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戚本禹從秘書室調到“後樓”的真相
所謂“後樓”，指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因其最初的辦公地點位於中南海居仁堂的後樓而得名。關於戚本禹調“後樓”的原因，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
“楊尚昆對我主編的《群眾反映》一直都是意見很大的。盡管他有時也經常會找(我)刊登一些批評他所不喜歡的人的東西，但他總是擔心我會給他捅出婁子來。特別是因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譚震林的關係很緊張。後來在關於‘包產到戶’的群眾意見專輯問題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譚震林的攻擊。所以他就與田家英商量，調離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龔子榮找我談話，說辦公廳‘後樓’的《情況反映》，那麽多人都沒有搞出多少東西來，倒是《群眾反映》這麽個小刊物，給中央反映了不少情況，所以現在決定把你調到後樓研究室去加強《情況反映》的編輯工作。就這樣，我離開了《群眾反映》。調去‘後樓’的時候，龔子榮給我登記表上寫的是研究員。”
關於戚本禹調“後樓”的事，看看《閻明複回憶錄》是怎樣說的。閻明複寫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後樓’二樓翻譯組的辦公室來看我。他對我說：‘我聽說上上下下你都處得很好，大家都說你人緣好，而我則很苦惱，上上下下都不喜歡我。所以想向你討教，該怎樣辦。’我當然還有點自知之明，不會給戚本禹提什麽忠告。我問道，老戚你究竟有什麽想法?他說他在秘書室實在待不下去了，想換換環境，能不能到‘後樓’工作。我答應試試看。我把老戚的情況向‘後樓’綜合組組長何均反映了。何均愛才，認為戚本禹有才，答應同田家英商量。後來，老戚就調到‘後樓’來了。他專門來看我，表示感謝。”
閻明複同戚本禹關係比較好。他為人正直，實話實說。我們相信他的回憶錄裏寫的這件事是真實的，寫出了戚本禹的真實情況。
事情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3年五六月間，在中央開展的“五反”運動中，田家英連續幾天主持召開中辦秘書室室務會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著重解決領導班子的團結問題。接著又開全室大會給領導提意見。秘書室的室務會議由各科的科長、副科長組成。那次會議逄先知也參加了。
沈棟年(兼秘書室黨總支副書記和人事工作)說：“田家英和我說過，戚本禹和幾個科長都搞不好關係，我很發愁。”
在室務會議上，每個人先作自我檢查，然後由大家提意見。當時，大家對戚本禹的意見較多，也比較尖銳。沈棟年的發言，大體上反映了會上對戚的意見。他說：“(一)戚本禹好名，對同誌關係缺乏誠意。戚總想他說了算，飛揚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問題。(二)驕傲自滿，盛氣淩人，惟我獨尊。記仇。你對××同誌突然襲擊，拋出一批材料，揭發是攻擊性質的。嫉妒報複，拉拉扯扯，拉攏打擊。”李公綽說：“我記得你(指戚)說過，如果××不服，就再拋一批，堅決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賴，我再揭發。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會上發言，對戚本禹提出了批評意見，著重批評戚的極端個人主義。在逄的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戚本禹一心想出人頭地，總要站在別人之上。誰超過了他，他就打擊誰。在室務會議上，也是飛揚跋扈，盛氣淩人。戚有合縱連橫的本事。”(上述各人發言，均根據當時的記錄)
戚本禹看到大家對他的意見較多，想擺脫被動局麵，轉移視線，就把一位科長同他一起出差時對田家英的議論，當著田的麵和盤托出。不久，又撇開室務會議，在辦公室走廊裏貼了一張大字報，對那位科長無限上綱，抓住一些生活小事，聯係家庭出身，用“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作為標題，進行攻擊。這在全室引起轟動和不滿。
後來，在全室大會上群眾對室領導(包括各科科長)提意見，也有人對戚本禹提了意見。如有人說：“戚本禹以教育者自居，高人一等。在運動中有些個人情緒，像貼大字報，分析得那麽高，那麽‘左’。這些年個人主義發展。”有人說：“戚本禹工作閑，常不在，不知到哪裏去了。編《群眾反映》質量不高，有些文字不通，錯別字很多。”(以上均根據當時的記錄)
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所以戚本禹對閻明複說，他“很苦惱，上上下下都不喜歡我”，“在秘書室實在待不下去了，想換換環境”。而在他的《回憶錄》裏說的卻完全變了樣，說調他到“後樓”，是楊尚昆、田家英定的，是龔子榮看中了他，讓他去“後樓”加強《情況簡報》的工作。照戚的說法，楊尚昆既然把他看作是“刺兒頭”，擔心他“捅婁子”。那麽，把他調到“後樓”這個更重要的部門，辦《情況簡報》，楊尚昆就不怕他捅更大的婁子嗎?《回憶錄》在他調工作這件事上說謊話，吹自己，壓別人，他卻沒有想到《閻明複回憶錄》早已問世，白紙黑字地呈現在世人麵前了。
沈棟年說：“當年，戚本禹調‘後樓’，我就覺得很奇怪。戚本禹思想品質不好，怎麽能調去‘後樓’。在‘後樓’這樣重要單位工作的，應該是政治水平高、思想修養好的同誌，怎麽能調他去?”
十一、戚本禹為什麽寫《評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說：
“1962年底，在我擔任《群眾反映》主編的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裏，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麵的書，於是我也把它找來讀了。其中有呂集義編寫的《李秀成自述》這本書。”“以羅爾綱寫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影響最大。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他並沒有在上麵寫下什麽批示。”
