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7 14:05:00 總第352期
曆史並未終結，多極時代勝利
曆史上，秩序的建立，大都是從亂到治，盡管其間不乏溝通、談判、讓步和妥協，但總體而言，矛盾、鬥爭、衝突乃至戰爭，一直都是逃避不開的曆史過程，很多時候甚至還構成了推動新秩序建立的主要動力。
比如就歐洲近代曆史上200年前的維也納會議來說，就是經曆了拿破侖戰爭後才有了當時五強的一係列會議磋商及其所確立的均勢原則等，以及由多強所組成的“神聖同盟”，而且，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新秩序也不過是暫時維持了歐洲列強間的和平與協調。
如果我們從更近的雅爾塔秩序看，就會更清楚：沒有二戰中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在戰場上的生死較量，沒有蘇中美英等國在戰爭中的卓越表現和巨大貢獻，這些國家的巨頭們就不會達成《開羅宣言》、《德黑蘭宣言》、《雅爾塔協定》、《波茨坦公告》等關於戰後世界劃分勢力範圍的諸多重要協議。
雅爾塔體係最重要的成果無疑是建立了聯合國這個協調國際爭端、維持世界和平的合法權威機構，並在聯合國實行“雅爾塔公式”，即“大國一致原則”：以美、蘇、中、英、法五大國為核心，以聯合國為主導。雅爾塔體係對於加強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進程以及戰後懲處戰爭罪犯、消除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影響等起了重要作用，對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達成的許多協議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們在維護世界和平和東亞基本秩序方麵要堅持和重申的。可以說，它也確實是大國協調與合作的成功標誌。但是，《雅爾塔協定》的達成，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蘇中英美這幾個大國在戰爭中的突出貢獻，尤其是美蘇在戰爭中和戰爭後所具有的超強實力。
雅爾塔一方麵奠定了戰後的基本格局，包括和平秩序和聯合國體係，另一方麵也開啟了新的大國主義和強權政治，而且也很快，世界又進入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在兩個陣營對峙、對立、對抗的基本格局下，世界和平得以維護，但局部戰爭幾乎就沒有斷過（比如，在中國周邊就發生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好幾場熱戰），在這些局部戰爭的背後，是大國和大國集團之間的博弈和較量。
同時，雅爾塔體係所形成的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和經濟秩序，也給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諸多不利的影響。在冷戰/熱戰之餘，爭奪中間地帶的努力和鬥爭一直都沒有停止過。這些“中間地帶”，也被叫做“第三世界”，其一開始並沒有“發展中”的意涵，隻是在它們擺脫殖民統治和獨立後，發展才成了它們最為關心的議題。
1989年的東歐劇變和1991年的蘇聯解體，標誌著雅爾塔體係和戰後格局走向了終結。其實，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之時，當時的國際格局已經與二戰結束時大不一樣了。就在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和地區仍受困於不發展或貧困之時，冷戰卻以特殊的戲劇化形式一夜間宣告結束了。
今天，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冷戰的結束，並不是“曆史的終結”和西方的最終勝利，而是兩極稱霸、兩強爭霸時代被多極時代所取代。即使在冷戰結束之前，日本經濟的騰飛、歐洲共同體的形成，說明這些冷戰中同屬一個陣營的國家，也已經開始要求在經濟上獨立、不唯大國馬首是瞻。中國走出的獨立自主建國和發展之路，表明“第三世界”也已經開始從苦難和曲折走向了獨立並開始看到希望。各個國家內和各個國家間，已經開始了商品大流動、信息大擴散、人員大走動和資本大交易，整個世界已經出現了貿易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征兆。
西方世界麵臨諸多不確定性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人們甚至以為不是蘇東垮了，而是美國和西方勝了，一時沉浸在“曆史終結”的陶醉之中。但是，美國“一超獨霸”的景象並不長久，10年下來就有了9?1恐怖襲擊，再不到10年，又發生了華爾街金融風暴。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今天的世界，如果有什麽東西正在終結，那是我們過去300多年來已知的世界，或者說，我們處在一個飛速遠離我們而去的世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全球化之名上演的各種劇目，經濟結構變遷、科技革命、能源之爭、地區糾紛、宗教衝突，無不以變化、變遷、變動為基本標誌。2007-2008年華爾街金融風暴以來，麵對種種挑戰、風險、危機，我們又更加認識到，不確定性已經成了當今世界的常態。
從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來看，不得不承認，從歐共體到歐元區，再到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像歐盟這樣的一體化設計，不具有很長遠的目標和很持久的耐力是不可能實現的。特別有意思的是，歐洲國家眾多，文化如此多樣，卻對一體化如此執著甚至癡迷。歐盟，與其說它是一個未完成的一次性工程，不如說它是一項長期的不斷延伸的規劃。但是，從希臘債務問題到歐元區危機、從克裏米亞歸屬問題到烏克蘭危機、從經久不衰的非法移民問題到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難民危機、從英國的脫歐公投到歐洲幾個主要國家將要舉行的大選，歐洲今天所麵臨的各類挑戰和危機，幾乎沒有一項是當初設計時人們預期到的，有些幹脆就是它本身發展和世界演變所帶來的“未能預期到的後果”。
而在今天的美國，無論怎樣估算其硬實力軟實力綜合實力，更無論美國是否正在走向衰落或這種衰落還將要經曆多麽長的時間，麵對如此罕見的政治分裂、社會撕裂和上下割裂，不得不承認，今天它所遭遇的危機，確實已經超過了學者們多年來一直激烈討論的是否存在合法性危機了。去年美國總統大選過程中所具有的戲劇性，“黑天鵝”一隻一隻出現，媒體的一次一次誤判和誤導，不過是這種危機的外在表現而已。
