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上海名店進北京

來源: bebe2014 於 2019-07-30 10:22:39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6279 bytes)

一件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駐華大使小尼赫魯一紙“投訴信”遞到了外交部。這已經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投訴了。作為一國之都，北京的服務業確實差強人意。當時，北京的服務業僅有兩萬多家，其中一半是飲食業。雞毛小店、通鋪大炕、食品擔子、剃頭挑子和提籃叫賣的串街小販，支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為了挽回影響，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魯專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慶年間，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年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為“紅毛”做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聖手”之稱的餘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餘師傅不負眾望，隻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魯非常滿意，當場要餘師傅再做一套，並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嶽父也都各做一套。後來，小尼赫魯在給外交部的表揚信中說，他到過很多國家，也買過很多西服，但從來沒有這麽漂亮、舒適、挺括的。

　　“紅幫裁縫”為新中國挽回了麵子，但偌大一個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層的關注。1956年為了“繁榮首都服務行業”，中央決定遷上海名店進京。

　　“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1956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藍天時裝店來了兩男一女三位顧客。女顧客拿來四塊料子想做褲子。營業員一看其中兩塊淺藍色的料子不適合做褲子，可女顧客執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時候，她穿著新做的褲子蹲下、站起，照著鏡子來回打量，非常滿意。後來，店方才知道，這三位顧客是北京服裝公司經理連方、副經理兼上海遷京聯絡組組長方華和業務科長萬家驥。他們遠道而來當然不是為了做褲子，而是來考察上海服裝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後，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裝店遷京事宜。經過明查暗訪，北京方麵開列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的21家服裝店的名單。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裝店，而且無一例外都開在上海的核心商業區。

　　當時在張豐記服裝店做店員的鄭祖芳記得，1956年3月14日晚上，他與許多上海同業一起，被集合到上海新成區區工會開動員大會。會上，區領導動員說:“北京作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務業，希望大家踴躍報名，繁榮北京服務業。”

　　當時，北京開出的條件相當優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的“上海市一商局與北京市服裝公司簽訂的調用商業人員協議書”上寫著，北京方麵不但負擔上海來京人員的路費、提供來京後的住宿，而且保證來京人員原有工資不變，家屬一年之內全部調入北京。

　　麵對如此優厚的待遇，“紅幫裁縫”踴躍報名。雖然，他們也聽說北京風沙大，氣候幹燥，冬天隻有白菜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當年在萬國服裝店工作的張永福說，“剛解放，大家心氣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榮的。”

　　遷京工作進展神速，僅僅一周之後，區政府工作人員就幫各家店鋪打點好了行裝。21家上海服裝店、208名從業人員，分兩批乘著火車浩浩蕩蕩來到北京。

　　服裝業遷京後，理發、照相、洗染、餐飲等行業也陸續來京。當年，北京市分管這些行業的是北京市社會福利局。據檔案記載，1956年5月社會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專程趕赴上海，與有關方麵洽談照相、洗染、理發等名店的遷京事宜。經過協商，雙方敲定將“中國”“國泰”兩家照相館，“普蘭德”“中央”兩家洗染店，“華新”“紫羅蘭”“雲裳”和“湘銘”四家理發館遷到北京。

　　中國照相館的老人兒都記得，最初這份名單中並沒有中國照相館。一天，王崇續在街上無意中看到中國照相館的櫥窗最精美。一打聽才知道，中國照相館不但技術力量雄厚，而且員工平均年齡隻有三十出頭，很有發展潛力。於是，他把中國照相館的名字也加了進去。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發、照相、洗染業的師傅們，帶著家夥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隨雲裳美發廳遷京的康邦章師傅記得，當時南京長江大橋還沒有建成，火車車廂要開到輪船上，擺渡過江。經過30多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他們才到北京。

對於“遷京”，康師傅至今仍覺得萬幸，“原來光顧美發廳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麽的。解放後，這些人都沒了。我們幾個美發廳都開在同一條街上，生意越來越清淡。”康師傅說。起初，領導跟他們說是要支援大西北，沒想到最後去了北京，康師傅覺得自己太幸運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師傅們都很興奮。趁著新店還沒開張，他們遊覽了心儀已久的故宮、北海、頤和園，體會到跟十裏洋場截然不同的悠遊、閑適的老北京風情。

　　但興奮過後，許多現實問題擺在眼前。半個世紀後，幾乎所有老師傅都會說到吃不慣。張永福說:“我們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饅頭、麵條，很不習慣。”北京的風沙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講究儀表，剛到北京的時候，張永福出門一身白西裝、一雙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沒辦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說到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師傅把頭一縮說:“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在康師傅的記憶裏，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們這些南方人哪見過這個？趕快上街買棉衣，我們都是穿著單衣來的呀。”此外，冬天生爐子對於這些初來乍到的上海人也是個不小的挑戰。康師傅說：“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沒有生爐子的習慣，北京可不一樣，取暖、做飯都靠它。”頭一回生爐子，把康師傅折騰得不輕，任他使出渾身解數，愣是點不著，“多虧街坊大媽幫忙，告訴我得先放炭，點著了以後再往上加蜂窩煤。”康師傅說。