戚本禹又在說謊。毛主席從來就沒有什麽“閱讀書目”，1962年底他也沒有看過太平天國方麵的書。逄先知保存著一本詳細記載毛主席要書的筆記本，時間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國方麵的書，隻有兩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羅爾綱箋證)。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關於李秀成的資料。送給他的資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中宣部編印的有關李秀成的資料、7月27日《人民日報》、7月25日《光明日報》、範文瀾《中國近代史》。這兩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發表之後。
當年，田家英對《評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對處理這篇文章的態度，逄先知比較了解。逄說：“田家英是不大讚成戚本禹文章觀點的。他比較讚成周揚他們的觀點。戚的《回憶錄》裏說，田對他的文章開始說‘寫得挺好’，後來又不讓發表，表裏不一。這不是事實。事情的經過是：《曆史研究》編輯部負責處理戚本禹這篇文章的編輯丁守和，曾打電話給田家英征詢對戚文的意見。田家英明確回答‘不要發表’，並且說‘這個人不好’。丁守和將田家英的意見，報告了劉大年。劉大年反複考慮，認為《曆史研究》當時如不發表戚本禹這篇文章，將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他的意見是《曆史研究》發表戚文，同時發表羅爾綱的一篇表態的文章，作些說明，爭取主動。《曆史研究》的另一位負責人黎澍是主張發表戚文的。黎澍對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並將修改稿送田閱。我當時在場，看過這個修改稿，放在田的辦公桌上。黎澍是用紅筆改的。田家英說：‘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這樣，我就不發表了。’戚當然不會在意這些，隻要能發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響，一鳴驚人。”
這裏還要澄清一個事實。《回憶錄》中說：“田家英對周揚他們在批判我之前，沒有給他打個招呼也不滿意，他氣憤地說，他(周揚)太霸道了。”
根本沒有這回事。在李秀成評價問題上，田與周的觀點基本一致。況且田又不管中央宣傳部的事，周揚不需要給他打招呼，對這種工作關係，田家英還能不清楚嗎?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過：“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這句話透露了他的心機。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將戚本禹送給他的一份材料《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報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發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戚本禹一下子在黨內出了名，嚐到了甜頭，很是滿足了他出人頭地的意願。這次關於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會替他轉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說：江青“從《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
江青是怎樣看到《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呂澄說：“我聽朱固[[1]]說，戚本禹是通過江青把文章送給了毛主席。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本來是戚本禹與朱固合寫的，朱固還到北京圖書館借過有關李秀成的書。文章發表了，隻署戚本禹一個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見。”
前麵我們說過，戚本禹說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國方麵的書，他也找來讀了。這雖是謊話，卻泄露了戚本禹內心深處的方向標：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這上麵作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連篇累牘地發表言詞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躍升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筆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學者。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曾說過：“我們一些‘左’派，就是踏著別人的肩膀向上爬。”話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找他們幹什麽，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這樣不知羞恥的謠言，來抬高自己。誰也不會相信，就憑他發表了這麽一篇文章，被譽為“黨內第一支筆”的胡喬木和被戚稱為“恩師”的田家英，會找他戚本禹合寫文章!“田家英”三個字之後，還有一個“等”字，不知還有什麽名人找他合寫文章?
