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動亂中，康生把自己幾十年“建家立業”的本領統統拿了出來，積畢生之陰謀手段，做起了軍師，被奉為“智多星”。這場動亂中的許多聳人聽聞的重大事件，都是他在背後出謀劃策或直接挑動搞起來的。
用“理論”敲門磚，終於敲開最高權力之門
康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就裹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外衣，在中國共產黨內投機鑽營長達五十年，風雨任變幻，神情總自若，他常以最最革命的極左麵目出現，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曆次政治鬥爭中，他都憑自己狡黠的奸道見風使舵、順水行舟，保證了他在幾十年宦海生涯中經久不衰。
當時間推演到公元1980年，康生偽裝的畫皮終被揭開，自以為能流芳百世的他，卻遺臭萬年。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爬上權傾中外地位的大陰謀家，他是如何發跡的呢？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康生被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向忠發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由於他是工人出身，文化水平和組織能力十分有限，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立三掌握實權，康生極力附和，得到中央組織部秘書長之職，這使他認識到黨內誰有權就跟誰，誰的職務高就跟誰，誰的話頂用就跟誰，並將此作為自己今後的政治支點。
1956年初，黨的“八大”召開之前，饒漱石因參與高崗反黨聯盟已身敗名裂，康生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重返政治舞台。他開始在公開場合亮相，不放過一切接近最高領導者的機會。他探聽到毛澤東準備花更多的精力從事理論工作，於是千方百計把自己打扮成“理論權威”，想盡辦法奪取理論工作的領導權。
他首先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靠近為毛澤東準備的辦公室，這樣可以“近水樓台”。這一招很靈驗，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他由於全力投入，著手抓理論工作，而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1959年他又被任命為《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副主任。此間，康生又毛遂自薦，向毛澤東建議在中央文教小組下設理論小組，由康生兼任組長，此後又將理論小組提升為中央理論小組，他身兼二任，撈取了實權。
這年下半年，中央決定康生兼管黨校的工作。這更使康生喜出望外，他可以如願以償地在這個位置上打著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幌子招搖撞騙而通行無阻了。
康生開始使出了以前的那套“看家本領”，用一步比一步高的調門吹捧毛澤東，製造個人迷信，循序漸進地將毛澤東神化。他用理論作為敲門磚，漸漸博得了最高領導人的歡心。
“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就感覺到了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於是便捷足先登，在政治舞台上煽風點火，製造混亂。早在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澤東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是替彭德懷翻案。”他不顧曆史事實，“發明”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康生不愧是諳熟奸道的高參和玩弄陰謀手段的高手。在江青匯報碰釘子後，他親自向毛澤東進言，說自己考慮了兩三年，看出《海》劇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康生的描述引起了主席的重視，他由於搶了頭功而倍加受寵。他後來又在《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整個部署上，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篇文章的發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陰謀，是江青授意張春橋、姚文元炮製的。從中共中央常委、政治局到書記處，除康生以外其餘人都被蒙在鼓裏，不知道文章的由來。
1965年，中央決定成立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彭真被委任為組長，康生當上了副職。他與江青等人一直暗中勾結，為他們出謀劃策，同時又把“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透露給江青，對江青掀起天下大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製造“海瑞罷官”一案的發明權，在江青和陳伯達的煽動下，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後來，康生又將其變為毛主席的東西，大加宣揚，在製造天下大亂上立了大功。
1966年2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和康生匯報時，曾問道：“《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係？”彭真立即據實作了否定的回答。於是毛澤東將事情和盤托出：“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康生連忙插話說：“不，不是我的發明權，是毛主席的發明權。”康生，作為善於玩弄陰謀的政治騙子，此後又多次在公開場合聲明毛澤東同誌肯定了他的發明。
在向毛澤東匯報之前，五人“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曾在彭真的主持下，召開了一次會議，集中討論了由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學術爭論問題，會後形成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後，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全國。
就在這節骨眼上，康生鼓動江青背後告狀，將《二月提綱》嚴肅化，在毛主席表態“這個提綱是錯誤”後，康生又將《二月提綱》喻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宣稱這個提綱是彭真背著自己暗地裏偷偷搞的，是一種陰謀活動的產物。康生的“揭發”和批判，使中央決定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康生這著十分卑鄙的棋，使他隨後一步登天，取得當時顯赫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的職位，淩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二月提綱》被批判之後，經毛澤東提名，康生和陳伯達被指定來起草《五一六通知》。在《通知》起草的過程中，康生四處活動，到處煽風點火。
