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廬山會議原定的議程， 農民本來可能會逃過一劫
［本文摘要］：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因彭德懷的一封信，轉向反右。全國形式急轉直下，把危機推向深淵。彭德懷自己也想過：“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討論和糾正“大躍進”以來積累的諸多問題。但由於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使得會議陡然改變了方向。廬山會議不僅改變了一個或幾個人的命運，而且至深至遠地改變了中國的曆史發展進程。
廬山會議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廬山會議前，農村就已經出現災荒，但是如果繼續糾“左”，還不至於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廬山會議及此後在全黨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把危機推向深淵。
長期以來，對於“1959廬山會議”的回憶，都把彭德懷當作海瑞式的正麵形象，加以褒獎。1959年7月，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不顧個人安危，為民請命，勇於直言，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提出批評。
但是，曆史是無情的。正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開始大量餓死人。“為民請命”，卻斷送了許多人命。在造成大饑荒的問題上，彭德懷是有功，還是有過？ 本來，廬山會議召開的目的是反“左”，彭德懷本意也是反“左”，但結果卻被大會批成“右”。不但沒有達到糾“左”目的，反為後來反“右傾”狂熱火上加油，又掀起“特大躍進”。彭德懷自己也想過：“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更加深‘左'傾危險。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廬山會議”是在什麽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和周恩來、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見，認為“大躍進”的主要問題，就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重視不夠。 為了促進這種共同的“轉彎”，進一步廓清“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毛澤東提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核心人物統統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廬山。廬山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從漢口到九江的輪船上，確定了廬山會議將要討論的包括讀書、形勢、任務、體製、食堂等19個問題。此前他在長沙與還在北京的周恩來通了電話，兩人都感到現在人們的頭腦發熱，應該先冷靜下來讀點書。毛澤東在電話中說，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他還就會議討論的問題告訴周恩來，在周的建議下又增加了一個“國際問題”。這19個問題都是從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出發提出來的。
6月28日，周恩來到達武昌，隨後乘客輪至九江，7月1日上了廬山。 他後來談到廬山會議時說到， 毛澤東主動提出要在廬山“降溫”和反“左”。 有些問題，在逐步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下的還在解決中。
毛澤東7月1日從南麓登上廬山，下榻在蔣介石和宋美齡曾經住過的“美廬”別墅。對前來看望的江渭清、聶榮臻、曾希聖等人也說過，“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上，主要是反‘左’的問題，不要怕右”。7月2日，會議第一天，毛澤東便說:“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反“左”，反瞎指揮，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
會議按毛澤東定下的基調，從7月3日開始，分6個大區分組討論。主要是圍繞形勢和任務，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的還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氣氛很好。白天學習討論，晚上聽戲、跳舞或看電影。正如薄一波說的“會議開得輕鬆愉快，人們稱之為‘神仙會’”。
彭德懷采取的態度和做法顯得激烈。他7天時間裏在西北組發言7次，許多話據說連負責記錄的秘書們都“手指發抖”。 鄧小平後來評論說:“彭老總的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胡喬木也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用那樣一種態度提意見，確有不妥之處。當麵心平氣和地講，不用賭氣，情況也許不同一些”。前段的會議開得很順利，既肯定了成績，又找出許多因“大躍進”引起的問題，還采取了調整措施。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神仙會”卻因一封信陡然間改變了進程。
據胡喬木等人回憶，毛澤東試圖給大躍進“降溫”，並已經著手進行局部糾正，但他不願意讓人們給形勢潑冷水。他認為，缺點和錯誤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抓住這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是把總路線引到錯誤的方向去。他反複斟酌後確定，彭德懷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從“左”改到右。那當然就是“右傾”了。
毛澤東認為他從1958年11月開始糾“左”以來，全國的經濟工作已經逐步走上了正軌。1959年，當廬山會議彭德懷上萬言書時，毛澤東有了激烈反應。他認為此時彭德懷上書，明顯動機不純。特有別是彭的信出來的時間，使得他斷定有不少人對總路線發生動搖。恰在這時，赫魯曉夫批評人民公社的講話送上了廬山，進一步火上澆油。
無論曆史是前進還是倒退，推動曆史車輪的合力，都是多方麵作用合成的結果。彭德懷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打倒的。昔日的戰友，小人物李銳，都推了一把。直到1962年，劉少奇還強調：“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 理由有四：一，黨內有一個小集團，是高饒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二，彭和高都有國際背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三，陰謀篡黨，背著黨中央搞派別活動；四，早不寫，晚不寫，恰在他率軍事代表團出訪幾個月回來後寫，是以為時機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點向黨進攻。
假如彭德懷不寫這封信，而是耐心等待中央繼續“糾左”，情況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很可能不會這樣曲折，彭德懷本人的命運也自會安然無恙。
曆史不能假設。多位會議參加者的回憶，基本上還原了廬山會議的始末。
7月27日的大會上，毛澤東說“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麽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家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麽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麽樣了”？
毛澤東的話音剛落，彭德懷就“謔”地站起來，罵起了粗話。 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裏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裏，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7月30日，毛澤東讓聶榮臻、葉劍英去做彭德懷的工作，讓他認錯。就是在這次，葉劍英含淚說了“主席健在，你就這樣。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
7月31日，本來是會議的最後一天。散會後，因為彭德懷坐在最後一排，最先離開會場。毛澤東和其他人走出門口時，彭德懷就已經走遠了。開會的禮堂是在山坡上。毛澤東下坡時，他在前麵走，後麵跟了一些中共高層人物。就在這時，彭德懷又忽然回頭朝山坡上走來，估計是拉下什麽了，回來取，和毛澤東走了個對麵。毛澤東停下來，挺和氣地和彭德懷打招呼：“彭總，我們談談吧！”彭德懷的臉孔一下子漲紅了，一邊走一邊把手一甩，說：“有什麽好談的？沒什麽好談的！”毛澤東望著走去的彭德懷，態度仍然很客氣：“沒關係嘛，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嘛！”彭德懷還是那句話：“沒什麽好談的！”甩手而去。
彭德懷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養成了誌存高遠、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可貴品格。當受到不公正待遇身處逆境時，他依然心懷革命全局，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剛正不阿，堅持真理。他的這種氣節，尤為感人。
在廬山會議上， 彭德懷以“犯顏直諫”留下了光輝形象，但他的努力當時並沒有導致政策調整。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 彭德懷的悲劇，是共和國曆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劇之一。這個悲劇，除了彭德懷所上的萬言書，還有彭德懷人格缺陷上的原因。
“文革”爆發後，彭德懷遭到更嚴重的誣陷和嚴重迫害。被人從成都押回北京，慘遭批鬥、關押。他據理鬥爭，堅貞不屈。由於長期的摧殘和折磨，他身患結腸癌，於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在北京含冤辭世，時年76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廬山會議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後，黨內外在一片“反右”氣氛籠罩下，急躁冒進再一次抬頭，各地的指標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躍進”風潮。舊的困難沒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難。
廬山會議後在全國展開了“反右傾運動”，反對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上萬名黨員受到了批判與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黨員直到1962年被平反，恢複了工作
許多回憶文章指出，“同安微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開始大量餓死人的”。饑荒沒有引起領導的高度重視，仍然大力開展反右傾運動。對糧食高估產、高征購，逼糧、搜糧入庫，農民的口糧極少，雪上加霜，導致1960年春農民大批餓死。 按廬山會議原定的議程， 農民本來可能會逃過一劫。結果由於彭大元帥的一封信，加深了苦難。許多人沒有熬過1960年，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宜城漁翁每想至此，都要扼腕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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