戚本禹一有機會，就吹捧江青，打壓胡喬木、田家英。這正說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夥。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顛倒的曆史，早已顛倒過來了。
十二、從1962年的“包產到戶”問題說開去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1962年刮‘單幹風’的時候，當年6月，田家英從湖南調查回來，他先到劉少奇那裏作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報告。劉少奇鼓勵和支持他的意見，並要他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接受了劉少奇的指示以後，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裏，他按劉少奇的意見向毛主席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到了主席的批評。後來主席問他，這‘包產到戶’是你自己來說的，還是誰叫你來說的……田家英卻堅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別人叫他來的。主席從此就不再信任他了，也很少找他。”
戚本禹還說：
“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是主席叫他到湖南農村做調查的。回來後，理應首先去向毛主席匯報的。怎麽能先去劉少奇那裏作匯報，並接受劉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麽建議呢?而且明明是劉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議，當主席問他的時候，他卻還在主席的麵前不說真話呢?”
這些話，一看就是戚本禹道聽途說，或者看了什麽有關文章後加工改造寫出來的。老實說，在這件事情上，戚本禹根本就沒有發言權。
1962年，派田家英到湖南調查，包括調查的具體地點，都是毛主席在杭州當麵向田家英說定的。主席提出調查4個地點：韶山大隊(主席家鄉)、大坪大隊(即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寧鄉炭子衝大隊(劉少奇家鄉)、天華大隊(後來沒有去。劉少奇曾在這個大隊作過調查)。毛主席還特別囑咐田家英，問問少奇同誌那裏派什麽人去參加調查，他對調查有什麽意見。所以調查組凡是關於炭子衝大隊的調查報告都送劉少奇。
戚本禹不是說，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書，理應先去向毛主席匯報，怎麽能先去劉少奇那裏匯報呢?戚本禹有所不知，田家英是6月下旬回到北京的，當時毛主席正在外地，一時半會兒還回不來，所以他先向劉少奇匯報了，這有什麽大驚小怪的?匯報的情況是這樣的：田匯報剛開個頭，就被性急的劉少奇打斷了。劉少奇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明了了，隨即提出他的分田主張。劉要田對他的主張在秀才中醞釀一下，不要說是他的意見。劉少奇並沒有要田家英向主席建議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隻是當田家英問可不可以向主席說時，劉少奇說可以。
此時，田家英正急著要向毛主席匯報，就打電話給汪東興，問主席什麽時候回來。回複的電話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當時主席正在邯鄲。
7月6日，毛主席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遊泳池聽取田家英匯報。田家英主要是陳述他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大意是：現在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60%是集體的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一種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複了，再重新把他們引導到集體經濟。田把他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四六開”。毛主席問田：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其他人的意見?田說是他個人的意見。毛主席對田家英的意見沒有表態，隻問了一句：你的意見是以集體為主還是以個體為主?田家英一下子被問住了，沒有答上來。
過了兩天，7月8日，毛主席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田家英等人開會。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田家英，說他不去修改“六十條”，卻去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受到毛主席的批評，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那天晚上田家英心裏非常煩燥。從那以後，田家英就逐漸失去毛主席對他的信任。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別有用心地從包產到戶扯到田家英與劉少奇的關係。他說：“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後，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這些人都是很聰明的人，或許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許認為毛主席畢竟老了，而劉少奇對他很器重。這跟後來汪東興投靠林彪是一個道理。”
