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恩於毛澤東的馮雪峰會被打成“叛徒”恩於毛澤東的馮雪峰會被打成“叛徒”
眾所周知，毛澤東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幼年時流離失所，那是誰幫毛澤東找到他們的呢？是著名文學家、文藝理論家馮雪峰找到他們並送他們去蘇聯，馮雪峰還曾與毛澤東、魯迅皆是好友，且一度領導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又是參加過長征不多的文化人，但他後來還是被打成了“右派”、“叛徒”。
馮雪峰1903年6月出生於浙江義烏神壇村，1921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在杭州浙江第一師範求學時，馮雪峰和汪靜之、潘漠華、應修人創辦湖畔詩社，出版《湖畔》詩集而蜚聲文壇，他們四人被稱為“湖畔詩人”。號稱不讀新詩的毛澤東對馮雪峰的新詩卻很欣賞，在1925年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時曾捎口信給馮雪峰，說很喜歡他的詩，希望他到廣州去工作。雖然馮雪峰沒有答應毛澤東，但這意味著他們交往的開始，也意味著毛澤東剛開始對馮雪峰非常欣賞。
後來，馮雪峰到北京半工半讀，1927年於革命低潮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和魯迅正式交往從此亦師亦友，1931年擔任“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年底因身份暴露而到蘇區瑞金工作，先後任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副校長。1934年1月，馮雪峰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並在會前與籌備此次會議的毛澤東正式相識。
這時的毛澤東雖然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被博古等人排斥在對黨中央及紅軍的實際領導權之外，因此時間比較充裕、心情也比較鬱悶。馮雪峰的到來讓毛澤東相見甚歡，兩人交往密切，經常一起散步、談心。他們談論最早的是魯迅，因為馮雪峰對魯迅非常了解，使得毛澤東對魯迅也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有一回，毛澤東和馮雪峰見麵後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隻談魯迅好不好？”馮雪峰曾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隻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地說：“這個日本人還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毛澤東在與馮雪峰的談天中，還曾向馮雪峰打聽三個兒子的情況，因為傳說有人看到他們在上海街頭流浪。馮雪峰雖然在上海工作多年也不知道相關情況，但記下了這個事情。1936年4月，馮雪峰參加完長征重回上海擔任中央特派員，在忙碌其他工作時，也開始積極想法設法尋找毛澤東兒子。很快，在回上海的第二個月，馮雪峰就打聽到了毛澤東兒子的下落，原來他們被聖彼得堂牧師董健吾收養，先是住在董健吾開辦的大同幼稚園裏，後因幼稚園解散而住在董健吾家裏，隻是毛岸龍因病夭折了。馮雪峰找到毛澤東剩餘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後，迅速托人把他們安全送到了蘇聯，了卻了毛澤東的一樁心願，獲得毛澤東的讚揚。
馮雪峰重回上海後，也對魯迅多次談起毛澤東的情況，使魯迅對毛澤東對共產黨有了更多了解，因此可以說是馮雪峰為毛澤東與魯迅兩人牽線搭橋。馮雪峰還幫魯迅向毛澤東贈送過金華火腿及魯迅編的瞿秋白譯文集《海上述林》，魯迅去世後馮雪峰在治喪委員會名單上加上了毛澤東的名字，自己還用微薄的稿費買了紙煙送給毛澤東，“回報”毛澤東長征時經常送紙煙給馮雪峰“之恩”。
1937年7月，馮雪峰因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問題與博古發生激烈爭執，一氣之下不告而別擅自回家鄉寫有關長征的小說去了。這樣的“無組織無紀律”無疑犯了“大忌”，1943年周恩來還就此對馮雪峰說過：“當時你的觀點是對的，但是你的態度是錯誤的”。這件事是馮雪峰命運的轉折點，馮雪峰因此與共產黨組織失去聯係兩年多，1941年起又不幸被關在上饒集中營兩年多。而毛澤東也曾很關心馮雪峰的情況，曾在1942年初歡迎一批作家到延安時問起馮雪峰情況，得知他被關進集中營時要求一定要想辦法把馮雪峰營救出來，在重慶的董必武等人因此找關係想保釋馮雪峰可惜沒有成功。
1942年11月，馮雪峰終於被保釋出獄，休養一段時間後來到重慶但並未得到重用，隻能寫些文章賣文為生，以個人名義做些統戰工作。1945年8月重慶會談時，來到重慶的毛澤東見到了老朋友馮雪峰，對馮雪峰說：“好幾年來還沒有看到過像《鄉風與市風》、《真實之歌》這樣的好作品”。可見，直到此時，毛澤東對馮雪峰總體還是持欣賞態度得，馮雪峰對此向友人湯遜安說：“我想不到主席在雙方談判那樣緊張的關鍵時刻，還想到我這個和他分別了十年的小兵。”
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馮雪峰擔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及《文藝報》主編，而很多他當年的下屬如周揚都成了他的上級。馮雪峰在埋頭工作之餘，創作了電影劇本《上饒集中營》，被毛澤東稱讚為“一部深刻的影片”。這是最後一次毛澤東對馮雪峰的讚揚了，馮雪峰的厄運很快開始了，起因貌似隻是因為馮雪峰為《文藝報》寫的僅兩百字的編者按。1954年，剛畢業的大學生李希凡、藍翎在山大《文史哲》雜誌上發表了批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文章《<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毛澤東看到後要求《人民日報》轉載。但周揚等人沒讓《人民日報》轉載而是讓馮雪峰主編的《文藝報》轉載，《文藝報》在轉載時加了一則由馮雪峰起草、中宣部審閱過的編者按。毛澤東卻對這則編者按很不滿意，認為這是對“唯心論觀點的容忍”、是“資產階級貴族老爺態度”，隨後他親自修改了《人民日報》副刊主編袁水拍所寫的《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由此引發了對馮雪峰的激勵批判。
