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戚本禹回憶錄》中有關“竊聽器事件”的說法與其他方麵有可靠來源的說法相比 *****
對，在以下幾方麵存在著大的差別： *****
1.“秘密錄音”或稱“竊聽器事件”被查處的時間 *****
戚說是1964年“發現”或稱“被查出來”的。文革期間中辦群眾組織則指“一九六
一年四月，毛澤東第三次發現有人搞竊聽，責令鄧小平徹底追查”。楊尚昆本人，中辦
一些老人、《楊尚昆日記》的編者均稱查處時間為1961年4月間，原始資料《楊尚昆日
記》中的記載亦證明1961年4月說是準確的。如日記1961年4月26日記載：“晚間子榮
同誌來電話，要求明天下午趕回北京”；4月27日：“5 時20 分到達永定門車站，……
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晚間同康一民談了一下”；4月29 日：“上午……
又約葉子龍、康一民、王敬先等三同誌談話。3時到5時，約葉、康、王、高智、羅光
祿、龔子榮等同誌談關於錄音問題的情況”；4月30日：“上午看了葉、康、吳的報告
後，提了意見由康去改。與龔子榮同誌等談話”等【7】，均與“秘密錄音”問題有
關，就是絕好的證據。 *****
2.1965 年楊尚昆被調離中辦的主要原因 *****
因為戚的1964年“發現”說不實，接下來戚的“在 1964 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
來以後，毛主席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這樣的說法亦就更無事實依據。 *****
1965年楊尚昆調離中辦的主要原因，是要為當時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出了
大問題”的“泄密”（楊稱“失密”）事件承擔領導責任。文革期間，中辦群眾組織對楊“泄密”問題指控為“楊尚昆和大軍閥羅瑞卿、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蕭向榮、曾三、
裴桐、葉子龍、康一民等相勾結，將大量黨的機密檔案從中央機要室和中央檔案館盜竊
擴散出去，並且廣為流傳，層層偷抄，為反革命政變集團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向黨進攻
提供彈藥。”【8】
“失密”一事在《楊尚昆日記》中有跡可尋，如1965年9月16日日記記載：“晚間
約中央檔案館、軍委辦公廳、保衛部、軍事學院等單位同誌，談如何清理過去已外流的
檔案問題”；10月29日：“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上午10時半，周、鄧、彭三人約我談
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10月30日：“心情不安
，什麽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約李質忠同誌談話（辦公廳黨委問題，停
止出文書處理）。下午同曾三同誌談了檔案館的問題。失密問題如何處理？過去我雖然
抓了這件事，但終於出了大問題。曾對此缺乏重視！”【9】 *****
到了1966年5月處理“彭陸羅楊”問題時，才將楊“泄密”與早已處理過的、1961
年的“竊聽器事件”兩筆賬一起算。 *****
3.楊是“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裏安放竊聽器”嗎？ *****
《戚本禹回憶錄》稱，“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裏安放竊聽器”，
罪證是“裏麵除了小錄音機，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
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 *****
戚對楊的指控可謂聳人聽聞！這是除戚之外從來沒有人使用過的說法。文革中什麽
都可以翻個底朝天，據中辦老人們說：“‘文化革命’一開始，當時的中央辦公廳領導
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領導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內各辦公室、會議室普遍搜查所謂竊聽
設備，當然一無所獲”【10】，故此，當時中共官方、中辦群眾組織和其他造反派在批
判楊尚昆時，亦從來沒有過類似戚本禹所稱在毛的“臥室和洗手間安放竊聽器”的指控
，文革結束後官方對楊的審查結論中更無類似說法。更不要說當時的技術條件是否可能有“米粒狀”大小的竊聽器材？其無線傳輸的範圍有多遠？在那兒接收信號又不會被人
發現？負責毛警衛工作的汪東興知道並允許這樣做嗎？如此說來，戚在文革結束四十年
後如此聳人聽聞的說法，不是比當年造反派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嗎？！說實話，造反派
也沒有如此豐富的想象力編造出這樣離奇的故事。 *****
楊尚昆曆史上主導過的、曾經對毛的會議、辦公場所進行過的錄音，無論對錯，都
是可以解釋得通的工作上的需要。但如果對毛的臥室、洗手間安放竊聽器，卻是中共黨
內紀律絕不允許的刺探領袖個人私生活的敵對性陰謀活動，一旦被發現，就是彌天大罪
，戚難道不明白這兩者性質上的天淵之別？退一萬步說，如果楊尚昆真的指使人這麽做
，他的目的何在？他的行為是為什麽人服務的？戚本禹在文中沒有解釋，說實話也根本
解釋不了。因為這是戚自己想象、捏造出來的虛構之物，如何能夠解釋清楚？ *****
根據《楊尚昆日記》注釋中的說法，“秘密錄音”一事查處後，分別給予當事人葉
子龍、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吳振英以警告處分。這樣做，是要給毛一個交待，其實
處分並非十分嚴厲。群眾組織的材料稱毛說“查出來要開除黨籍”，事實上並未有任何
經辦人被開除黨籍。葉、康、吳三人其後均調離中辦，到北京市、國務院三機部和中國
人民銀行擔任了相當的職務。文革結束後，葉子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
長；康一民曾調回中辦，任中辦副主任；吳振英也曾任三機部辦公廳副主任。從葉、康
、吳三人文革前後的際遇來看，有關部門並沒有將“秘密錄音”看成一件什麽大不了的
事，更沒有將當事人與什麽陰謀活動相聯係，這也可從側麵說明，戚本禹將此事說得那
麽聳人聽聞，絕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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