在歐美，更深刻的變化，其實早就開始發生了：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和人口構成的多樣性，經濟的虛擬化、空心化及其所導致的就業不足與福利不夠，本地人與外來人的矛盾或各類移民帶來的族裔矛盾所導致的“我們是誰”的認同危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孰輕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帶與內地和小城鎮居民在一係列基本問題上的差異與分歧，代與代之間在生活方式和價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中產階級比重的萎縮和收入的減少，貧富差異的日益懸殊和更加凸顯，這些都不是僅僅在誰當選、什麽政策、如何推行這樣的層麵上就能解決的深層次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難題。
當特朗普一再強調“美國優先”時，一方麵他是在呼籲回歸美國本身麵臨的實際矛盾、具體難題、種種挑戰和深刻危機，另一方麵也是在刻意與他的前任拉開距離，無論全球事務、國際爭端、地區衝突多麽重要、多麽嚴重，通通都要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
現在，美國的新總統入駐白宮還不足百日，新班底也還在就位和熟悉過程之中，接下來，歐美關係會不會出現大的變化、如何變化？英國與歐盟的脫歐談判即將拉開大幕，其對英對歐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何影響？幾個主要歐洲國家就將開展大選，不僅是誰將上台，更在於新的選舉結果對於歐洲的政治版圖有什麽影響？歐洲一體化走勢會不會放慢、受阻，甚至倒退？歐美的這些變化將對世界格局產生什麽影響？貿易上的保護主義、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社會上的排外主義（“民粹主義”）會不會在一些國家、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如幽靈般回蕩？20世紀末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會不會放慢乃至發生逆全球化？如果說，2016年的不確定性是以英國公投（留歐還是脫歐）、美國大選（希拉裏還是特朗普）為標誌的，那麽，2017年還會有什麽樣的不確定性？在種種“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的說辭和宣示後麵，反映的是當變化成為常態，混沌和風險也就常在，各種危機隨時可能發生，不確定性成了幾乎是唯一的確定性，國際格局呈現出一副“失序”的樣態：社會失範、製度失靈、安全失控、精英失職。
新秩序在磨合，新格局在構建
如果我們再往深看，國際關係正在重建：無論是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還是主要議題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巨無霸似的跨國公司到無所不在的非政府組織（包括一些帶有極端主義色彩的小組織），正在成為國際事務和國際關係中的新行為體，從氣候變化到疾病傳播，從全球治理到公共性危機，國際議題也與300年來的議題大不相同；同盟或夥伴正在重組：冷戰時的那些“同盟”要麽不複存在，要麽正在失效；國際規則正在重寫：不僅叢林規則、零和規則不再是符合時代潮流的規則，規則的書寫者，也越來越多不再隻是傳統意義上的列強國家，更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國際格局正在重構：一超獨霸不再，多極世界不夠，多邊世界難免，多元世界難治。
今天的世界，增長乏力，貧困依在，失業加重，難民湧動，暴恐不斷，地區衝突頻繁，族裔歧視嚴重，貧富差距到處可見，社會不公有增無減……麵對這種種挑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我們越來越相互依存；以鄰為壑、彼此為敵，更不是理性的策略，因為這隻能是害人害己；退居一隅、偏安一方，無非是魯濱遜似的幻想；複辟倒退、回到過去，根本不再可能。向前看，全球層麵的治理有待完善，國家和地區間的合作有待提升，精英與大眾間的共識有待達成。走互利、合作、共享、共贏之路，就必須將已有的各種資源重新激活、更新組合、吸納新元素、接受新思想、實施新方案，從創新中尋求再生。
今後的10年、20年，乃至30年、50年，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貿易保護和政治保守，更不是疑外、排外、恐外、仇外，而是更新版或升級版的全球化：這是創新的，財富更加湧流；也是包容的，各國都能參與；它是公平的，大家都能受益；還是綠色的，的確可以持續。新的世界格局，在這種全球化中形成，新的國際秩序，在這種全球化中構建，新的遊戲規則，在這種全球化中達成。毫無疑問，這個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其間仍將充滿不確定性，難題與混沌，風險與危機，博弈與較量，衝突與鬥爭，都在所難免。而隻要是探索新路，就需要新的思想，隻要是引領新潮，就需要新的擔當。麵對風險、危機和衝突，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從鬥爭中求和平，從合作中求發展，從互利中求共贏。
這樣，無論美國的政策走向一時顯得多麽讓人難以捉摸，歐洲的一體化進程短期看增添了多少曲折，也無論非洲仍被認為多麽“窮”，中東被看成多麽“亂”，如果聯合國的地位能夠得到保證、作用能夠繼續發揮，與此同時，類似“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能夠讓更多的國家、組織和企業參與，金磚峰會這樣的機製能夠持續並提升其作用和影響，那麽，新興經濟體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貢獻，非西方道路的意義，中國等大國的擔當，就一定能夠更加凸顯。
當然，這個過程不會是一蹴而就的。新的秩序和新的格局，歸根結底既是各國溝通、協調、磋商、談判的結果，也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實力較量的結果。二戰結束以來，虧得有《雅爾塔協定》，更虧得有聯合國體係，盡管局部戰爭和衝突不斷，中間還有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但畢竟，人類沒有再陷入世界大戰。今天，區域合作、包容發展、全球治理，都已經既是總體趨勢，也是基本共識。單個看，一個國家的發展有快有慢，一個區域的整合程度有高有低；總體看，新秩序正在磨合，新格局正在建構。人類可望結束過去幾百年的零和遊戲和叢林法則，一步一步從利益共同體走向責任共同體，再到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