迫於壓力，馮雪峰寫了篇《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在《人民日報》發表。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此放過馮雪峰，而是在這篇檢討書上做了很多批注。馮雪峰在這篇自我檢討的文章中說：“檢查起來，在我的作風和思想的根柢上確實是有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深刻聯係的。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平日安於無鬥爭狀態，也就甘於在思想戰線上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毛澤東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裏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雪峰在文中還說：“在這次錯誤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負於黨和人民。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毛澤東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幾個字旁邊畫了豎線，旁批道：“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
於是，對馮雪峰的批判開始上綱上線。1957年馮雪峰被定為“右派分子”，次年被開除黨籍且被撤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作協副主席等職務，1967年被打成“叛徒”，1970年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 1971年回北京在魯迅著作編輯室工作，1976年1月31日病逝。臨終前，他有三個遺憾：“我沒有能活著回到黨的隊伍裏來，我沒有能寫一本新的關於魯迅比較完整的書，我也沒有能寫完關於太平天國的長篇……我心裏難過”，直到他去世三年後的1979年2月5日才獲得平反。
馮雪峰這樣一個“老革命”又曾是毛澤東好友，為何會落得如此“下場”呢？有馮雪峰性格的原因，馮雪峰耿直、硬氣，魯迅雖然與他性情相投但也擔心過這種性格會吃虧；有宗派因素，馮雪峰在上海時是“魯迅”派與周揚、夏衍等“四條漢子”相對，因此在五十年代被後者落井下石，強加上“勾結胡風，欺騙和利用魯迅打擊和陷害周揚等人、進行分裂活動”的罪名；更主要地則的確是因為“路線”問題。與胡風強調獨立性、周揚強調政治性不同，馮雪峰一生試圖兼顧獨立性與政治性，包括“追尋著政治與文學的平衡狀態”，而這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顯然不符。1946年馮雪峰在文章《題外的話》中寫道：“什麽是先生所說的政治性？隻要一連反問三次，恐怕說的人也會不知所答的罷”，當時就有人說這是針對毛澤東觀點的；他在隨後出版的專著《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把“民主”和“文藝”聯係起來，指出了文藝服從政治的一些弊端，也被人認為“這是反對毛主席的”；毛澤東還曾對丁玲說過，馮雪峰的雜文集《跨的日子》有些教條。1949年之後馮雪峰不知悔改，仍然堅持文學創作要從生活出發要符合文學規律，反對為政策而寫作，反對文藝簡單地服從政治，反對文藝領導部門行政命令式領導方式，如他批評過老舍作品《春華秋實》“是奉命寫的東西”和劉白羽作品《人民戰士》公式化、概念化。因而，身為“最高領袖”的毛澤東豈能容許異議又豈肯“徇私”，對馮雪峰態度有變也便“合情合理”，周揚就說過毛澤東不喜歡馮雪峰寫的文藝理論文章。1955年，周揚在向毛澤東匯報批判馮雪峰計劃時說：“雪峰通知因《文藝報》的錯誤受了批評，心裏很痛苦”，毛澤東回答道：“我就是要他痛苦！”
而馮雪峰對毛澤東一直充滿敬仰，早年曾公開說過他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澤東和魯迅，還曾在1939年對駱賓基說：“我就是‘毛派’”。晚年，馮雪峰對毛澤東雖有不同看法，認為毛澤東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違背了群眾路線，甚至在“牛棚”中和牛漢說過“講話的基本精神與五四精神和魯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但總體上他還是繼續敬仰毛澤東。直到癌症晚期，馮雪峰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時，還充滿感情地向人說過：“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幾年。”？
同樣，馮雪峰對共產黨的感情也是真摯的。在1958年開除自己黨籍的會上，他也舉了手，但說：“決議上說的不符合事實。我從來不反黨反社會主義。但我服從決議。我希望，今後有一天，事實證明是這樣，我再回到黨內來”，並為此痛苦得想自殺。此後，他多次請求重新入黨都未能如願，直到去世三年後的1979年4月4日才重獲黨籍，補開的追悼會上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黨旗。
馮雪峰的命運是否早就注定了呢？1936年重回上海時，魯迅曾對馮雪峰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馮雪峰連忙搖頭擺手：“那弗會，那弗會！”當時的馮雪峰恐怕不會料到自己之後的厄運吧，不會料到自己和毛澤東關係良好甚至有恩於毛澤東卻還是被打倒吧。即使料到，他可能也不會後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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