　　不過麵對北京人對他們的熱切期望，生活上的小小不適很快就被克服了，趕緊把新店開起來才是大家最關心的。當時，北京的商業街就那麽幾條，讓新店開在好地點，又不能太紮堆，還真有點不容易。後來，二商局決定把上海遷來的二十多家服裝店合並為七家，“金泰”“鴻霞”開在東四，“藍天”開在王府井，“雷蒙”開在八麵槽，“造寸”開在西四，“波緯”開在前門，“萬國”開在東交民巷。這些地點不是核心商業區，就是挨著外國人經常出入的使館區。中國照相館、普蘭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這四個遷京的理發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澱各開一家。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幹脆四家聯合開一家大理發館，名字就叫“四聯”，取四家聯合之意。康師傅記得直到“文革”前，“四聯”的牌匾上除了“四聯理發館”五個字外，還有一行小字寫著“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四家聯合”。地點就選在金魚胡同33號，原來開在這裏的東單理發館，隻好給它騰地兒，搬到斜對過兒的紅星胡同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給了上海遷來的名店，下麵就要看上海師傅們的手藝了。

　　上海師傅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後，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服裝、發型、照相手藝的精致與時髦，北京人早有耳聞。在家門口就享受到這些服務，大家能不樂嗎？

　　“在‘四聯’理個發要八毛錢，其他理發館才兩三毛，剃頭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銘珍去“四聯”奢侈了一把。“那是我頭一回擔任一場國際會議的保衛工作，所以我決定去‘四聯’理個發，精神精神。”王銘珍回憶，那時候他可是乍著膽子去的。因為在他印象裏，去“四聯”理發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員。一進門，理發員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來，“說話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寶林的相聲似的，洗頭都說，‘打一打好吧？’”王銘珍笑著說，“‘四聯’從上海帶來10把美國進口的大椅子，坐著倍兒舒服，每人八條毛巾……上海師傅活兒好，服務也好，讓你花了錢心裏也高興。”

　　康師傅記得“四聯”剛剛開業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鍾就營業，一直忙到夜裏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隻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可是，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門口的隊伍已經排到米市大街了。“東城區委一看這可不行，趕快開門吧！”於是，康師傅他們隻好睡眼惺忪的，又幹起來。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裏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

　　距離“四聯”不遠的中國照相館也同樣火爆。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人在門口排隊，即使下午三點就停止發號，生意依然會持續到晚上十點。那時候標準像、全家福、禮服照、婚紗照，“中國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館，“中國照相”的禮服更時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講究。當時，人們都以有一張印有“中國照相”字樣的照片為風尚。

　　一位70多歲的老顧客回憶，當年他去部隊報到路過北京，特意趕到這裏照了平生第一張照片。為了這張照片，他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差點沒趕上火車。

　　上海名店不但帶來了高超的手藝，還帶來了很多上海獨有的經營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協會的常華記得，那時所有遷京店鋪牌匾的顯著位置都會寫著“上海遷京”四個字，中國照相館還把印有自己名號和價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顧客隨意取閱，“當時他們的廣告意識已經很強了。”

　　做了50多年服裝店營業員的鄭祖芳，即便已經退休十多年，仍然保持著每天穿西服打領帶的習慣。那種老上海特有的精致已經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齋”是這次遷京老字號中為數不多的餐飲業。在上海這家以“菜飯”聞名的飯莊，每天營業到晚上九點還門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後，由於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齋”被安排在菜市口。當時的菜市口遠離鬧市，每天天一擦黑兒，大街上就沒人了，而且又地處老北京紮堆兒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難得到認同。開業後很長時間，飯店都在虧本經營。不過“美味齋”咬住牙堅持上海口味不變。漸漸地這裏成為在京南方人聚會的地方，老北京人也願意來嚐嚐鮮了。

落戶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業上的成功，上海遷京的師傅們落戶京城，就不那麽順利了。如今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師傅，提到當年在北京安家的過程還免不了一肚子牢騷。

　　康師傅說，當年北京市福利公司跟他們簽合同時保證，家屬是城市戶口的三個月內遷京，農村戶口的一年內遷京。康師傅老家在江蘇鎮江農村，他愛人是農村戶口。眼看著同事城市戶口的家屬都順利進京了，他愛人的戶口問題卻遲遲解決不了。康師傅說，同事中像他這種情況的大有人在。事情拖了兩年也沒解決，大家都不幹了，甚至嚷嚷著要“罷工”。當年康師傅正在積極要求入黨，作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及時了解、匯報群眾的思想動態。當他把“罷工”的消息報告給福利公司時，領導上還挺緊張的。“其實，大家哪兒敢‘罷工’，過過嘴癮罷了。”不過，經過這麽一折騰，公司終於開始認真解決家屬戶口進京的事兒了。“北京這邊願意接收了吧，農村又不放了。”康師傅說。當年他愛人年輕力壯，在農村算個壯勞力，農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這樣，康師傅的愛人還辦了個臨時戶口，帶著孩子來了北京。康師傅記得，上世紀50年代末中央號召所有住在北京的臨時戶口都回鄉，他老伴帶著孩子頂住壓力愣是不走。結果，扛了幾個月，中央下文件，所有在北京3個月以上的臨時戶口都變成正式戶口。“當年好多人頂不住都走了，幸虧我們沒走。”康師傅感到萬幸。

　　說起自己在北京紮根的艱辛路，康邦章唏噓不已。雖說是集體遷京，但是他們一家最終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戶口和工作，也著實不易。

　　現在問起康師傅：“您認為自己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他還是會陷入兩難的選擇，就像他的口音既不是上海話，也不是北京話。然而，他自幼在北京長大的孩子卻沒有這種身份尷尬。他最小的兩個孩子都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京花’。這都是派出所警察給起的。”康邦章說，“生在北京，當然就是北京人了。”

　　（蔣遵和摘自《看曆史》月刊作者蕭婷）

2012-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