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共方麵是如何洗地長春之圍的(全部轉載)2

老蔣當然不肯讓長春守軍到7月底就投降，遂電令鄭洞國將長春市內所有糧食收歸公有，然後記口授糧。這聽上去，好像是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全城人有糧一起活，無糧一起死。可糧食真的收到國民黨當局手裏，必定是優先供應國民黨官員和軍警憲特，老百姓肯定率先餓死。故正統黨史毫不客氣地稱此為“殺民養軍”政策。而長春百姓也不會上當，把糧食交給國民黨當局，等著餓死。
　　鄭洞國與長春市市長尚傳道也料到了這一點，遂采取變通辦法，於6月底組織戰時糧食管製委員會，並頒布《戰時長春糧食管製暫行辦法》。該辦法準許市民留下能吃三個月到9月底的口糧（以每人每月45斤作為標準），多餘部分一半賣給市政府做軍糧，另一半可在自由市場上買賣。各保組織糧食管製委員會，由保內缺糧市民派代表組成；糧食按政府議定價格買賣，不許哄抬價格。凡違反該辦法的要嚴懲，最高可判處死刑！
　　此招一出，國民黨政工人員紛紛到各保“下基層”，搜查市民餘糧，不少市民的活命糧就此落入國民黨當局手裏。但由於按吃到9月底標準計算餘糧，國民黨軍搞到的糧食還是不夠多，鄭洞國幹脆給國民黨軍發下大額本票，讓他們自行去向市民搜購糧食。於是，國民黨軍小分隊隻要看到老百姓家煙囪冒煙，立刻循著飯香味進門用大額本票“購”糧。考慮到這些本票其實已是廢紙一疊，這種購糧其實就是搶糧。長春百姓憤怒地將這些國民黨軍稱為“聞香隊”，生怕僅有的活命糧被搶，甚至不敢舉火做飯，隻能偷偷生吃。市麵糧價也為之繼續飛漲，7月14日每斤高粱米售價80萬元，28日達330萬元。
　　到了8月1日，長春市麵高粱米每斤售價漲到720萬元。鄭洞國眼見實在無法支持，下令疏散人口。具體方法是：在街上捉拿乞丐、饑民（與已被廢除的收容遣送製度相類似），釋放在押囚犯，挨家挨戶搜查居民存糧，存糧不夠抓走，這三類人一律武裝押出國民黨軍防線上的哨卡。此外，國民黨當局還通過散布謠言，或組織工人學生出城請願（這些人事後可回城），誘使還沒被搜查到的居民（被搜查到的居民，糧食夠要被搶走，糧食不夠又要趕走，肯定沒生路）也跟著主動出城。這樣，連趕帶騙弄出城幾萬人，而且不準再回去。
　　解放軍最初沒能認識到問題嚴重性，死死把住封鎖線的哨卡，隻有能繳出槍的人才能出去（有人在長春市內買槍當通行證）。難民們進退無路，全都擠在國共兩軍中間地帶（被稱為卡空）內。其中的刑事犯及強壯者就地變成盜匪，靠搶劫受騙主動出城難民所攜帶的幹糧維生；主動出城的難民臨走前都能吃飽，且多少還有些幹糧，即使隻飲水也能支撐較長一段時間（大約是12天）。但在城內就處於饑餓狀態的羸弱者就難以支持了，開始大量死亡。
　　隨著時間推移，中共方麵終於認識到再不采取措施，卡空裏的難民就都要餓死了。當然，中共對放出來的難民也並非任其自生自滅。8月14日，吉林省委作出《關於處理長春外圍難民的決定》，決定成立處理難民委員會，處理卡空內難民的收容，救濟等事宜。8月17日，1兵團副政委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認為，卡空中被國民黨軍搶掠驅逐與強製疏散而奄奄待斃的饑民，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負擔，對這些人不進行救濟，任其大量死亡，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極其惡劣，對解放軍士氣的影響也很大。為此，他提出三條救濟原則：（一）對卡空內瀕臨死亡的難民，應放出或就地救濟。新疏散出來的難民暫不救濟（言下之意是等餓壞了再救濟）。（二）放行前應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卡空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加以組織後，按規定時間地點帶出。（三）放出的工人、學生專門收容以備後用，但並不鼓勵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鼓勵城內特殊人才出來。
　　但卡空裏的這批難民均已瀕臨死亡，圍城部隊隻能把他們迅速放出，三天共放出2萬餘人。一時間，卡空重新變成無人地帶，可國民黨軍立刻又疏散出數萬難民，重新將其填滿。長春城內高粱米從每斤2300萬元的價格大幅回跌。這以後，解放軍基本按唐天際提出的措施，逐漸放出難民。這樣，難民出城後雖還得在卡空裏忍饑挨餓一段時間，但死亡情況基本杜絕了。而城內高粱米價格又升到每斤2800萬元。
