統年間，身為攝政王之弟，載濤任禁衛軍訓練大臣。張勳複辟，他又當上禁衛軍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搖身一變，成了全國政協委員。1925年，載濤把王府長期租給羅馬教廷辦大學，即輔仁大學。1929年輔仁大學開辦附屬中學男生部，1952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學。
我們學校坐北朝南，大門向東開。中路與東路各有四進院。西路有戲樓、長廊、亭台、假山。歲月如男孩呼嘯成群，分三路包抄，靈活的小腿伴隨咚咚腳步聲，登堂入室，最後消失在西邊操場的塵埃中。我們教室緊把著操場入口處。我熟知那腳步聲——歲月的去向與動靜。
開學頭一天，我剛挎書包走進校園就懵了：從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後，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來——一級級台階，通向高考的獨木橋（下麵是深淵），由此進入大學，進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沒有女生構成的緩衝地帶，本來意味著更赤裸的叢林法則。其實不然。我發現，到一定歲數人開始變得狡猾，用智力與意誌取代拳頭——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權力來源。
入學那年我十三歲，從身體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為證——我和同齡的一凡在樓前合影：他人高馬大，眼鏡後目光自信，喉結突出，唇上一抹胡須的淡影；我比他矮半頭，短褲下露出麻稈似的小腿，滿臉稚氣，眼神迷茫散亂。那是轉變之年，我們從不同的小學考進13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組比賽的對手，在決賽前趨近。
班裏有個同學外號叫“大脖子”，智力有問題，連蹲兩年，若無意外還會繼續蹲下去。我們在年級升降的排列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還粗，由於脖上箍著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稱是練雙杠失手把脖子戳進去的，要長期做牽引術才能複原。我至今還記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為他偶然闖入這個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時仍在“困難時期”的陰影中。在學校食堂。沒有椅子，大家圍飯桌站著吃飯，每餐總是在“大脖子”的歌聲中結束。他在建築工地當過小工，飯量驚人，按糧食定量難以存活，於是他靠賣唱換糧食，每首歌價碼不等，從半個饅頭到一個窩頭。
“大脖子”嗓音並不好，但他唱得認真 ，從不偷懶，到了高音區，會從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蒼白的脖子。唱罷，他兩三口就把換來的饅頭窩頭吞下去，再像狗一樣用目光乞討。他唱的歌特別，顯然和底層生活有關。尤其是那些黃色小調，成了我們最早的性啟蒙教育。
我們升初二時，“大脖子”由於蹲班超過年限，被校方開除，他將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們分道揚鑣。最後一次告別午餐，幾乎每個人都多給他一個饅頭。他唱了很多歌，這回不是賣唱，而是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運。唱到動情處，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圓圈，戛然而止。
02
1962年秋，我家來了個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戰友盧叔叔。
詠瑤表舅原是北京空軍後勤部的青年軍官，個頭兒不高，英俊結識，是我童年時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別是逢年過節，他身穿深綠軍裝、佩戴領章肩章和武裝帶，頭頂大簷帽，格外神氣。表舅站在樓門口跟我說話，小夥伴們驚羨的目光，讓我的虛榮心獲得極大滿足。他走後，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說他擊落過多少架美軍戰鬥機。我家從窗簾到小褂，飄飄然，都來自表舅給的降落傘布，似乎為了向全世界證明：他開飛機，我們從天而降。
1958年早春，表舅轉業去北大荒。最後一次來我家告別，那時母親也正要下放到山東農村。他脫下軍裝，黯然失色，這讓我很難過。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視野，溜出門去。“我會來看你的，”表舅臨走對我說，轉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線以外。
盧叔叔的出現，令我暗喜：表舅果然從地平線那邊派人來了。盧叔叔是拖拉機手。維修拖拉機，他用鐵錘敲打部件，一粒鐵屑擊中右眼。在當地農場醫院治療無效，轉到北京同仁醫院。他在表舅的介紹下住在我家。
“醫生要給我配一隻狗的眼睛，”他對我說。這讓我有點兒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會是啥呢？原來是玩笑，醫生給他裝了一隻假眼珠，跟我彈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進廁所，取出來，放進小玻璃杯衝洗。