他首先鼓動一位姓吳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貼北京市委的大字報，以向彭真等人進攻為突破口，掀起在全國範圍內的大動亂。而明哲保身的吳某為了給康生交差，隻寫了一份北京市宣傳部長楊述的大字報，未了解康生的真正用意。此時，康生已拿到了《五一六通知》的禦牌，取得了最高領導的信任，康生看到自己編造的謊言和陰謀得逞，打敗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彭真，萬分高興。
隨後，康生又秘密派他的老婆曹軼歐等七人，打著“調查”的幌子，到北京大學煽風點火，並親自召見了曹軼歐的“老朋友”——北大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向她麵授機宜。在康生的親自部署和指揮下，《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這張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炮製出來了。5月25日大字報一貼出，它就像一聲平地驚雷，引起了爆炸性的反應，北大師生強烈不滿。當天晚上，嚴密注視各方形勢發展的周恩來總理立即派人到北大嚴肅批評了聶元梓等人。
康生發現他指揮炮製的這第一張大字報即將夭折，十分恐慌，便背著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孤注一擲，將大字報底稿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以求僥幸獲得支持。可以說這是康生拿自己的命運押的賭注，這是他在關鍵時刻走的一著險棋，如果毛澤東對大字報持反對意見，他必將被作為這一事件的幕後操縱者而受懲處。
6月1日，康生的陰謀得逞了，毛澤東同意將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康生心花怒放，後來把這張大字報吹到了天上，說它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報》以《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這樣聳人聽聞的通欄標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同時登出了陳伯達、王力、關鋒連夜趕製的評論員文章《歡呼第一張大字報》。就這樣，一場將中國引向災難和內亂的“文化大革命”揭開了真正的帷幕。
事後，康生曾將他親自炮製第一張大字報作為資本來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賓會談時說：“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受‘中央文革小組’的促動和支持的。”明人不難看出，康生是第一張大字報的真正幕後策劃者。
捕風捉影，捏造出一個“二月兵變”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內亂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已經攤牌，全國的形勢異常緊張，康生意識到“神仙打仗”的時機到來了，但他這個“小鬼”決不能因此遭殃，必須從亂中抓權，誰是強者就跟誰走，俗語說“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軍方林彪權力的上升，“劉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穩是林彪的”，他心裏想，“林彪雖陰險狡詐，但他生逢天時，應該在他身上投點資，來個雙保險”。於是他想出了投桃報李的計策，充當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軍師和吹鼓手。當時，林彪曾煽動說中國有人搞政變，康生緊緊抓住了這次立功的機會，捕風捉影，一心想幫助林彪鏟除賀龍這個“心腹大患”。
他在一個學生寫的說賀龍要組織“二月兵變”的材料上大作文章，1966年7月27日傍晚到北師大散布“彭真策劃搞政變”的謠言。康生抓住了“兵變”的“事實”，甚至“兵變”的時間、地點和具體部署都調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賊喊捉賊的“五一八”講話有了落實。這一招，極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歡心，葉群曾親自給康生打電話代轉林副主席的問候。
實際上，“二月兵變”事件是康生親手製造的轟動全北京、震驚全中國的聳人聽聞的大冤案，是康生醞釀的一個大陰謀。彭、羅、陸、楊相繼被打倒，毫無提防的賀龍遭誣陷，在沒有經過任何批準手續的情況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被捕入獄，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應、叫地無語的絕境，很快便在囚室裏折磨致死。
賀龍含冤而逝之後，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進一步的投資。他看到林彪的權力越來越大，地位越變越高，便又想出了討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黨校的心腹，高規格印出數萬套封麵燙金的《林彪文集》，並親自恭恭敬敬地將樣書呈送給林彪，邀功請賞，使林彪更覺得他是一個足智多謀、不可多得的智囊謀士。
然而，康生畢竟是一個政治場上的高級投機商，狡猾透頂，文集雖然印出，但並沒有向下發。他做了兩手準備，為自己留了一條退路，因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蓋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劇收場。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謀深算應驗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康生嚇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將儲備的數以萬計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覺地送進紙漿廠，銷贓滅跡。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機中，因為他陰謀多變，從來沒有自始至終的死黨，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時日最長。首先是介紹江青入“龍門”，接著又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審幹中袒護江青的被捕曆史，保駕江青安然過關。隨後，又陰謀策劃，讓從蘇聯歸國的賀子珍永遠離開毛澤東身邊，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駕”。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劉少奇後，康生又在令江青極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給王光美定了個“特務”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複仇之箭”。這一切都十分討得江青的歡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將康生尊稱為“智多星”和“大恩人”、經常給康生通風報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林彪集團徹底垮台，康生就像一個賭棍，將賭注輸得精光。重病在身的康生，積極推行“保江組閣”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裏能塗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與願違，他們苦心經營了八年的鬥爭即將成功之際，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戲”，被“癩狗扶不上牆”的“四人幫”給演砸了。