戚本禹口口聲聲說：“田家英是我的老師，有恩於我，有情於我，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卻在轉眼之間，就這樣誣陷田家英。
網上還傳出戚本禹對人說過這樣的話：“主席為什麽不信任田家英了呢?這主要是他和劉少奇的關係。毛主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當主席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他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他給劉少奇打電話，問他應該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麽做就怎麽做。在以後的日子裏，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他每次什麽時間去，什麽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了——這當然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有時去的時間很長。汪東興把這種記錄報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興，他會覺得自己的秘書跑到別人那裏去了……江青說，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這件事情。當我後來接替田家英秘書室主任的工作時，江青告訴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戚本禹說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動”，並將田家英歸在這些人中，這是他以自己陰暗的內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絕不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黨的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
劉少奇任國家主席後，田家英曾當麵請示劉少奇關於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任職問題。劉少奇是說過，繼續留任，張經武仍任主任。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這個機構，沒有什麽實際的工作。戚本禹卻在這上麵做文章，說什麽在以後的日子裏，田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他每次什麽時間去，什麽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等等。
我們問過曾在劉少奇身邊工作的秘書和警衛人員。機要秘書李靜(現年84歲)說：“田家英到劉少奇那裏很少、很少，沒有印象了。我們那裏沒有衛士記錄。誰來，報告一下就行了，很隨便。”秘書姚力文(現年92歲)說：“田家英和劉少奇來往不多。”衛士史國瑞(現年92歲)說：“沒有見過田家英到劉少奇家裏，一次沒有。”衛士馬傳忠(現年84歲)說：“劉少奇與田家英往來不多。”上述這些人都是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他們最有發言權。
關於田家英與劉少奇的關係，逄先知比較了解。他說：“田家英同劉少奇接觸很少。他們的接觸主要是兩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劉匯報湖南調查。另一次是修改《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因為‘後十條’，田家英是在譚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田家英比較傾向於劉少奇的思想;而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方麵，田認為劉少奇‘左’，特別是表現在修改‘後十條’上。劉少奇說‘後十條’違反了‘前十條’精神，要根據‘桃園經驗’進行修改。並要田家英隨他南下，一起修改。當時田家英感到十分為難，但又不能拒絕。田家英帶著我一起去的。離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請示毛主席，對修改‘後十條’有什麽指示。毛主席主要講了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都集中在一個點上。毛主席這兩點意見，田家英在飛往南方的專機上，向劉少奇作了傳達。劉少奇沒有說什麽。這次修改‘後十條’，劉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園經驗’的精神進行修改，這確實難為田家英了，因為要按照自己沒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後十條’，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難以落筆。文件改完後，田家英立即從廣州回到北京，不願意再跟著劉少奇到廣西等地去考察了。從那以後，劉少奇隻找過田家英一次，讓他開一個讀馬列著作的書目。從此他們之間再沒有來往了。江青、戚本禹誣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嗎?”