表舅常出現在我夢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揮千軍萬馬的隊伍。跟盧叔叔探聽，避而不答，想必那是軍事秘密。
一天晚上，盧叔叔終於給我講了個故事。燈光下，他雙眼色澤不同，那玻璃眼珠顯得過於清澈明亮。“半夜，一隻熊瞎子鑽進農場庫房，翻箱倒櫃找食吃。哨兵發現後，我們把它團團圍住，先鳴槍警告，它猛撲過來，可惜沒擊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隻好動用衝鋒槍機關槍。它最後倒下了，身上共有39發子彈……”這故事讓人多少有點兒失望，但在我講給同學的版本中，表舅成了這場攻打熊瞎子戰役的指揮員。
那年頭，北京黑燈瞎火，肚裏沒食，早早回家歇著了。而盧叔叔卻發現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戲劇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沒伴兒，總把我帶上。我跟他看的話劇有《以革命的名義》《帶槍的人》和《伊索》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藝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剛下過雨，一股落葉黴爛味。首都劇場位於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黃昏的晴空，樓梯上的觀眾，好像正前往另一個星球，其中有個瘦小的男孩，那是我，還有一個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燈明亮而柔和，讓我有點兒暈眩。隨低沉的鍾聲響起，燈光轉暗，紅色帷幕徐徐拉開，古羅馬的圓柱和台階出現在舞台上……
那夜我幾乎徹夜未眠。此後著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對白大段大段背下來，並模仿那誇張的舞台腔——伊索附體，我處於半瘋癲狀態，在同學中宣布：為了自由，寧死也不做考試的奴隸。在課堂上，老師問到水分子式，驢唇不對馬嘴，我學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開的話，我就把大海喝幹，我的主人……”老師認定我神經出了毛病。
當年糧食定量有限，連請客吃飯都要自備糧票。由於沒繳夠糧票，父母與盧叔叔之間出現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邊，道理很簡單，是他把我帶出北京幽暗的胡同，進入一個光明而虛幻的世界——那與現實無關的一切令我神往。
03
初中三年無比漫長，而考試有如一扇扇門，阻擋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試，在我看來，那是人類最險惡的陰謀之一，讓孩子過早體驗人生之苦。
我在小學算術就差，上了中學數學課，才知此生苦海無邊：除了切割整數，正負顛倒，進而用乘方開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瘋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數學的世界中。如果說期末考試是最後審判，測驗摸底就如同過堂大刑伺候。不過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試前一天我連看兩場電影，在黑暗中忘卻一切。大概由於心理放鬆，考試成績還馬馬虎虎過得去。
除了數學，再就是俄文難。中蘇反目成仇，大多數中學照樣學俄文。首先難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車把式的吆喝中也有，於是先學趕車再學俄文。在小紙條正反麵分別寫上中俄文單詞，一大早到後海死記硬背。有的用諧音一輩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書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襪子擱在鞋裏麵”；“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撥改學英文，沒正經上課，用諧音隻記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來了前麵跑！”
作文課也越來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開始進入寫作。在“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下，不僅要做好事，還得學雷鋒叔叔那樣寫日記。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廠橋路口，德內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輛滿載貨物的平板三輪車上坡，光著脊背的師傅奮力蹬車，我衝過去，從後麵弓步助推，亦步亦趨，師傅往後瞥了一眼，點點頭。我一直幫他推上坡頂。正趕上旁邊是家小飯館，我請師傅等等，衝進飯館，用兩毛錢買了四個火燒，塞進他手裏，弄得人家瞠目結舌。
回家我把這段經曆先寫成日記，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給老師。語文課上，老師讓我當著全班朗讀。起初我還有點兒得意，越讀越羞愧，竟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壞事被當場抓獲還糟。此後，我再沒寫過日記。