　　這些情況從前線上報東北局後，羅帥起草了《關於圍困長春的報告》，並於9月9日以林羅譚（政）名義報送中央。報告如實反映了難民在卡空中的悲慘遭遇及曾發生大量死亡的情況（反共分子十分樂於引用），且強調：“在封鎖鬥爭中，必須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已公開史料中找不到 閱讀報告後的態度。但9月11日，林總與羅帥、高崗、劉亞樓、譚政、周桓突然聯合電令1兵團蕭勁光、蕭華，稱“自即日起，阻於市內市外之長難民，應即開始放行。凡願意出來者，一律準其通過”，與兩天前報告中拖泥帶水的救助態度截然不同。據此可以認為， 看了報告，立刻要求林總等無條件救助出城難民。就在這道救人命令發出的第二天，遼沈戰役打響了。此後，長春難民出城再無阻礙，想去沈陽等國統區的難民，聽其自便；解放區有親友的，讓其投親靠友；無依無靠的則被安置在難民收容所裏進行救濟（圍城期間，處理難民委員會共向難民發放救濟糧4000噸，救濟款6億元）。
　　但仍有不少居民因種種原因留在長春市內，市區存糧越來越少，10月初，高粱米價格竟達每斤2.5至3億元。買幾斤高粱米的錢，匯往關內國統區，就能換得一兩黃金。馬上就要起義或投誠的守敵軍政頭目，紛紛向北平、上海（鄭洞國、尚傳道等高官）、長沙（新7軍軍長李鴻等湖南籍將領）、昆明（曾澤生為首的60軍將領）等地成百億、千億地匯款，購入黃金或實物。無力出城逃難的居民仍有餓死，直到長春和平解放，才算得救。
　　概要敘述長春之圍過程後，就有了分析圍城中餓死人數的基礎。反共分子普遍認可兩個數字，即長春被圍時城內居民（不包括國民黨軍）是50萬人（隻有龍應台為了湊出高額死亡數字，惡毒加腦殘地把圍城時居民數定為80人到120萬人），和平解放時城內居民還剩17萬人。而他們將兩個數字簡單一減，就得出了餓死居民30多萬人以上的結論。
　　事實果真如此嗎？當然不是。仔細分析，圍城後從長春消失的居民，多數並非被餓死，而是逃離獲救。獲救者中人數最多的部分是進難民收容所，其數量可從4000噸救濟糧的使用上推斷出來。4000噸也就是800萬斤，開始使用時間應該是唐天際挽救卡空內難民生命提議後的第二天8月18日。這次共放出2萬人，假定他們都進收容所，而按每人45斤的月定量，到長春和平解放，正好吃糧兩個月，共180萬斤。

 

之後，城內疏散出數萬人，根據卡空被填滿的情況，推斷應該在5萬人左右。從那時到9月11日，圍城部隊按唐天際方案，不讓他們出卡但維持其生命，故救濟糧應該減半按每人每日0.75斤發放。考慮到難民出城前吃飽了肚子並帶有少量幹糧，最初幾天可能不領救濟糧，故可定期間實際領糧天數為16天，共60萬斤。再以後直到10月19日，出城難民直接通過哨卡進收容所，為時共39天。但難民出城時間有先後，故可將平均吃糧天數定為30天。以每人每天一斤半定量計，剩餘560萬斤糧，可供12.5萬難民食用。連同先前的2萬人，進收容所難民共計14.5萬人。
　　不過，出城難民並非隻有進收容所一條路。正如前麵所敘述的，他們還可經沈陽去南方，就地投親靠友，工人、學生和有特殊技能者則由專業部門收容，不吃救濟糧。此外還有幾類人未被餓死，一是特別有錢之人，早在大房身機場被解放軍攻占前，就攜家帶口飛往了南方。二是不少身強力壯的居民，在未放行前，就直接越過解放軍封鎖線外出（類似於解放後的逃港者）。三是圍城前屬於居民的中小學生，在圍城過程中，鄭洞國擔心他們被餓死，將他們編為國民黨部隊學生兵（老鄭還算做了件好事），和平解放不再作為居民統計。這些人合計也有五六萬，與市內幸存的17萬人，進難民收容所的14.5萬人，總共有三十七八萬人。將他們再與圍城前的50萬人相比較，餓死者當在十二三萬。而和平解放後，解放軍統計的死亡人數就是12萬，表明他們的工作是真正負責的，並未隱瞞餓死人數。
　　當然在反共分子眼裏，餓死12萬人也是大數目，也是“憤怒控訴”中共的絕佳題材。為此還得進一步分析，中共對這些死者該負什麽樣的責任。解放軍包圍長春目的是讓守敵斷糧，而不是讓居民斷糧餓死，長春居民如被餓死在城內，解放軍鞭長莫及、欲救不能，不需要負主要責任。但當居民出城後，解放軍進行阻攔見死不救，是要負主責的。因此，12萬長春居民有多少餓死在市內，多少餓死在卡空，對厘清國共雙方責任非常重要。