這裏順帶澄清一下《回憶錄》中對劉少奇生活方麵的攻擊。戚說：劉少奇一家單獨住了一個院子，屋裏擺設豪華，吃螃蟹隻吃蟹黃，等等。
其實，劉少奇的生活是很簡樸的，對子女的要求也很嚴格。有一次，他的兒子進了他的辦公室，受到劉少奇的訓斥。劉少奇說：這是我的辦公室，有機密文件，今後不準進來!關於劉少奇搬家的事，據劉身邊的人說，劉少奇原來住在樓房裏，爬樓困難，就搬到懷仁堂北邊的一個院子裏。這裏原是林伯渠住的地方，林老去世後，家屬搬出中南海，院子空出來了。劉少奇的衛士馬傳忠說：“屋內擺設比較簡樸，沒有什麽豪華的東西。”李靜也說：“屋內擺設，太簡單了。”
戚本禹根據一些不實的材料演義出一個毛、劉關於“四清”問題的對話。《回憶錄》中說：“主席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劉少奇當場就提出來，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說出來聽聽。毛主席當場就點了兩個人的名，說煤炭部的張霖之和地質部的何長工就是。”請問，劉少奇能這樣對毛主席發問嗎?毛主席真的點名張霖之與何長工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沒有的事。戚本禹演義出這個對話，說穿了，就是為他自己的罪行開脫，他對張霖之被迫害致死負有直接的重大責任。你看，照他那樣說，“文化大革命”前那個時候毛主席就已經定了張是走資派，再加上戚在《回憶錄》裏羅列張在任煤炭工業部長期間的一些礦難情況以及生活腐化等等，這樣的走資派還不該批鬥嗎?戚本禹常常編造或者根據不實材料演義出一些“故事”，達到他個人的目的。
關於毛、劉對“四清”問題的爭論，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會議規模不大，有31人參加。會議記錄根本就沒有《回憶錄》中所說的毛、劉那些對話，也根本沒有提到張霖之與何長工。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根據會議記錄這個權威檔案，都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據當年參加批鬥劉少奇的人後來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內批鬥劉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揮者。他對參加批鬥的人交代：要搞得熱烈，要殺氣騰騰，不要文縐縐的，要鬥出水平來，還要拍電影。可以摁頭，可以讓王光美低頭。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東湖賓館召集周恩來、謝富治、楊成武等開會時，批評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的做法，說不要麵對麵搞，還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為了攻擊別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編亂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樣胡編亂造。例如，《回憶錄》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這一部分，一開頭就編造一個關於掛蚊帳的“故事”。當時，逄先知、戚本禹剛剛調到秘書室，彼此還不熟悉。戚說，隻有逄先知有蚊帳，別人沒有，他和幾個人一起給逄先知提意見，逄就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故事”寫得很生動，活龍活現，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為真。其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當時大家都有蚊帳，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帳。說逄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更是無稽之談。這裏請讀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憶錄》的另一個電子版上是這樣說的：“逄經常主動給田家英打小報告，把我們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報告給田，後來當了田家英的秘書。”戚本禹心虛，覺得這樣說太離譜，在正式出版的《回憶錄》中就改了個寫法。從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再舉幾個例子。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
“田家英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楊尚昆、鄧小平提拔他擔任的，他因此對楊尚昆、鄧小平一直懷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說，還是楊公、鄧公想到我呀。可這樣一來，他就必須經常向楊尚昆去匯報工作了。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小平去東北視察工作的時候，是帶著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興安嶺被一種毒蟲咬傷，整個手臂都腫了起來。鄧小平下令要省裏的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他對這件事情也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這都是編造的。那次東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楊尚昆等。田家英是帶著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親曆者，他說：“首先，戚說的時間就不對。鄧小平那次視察東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鄧視察的地方是小興安嶺，也不是大興安嶺。說田被毒蟲咬了，鄧下令要醫院‘不惜一切代價給他治好’，這更是瞎說。田沒有被毒蟲咬，什麽病都沒有。”戚本禹真是一個謠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謊話都能編造出來。為了說田家英對鄧小平感恩並投靠鄧，而得到鄧的提拔，他居然離奇地造出一個毒蟲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從1948年起，給毛主席當秘書十二三年，由於做出的工作成績，特別是在1961年領導浙江農村調查和擔任“農業六十條”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貢獻，才升任中辦副主任。
戚本禹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幹的壞事，避而不談，或者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同時，又隱瞞對他不利的事實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處，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決定：停職檢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別指出田家英犯了兩個錯誤：(一)一貫右傾;(二)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而《回憶錄》卻輕描淡寫地說：安子文“很平和地說，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查”。“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隻談田家英有錯誤，並未談到具體是什麽錯誤，更沒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問題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兩個錯誤。在當時來說，這兩個錯誤對田家英的壓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經從別人那裏知道，中央已經將彭、羅、陸、楊定為反黨集團。他很緊張。
《回憶錄》裏說：“1966年田家英出事後，我們‘八司馬’因為與田家英關係較好，有人就借機整肅我們，說我們是田家英的餘黨，但沒有成功。”
那時的戚本禹已是紅極一時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誰還敢整肅他，誰還會把他打成田家英的餘黨?這種騙人的話，誰會相信?