04
初二下學期進入尾聲，期末考試在即。教師食堂開小灶，而學生食堂大鍋熬，好在學生食堂每周三換花樣，總算有點兒盼頭。一個周三中午，學生食堂供應菜包子外加蛋花湯，同學們排著隊，喜氣洋洋的。
我端著菜包子和蛋花湯回到教室，與同學們邊吃邊聊。突然在菜包子裏咬到異物，吐出一看，竟是隻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幾個同學簇擁下衝向食堂。盛湯的大師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辭，說這事得找食堂管理員。我像丹柯一樣舉著菜包子，率眾包圍了食堂辦公室。
管理員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負責食堂管理和采購，整天悠閑地騎車穿過校園，滿筐雞鴨魚肉，均與學生食堂無關。聽完我的慷慨陳詞，他說：“我看這麽辦吧，讓大師傅再給你換個菜包子。”
“什麽？”我火了，提高嗓門說：“換個包子就行啦？”
我一時語塞，愣住，轉而理直氣壯宣稱：“今後要檢查衛生，改善夥食，並向全體同學公開道歉！”
“那你怎麽證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問道。
我轉身發動群眾：“大家說說，咱們食堂在菜包子裏放過海米嗎？”“沒有！”衝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議！”“抗議！”群情激奮，跟著我喊口號，一時有點兒失控。
“你還反了？”老李大吼一聲，臉色煞白。“趙振開，你一貫調皮搗蛋。我告訴你，你再無理取鬧，先取消你入夥資格，我再告到校長辦公室，給你記過處分，直到開除。哪個同學跟著他，一樣下場！”
這威脅果然奏效，大多數人散去，隻剩下我和兩三個同班同學。一想到開除和父母的反應，我也含糊了。那兩三個同學不見了，隻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課鈴響，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
我平生頭一次聚眾造反，以失敗告終。我悟出權力本來就是不講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內心必須強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後果才行。
當年在北京中學生有這麽個說法：八中的會，三中的費，四中的近視眼，十三中的軍樂隊。軍樂隊是十三中的驕傲。那些銅管樂器都是從輔仁附中繼承下來的，坑坑疤疤，特別是大圓號還打著補丁。盡管如此，在北京中學運動會和各種大型集會上，頂屬十三中最神氣。
1963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參加了北京中學生的“小八路夏令營”。一凡是班長，走在二班隊列前頭，我是白丁，加上個頭矮小，混在四班隊尾。從學校操場出發，走在最前麵的是軍樂隊，陽光在銅管樂器上閃著烏光。突然間鼓號齊鳴，驚天動地。調整隊列時，我和一凡交錯而過，我們得意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油印版《今天》
延伸閱讀
紀念妹妹趙姍姍
（詩四首）
右一趙珊珊（詩人北島的妹妹，1976年因下水救人而不幸遇難）；左一 朱建平；中間曹一平（鄰居、小學同學）
小木房的歌
為了你，
春天在歌唱
草綠了，花紅了
小蜜蜂在酒漿裏蕩槳。
為了你，白楊樹彎到地上
鬆鼠竄，杜鵑啼
驚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
為了你，烏雲篩了篩星廊
雨珠落，水花飛
灑在如癡的小河上。
為了你, 風鼓雲帆去遠航
潮兒湧，波兒碎
拍打著河邊的小木房。
為了你，小木房打開一扇窗
長眠的哥哥醒來了
睜開眼睛向外望。
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
他蘸著心中的紅墨水
寫下歪歪斜斜的字行。
黃昏：丁家灘
黃昏，黃昏
丁家灘是你藍色的身影
黃昏 黃昏
情侶的頭發在你的肩頭飄動
是她，抱著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撣去上麵的灰塵
那是自由寫在大地上
殉難者聖潔的姓名
是他，用指頭去穿透
從天邊滾來煙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訂婚的金戒指
姑娘黃金般緘默的嘴唇
嘴唇就是嘴唇
即使沒有一個字
呼吸也會在山穀裏
找到共同的回聲
黃昏就是黃昏
即使有重重陰影
陽光也會同時落入
他們每個人心中
夜已來臨
夜，麵對四隻眼睛
這是一小片晴空
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我要到對岸去
河水塗改著天空的顏色
也塗改著我
我在流動
我的影子站在岸邊
象一棵被雷電燒焦的樹
我要到對岸去
對岸的樹叢中
掠過一隻孤獨的野鴿
向我飛來
那一年的浪頭
淹沒了鏡中之沙
迷途即離別
而在離別的意義上
所有語言的瞬間
如日影西斜
生命隻是個諾言
別為它悲傷
花園毀滅以前
我們有過太多時間
爭辯飛鳥的含義
敲開午夜之門
孤獨象火柴被擦亮
當童年的坑道
導向可疑的礦層
迷途即離別
而詩在糾正生活
糾正詩的回聲
（1998年妹妹骨灰從湖北抵京，北島寫在墓蓋上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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