康生通過最後權衡利弊，已感覺到形勢對“四人幫”不利，秘密叫來了唐聞生、王海容，揭發了江青、張春橋“叛徒”的醜惡曆史，詳細地說出了證明材料，並叫她們原原本本地轉達上去。康生當時身為黨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組織部，他不向組織揭發，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這麽一種方式來“立功”，其真正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消除黨的禍害，而是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詭計多端，他的賭注都是押雙寶，而且是押在最保險的方位上。玩弄權術，他可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世外高人”。但臨死之前，還最後施展的投機鑽營，恐怕連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為是中國至高無上的“女皇”卻被自己的“大恩人”給秘密出賣了。
1967年初，康生以為劉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別出心裁地擔心軍隊中還會窩藏著劉少奇、鄧小平的“殘渣餘孽”，於是向林彪呈報了一份“揪軍內一小撮”的報告。當時林彪正想借著這把刀將自己的敵對勢力斬草除根，於是一股陰冷的黑風開始衝擊軍隊，作為國家柱石的人民解放軍領導機構開始大亂，陳再道、許世友等大軍區司令員，有的成為“階下囚”，有的遭受著人身汙辱。
然而，正當康生躊躇滿誌的時候，毛澤東回到北京，聽到各地圍攻軍隊的消息感到勢態嚴重，“將軍隊搞亂等於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夥亂軍奪權，起筆批道：這是“毒草”，“還我長城”。這真如平地一聲驚雷，康生慌了手腳，“嚇得魂不附體”。而後，康生想出了“金蟬脫殼”之計，尋找替死鬼。陰險奸詐的康生在形勢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時，不惜拋出他們的得力黨羽，移物栽贓，加害他們的打手和幹將，把王力、關鋒、戚本禹打入牢獄。
1966年8月，康生為了將劉少奇徹底置於死地，首先授意南開大學的紅衛兵成立“抓叛徒戰鬥隊”，重點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隨後，揪“叛徒”之風，刮遍全國各地，他們目無國法，不分青紅皂白，任意整別人的黑材料。
把康生說成是害人成性的劊子手，可以說毫不過分。在幾十年的害人經曆中，他發明了許多害人的理論：根據“主觀想象”、“可能”的猜測、“由此及彼”的株連，要不就是“相麵”或給他人“栽贓”。多年來康生自居為防奸專家，而實際上，他集曆史奸惡之大成，以防奸為名，行謀害忠良之實。他殘酷迫害妨礙他奪權的人，達到了慘無人道、隨心所欲的地步。
帶著一生罪惡，走上黃泉路
在這場動亂史上，他寫下了自己獨特的篇章，為林彪、江青篡黨奪權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僅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發明”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揭發”了《二月提綱》的“秘密”，並“指揮”了第一張大字報的炮製。康生將自己的這三步棋自喻為他的三絕，可見其絕招在於先是害人，後是邀功。憑此三絕，他順利地登上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這個通天寶座。
1967年2月13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曾經使敵人聞風喪膽、為人民立下無數功勳的老帥們，在這裏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同林彪、江青等人短兵相接，進行了義正詞嚴的鬥爭。
康生等將懷仁堂的碰頭會誣說為“二月逆流”。
在康生的精心策劃下，他們迅速在全社會掀起了一股“反擊”浪潮。從此，黨政軍文碰頭會中斷了，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發言權被剝奪了，政治局內正常的生活製度中止了，“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政治局，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會。在這一震驚中外的重要案件中，康生作為老謀深算的狗頭軍師，發揮了關鍵性的特殊作用。
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後，為了保住多年來自己苦苦經營而爬上的地位，康生積極策劃“保江組閣”的策略，在江青身上押寶，企圖建立他們的“新王朝”。首先，康生來了個脫身之計，想方設法掩蓋了他們同林彪反革命集團之間狼狽為奸的關係。
1973年黨的“十大”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為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員。康生認為時機已到，於是在“保江組閣”中大顯神通。他除了利用“影射史學”打擊周恩來外，還為江青培養了一個“無限忠誠”的寫作班子——“唐曉文”，為江青出理論、唱讚歌。康生病重期間，幹脆將“唐曉文”交給江青直接指揮，為江青充當“侍臣”，深受江青“重用”。
康生晚年雖然重病在身，但他對於“保江組閣”是花了很大力氣的。他以“理論權威”的地位販賣理論，“販毒立功”；秘密組織班底，物色培養人選；利用“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內發難，攻擊交通部“崇洋媚外”，將矛頭直指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
更有甚者，康生又策劃讓王洪文乘飛機到長沙向毛主席告狀。事出所料，毛主席批評了“四人幫”，明確支持周恩來主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提議鄧小平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隨後，又委托鄧小平在周恩來病重期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康生親手導演的“保江組閣”醜劇，隻好改題換戲。
康生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狗頭軍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每一次重大的曆史案件，每一次對老一代革命家的誣陷和進攻，康生幾乎都有所插足，甚至是起核心作用的“主謀”。他死前，看著自己立下的“家業”日益殘敗，很不甘心。就在他離死還有兩個多月的時候，趁鄧小平離京之機，突然強打精神，親自上陣，帶病到毛澤東處進讒言，奏了鄧小平一本，說鄧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真可謂“賊心不死”。此後，江青一夥在“風中之燭”的康生的幕後策劃下，迅速發起了一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並立即席卷全國。“四人幫”馬上由守勢轉入攻勢，剛剛有一線生機的中國又重新陷入極度混亂之中。
康生躺在病榻上，快要魂歸西天了。“經過自己拚了老命的最後一搏，‘四人幫’又逐漸占了上風，但自己就要死了，已經不能親眼看到心腹之患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的‘下場’了……”1975年12月16日，康生就這樣帶著他的一半滿足、一半遺憾，十分不情願地走上了他的黃泉之路。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