戚本禹還說：“文革初，批鬥田家英，我不積極，我心裏同情他，結果被指責犯了‘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錯誤。”其實，戚本禹是十分積極地要大家揭發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書室召集全體科長開會，也叫逄先知參加，要大家揭發田家英，特別要逄先知揭發。王象乾說：“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書室室務會議，一個人頭一個人頭點名，要大家揭發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書室的科長們凡與田家英關係較多或較好的，都劃為“黑幫”。戚本禹不僅要秘書室的人揭發田家英，還要馬列主義研究院的繆楚黃等三人“大力揭發”(戚本禹原話)田家英。他們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領導下，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對《毛選》前三卷的注釋進行校訂工作。戚本禹這樣煽動、威逼上述這些人揭發田家英，能說他對田有溫情主義嗎?能說戚是“心裏同情他”嗎?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一天晚上他(指逄先知)在家裏燒文件，燒得滿屋子都是煙。然後他把燒過的東西，放到抽水馬桶裏衝掉。因為燒的東西太多，有些紙沒有燒盡，結果就把下水道給堵了。”
逄先知說：“我在田家英出事後，是銷毀過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燒的。這件事，我當時就交代清楚了，後來組織上也已查清。幾十年後，戚本禹別有用心地舊事重提，我在這裏必須加以澄清。我銷毀的材料，是參加《毛澤東選集》第5卷工作時，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當時是在一種緊張的情況下幹出來的一件蠢事。是銷毀什麽東西把抽水馬桶堵了呢?是一個筆記本，裏麵記有我在1963年秘書室室務會議上批評戚本禹的發言稿，害怕戚本禹報複，才下決心銷毀。這個筆記本很厚，是道林紙的，有一個厚紙殼子，這一下就惹出了大禍!”
逄先知說：“戚本禹采取他在《回憶錄》中一貫使用的造謠誣蔑、誇大其詞的手法。說什麽我寫了一百多張紙的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這完全是誇張。戚本禹甚至說我揭發田家英說過：‘主席死後，也會擺在水晶棺裏，最後，也會像斯大林那樣，被後人焚屍揚灰的。’這是十分惡毒的造謠誣蔑，既是對田家英的誣陷，又是對我的誣陷。”
參加座談的同誌都說，1962年以後，田家英雖然對毛主席有些不滿，但絕不會有這樣的仇恨。田家英總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後，每當主席讓他辦一件事的時候，他總是很高興。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協助編輯《毛主席詩詞》，他盡心盡力地完成任務，主席很滿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帶領一個班子，經過調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共和國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決定，他才感到完全絕望了。逄先知說：“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編造的這種話。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議實行火葬》的倡議書上第一個簽名的。在倡議書上簽名的黨內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議書上簽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誰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後會長眠在水晶棺裏，那時想的都是遺體應火化。用水晶棺長期保存毛主席遺體，是在毛主席逝世後，才由黨中央決定的。據負責保存毛主席遺體的專家說，他們當時毫無準備。這時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謠的時候，根本不顧這些重要事實，反正想怎麽誣陷你就怎麽誣陷你。”
關於田家英的自殺，和對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麽態度?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謝靜宜曾問過他。1972年原中辦副主任王良恩自殺後，謝靜宜問毛主席，中辦兩個副主任都自殺，問題有那麽嚴重嗎?毛主席嚴肅地對她說：“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麽了不得的事。若幹年後也許能搞清楚，也許還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書，他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愛學習，是個有才幹的人。”(見謝靜宜《毛主席身邊工作瑣憶》一書)
逄先知說：“1976年，我在江西進賢縣中辦‘五七學校’勞動，在一個連隊的後勤班編竹筐。有一天，一個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他們是到幹校來短期勞動鍛煉的)，專門到我編筐的屋子，坐在門檻上，對我說：‘主席說，田家英要是不自殺，也沒有什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為田家英平反的決定。1980年3月28日，經中共中央批準，在北京舉行田家英追悼會，由鄧力群主持並致悼詞。
十三、從政治巔峰到階下囚
——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別是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之後，達到了他的政治巔峰，成為一個呼風喚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後來戚本禹被關起來，有人揭發戚本禹想當總理。戚對他們說，“那個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來”。他所說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總理。