　　8月1日前，國民黨軍在理論上是不放長春居民出城的，居民偷越守軍防線但遇解放軍封鎖線時，仍可回到城內，故卡空裏並沒有人，更不會有餓死者。解放軍從8月18日開始放出難民後，卡空裏的難民盡管還得忍饑挨餓，但餓死現象已基本杜絕。所以，卡空中餓死人的情況，隻發生在8月1日到18日這一時間段，而且隻有國民黨當局8月1日趕出來的那一批。卡空寬度有限，總麵積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容納十幾萬人；就算能容納，在沒搞清楚情況時，四五十萬長春居民也不可能一下子出來三分之一。據此推斷，那一批人總數隻有5萬左右。去除18日放出的2萬餘人和翻越封鎖線逃走者，餓死者應該在3萬左右。
　　不可否認，解放軍對這3萬難民的死亡應負主責，但這個責任是對問題嚴重性認識不清的責任，而非故意要置他們於死地。落實到具體責任人，主要還是前線指揮員未能及時掌握情況，分析判斷並向上匯報。林總為首的東北局領導應該預見到這種情況而未能預見，也要承擔次要責任。而 一旦得知詳情，立刻促成無條件放出難民，對難民死亡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反而還對餘下難民的獲救，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此推論，餓死在長春市內的居民有9萬人，死亡時間應該主要集中在8月1日到9月11日。之前因糧食尚有剩餘（由高粱米市價可知），之後饑民可以自由出城，都不會大量死亡。如果將該段時間市區死亡人數定為8萬，這些人的死亡責任主要應由國民黨當局來負。當然，解放軍沒能像9月11日以後那樣無條件放人，客觀上使餓死在城裏的人連卡空也擠不進去，也要承擔次要責任。
　　反共分子應該十分明了這個道理，故竭力想把大部分餓死者的地點都挪到卡空裏（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就妄稱“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但隻要認真分析時間節點和空間大小，他們的圖謀就很容易落空了。
　　事實上，從古到今通過圍困攻克城池的戰例，都會給圍城內居民造成一定數量的死亡。長春圍困戰中，50萬和平居民最後餓死12萬，百分比不到三十，在圍困戰例並不算高，而由解放軍負主責的死亡人數更隻有3萬人。在當時中共領導層心目中，這並不是一件十分難堪的大事，故也沒有組織大量人力專門掌握實情，以防反共分子造謠汙蔑。
　　中共本應追究長春守敵受老蔣指使“殺民養軍”、造成9萬多居民死亡的罪行。但問題出在，以鄭洞國為首的長春守將，後來投誠的投誠、起義的起義，除市長尚傳道信息不靈來不及跟風而進了功德林外，其餘人都成了中共的朋友。中共如再懲治他們，一來讓南方本想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將領寒心，二來也有違中共信守諾言的原則。所以，為了保護老鄭一幹人等，就隻好對長春饑民死亡事件諱莫若深了。
　　隨著歲月流逝，鄭洞國等當事人已經逝去，中共本該對長春饑民死亡真相作出澄清。可中共方麵知情者也已逝去，不知情的黨史研究者還以為，長春之圍真的如反共分子所說的那樣死者無數，而且要由中共來負主責，唯恐踏上“政治地雷”，紛紛避之猶恐不及。殊不知，裝鴕鳥是沒用的，黨史研究者越是回避，反共分子越是猖獗，越要處心積慮。他們專門摘出8月1日至17日這段時間做文章，並故意回避林總等的9月11日放行命令，千方百計把大部分饑民死亡地點由長春市內移花接木到卡空裏，目的就是要把屎盆子扣在中共頭上。但謠言止於智者，筆者通過對已掌握的公開史料進行科學分析，已令反共分子的謠言初步破產！
　　當然，作為業餘黨史研究者因條件所限，不可能對長春之圍進行細致認真的全方位研究，隻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如有專業黨史研究者讚同本文觀點，不妨進一步查找當年難民收容所名冊，4000噸救濟糧發放明細表，去往沈陽國統區和投親靠友的難民人數統計。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去長春，考察卡空實地，推斷那裏的最大人員容納量。相信建立在詳實、準確資料上的論文，將會給反共分子的謠言以致命的打擊！
　　長春的和平解放要到遼沈戰役中後期才能實現，東北戰場在夏季陷入沉寂之中。但同期的中原戰場卻因粟裕暫時不下江南，卻變得活躍了起來。5月底，粟裕率養精蓄銳已久的華野1兵團離開濮陽，渡黃河向敵軍發起猛烈進攻。欲知詳情，請看第九十四章《粟裕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