其實，從戚本禹的《回憶錄》裏，也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戚本禹說：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很多。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給我送條子過來……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我向江青匯報此事，江青說，總理是太累了，鄧大姐說得對，你們要盡量照顧總理，開會太晚不好，應該叫總理早退。我說，中央召開的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江青說，不是主持繼續開會，而是做好會議收尾工作，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這麽高，似乎除總理和江青之外就數他了。你看，鄧穎超寫條子都是給他，而且很多。“我說，中央召開的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好大的口氣!他既不說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也不說由江青主持。這個我們，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從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取代原來由周總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後，周總理的處境愈加困難了。而周總理最困難的時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勢的日子。關於這段曆史情況，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其中寫道：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對他們最大的障礙正是來自周恩來。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現了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又針對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第二天，周恩來將毛澤東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傳閱’……這場鬧劇終於被迫悄悄收場。”[[2]]
關於王、關、戚的問題，《周恩來傳》寫道：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淩晨一時，剛開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係列事件的看法。周恩來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借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談完後，周恩來把一份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毛澤東看。”
“當天上午，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直飛上海，向毛澤東轉達周恩來的意見。經過一天考慮，毛澤東下了決心。他對楊成武講：‘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
“二十六日中午，楊成武趕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晚上，周恩來在釣魚台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隨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第二年一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戚本禹也作了同樣處理。”[[3]]
毛主席對王、關、戚的處置，英明而果斷，對極左勢力有所遏製。否則，我們的黨、軍隊和國家還會遭到更大的破壞。
陳毅當時就說：“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不抓戚本禹，黨心不服，軍心不服，人心不服。”可見，在陳毅這些老一代革命家眼裏，戚本禹的問題比王力、關鋒更嚴重。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當葉劍英進來的時候，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4]]
戚本禹在《回憶錄》裏老是表白自己沒有反對總理。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明確指出，王、關、戚要打倒總理和老帥。戚本禹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上述這段講話“是葉劍英傳達的。他的傳達是否準確，尚待核對”。毛主席這次談話，毋庸置疑，是有記錄的，形成一份鉛印的正式文件，題目為《毛主席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同誌時的指示》，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前麵說到的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元帥對戚本禹定性的話，就是黨對戚本禹所下的政治定論。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戚本禹成為階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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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座談紀要說了那麽多，目的就是用我們的親身經曆和觀察，並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說明戚本禹是怎樣一個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術不正，為了抬高自己，以至實現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擇手段地什麽都幹得出來，可以完全不顧事實，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而且說得活龍活現。一般善良的人也許很難想到他竟會到這種程度。隻有了解了一個人的人品心術，才能準確地判斷他所說的話有多少可信度。希望這些我們親曆、親見、親聞的事實和引用的檔案材料，能對讀者避免上當受騙，多少有所幫助。
[[1]]朱固，當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二科科長，“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戚本禹辦公室工作。
[[2]]以上兩段引文，見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2—1734頁。
[[3]]以上三段引文，見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7、1738頁。
[[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