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左）1982年在海軍東海艦隊視察
我們本專欄上次節目的文章《習近平用比王震更殘暴的治疆政策徹底否定了自己的父親》介紹到了對照一下中共政權的“治疆史”就會發現，如今的習近平當局正在“決戰”的所謂“泛清真化”，與上個世紀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澤東派往統治新疆的中共左王王震所要鎮壓的“大回族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情。這裏需要解釋的是，王震當年在新疆主持“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針對的“大回族主義”，是把“回族”兩個字做為“伊斯蘭”和“清真”的代名詞，並非單指五十六個民族中的那個民族劃分意義上的“回族”，而是包括了中國境內，特別整個西北地區境內的所有穆斯林，除了回族、維族，也還有哈薩克、東鄉等十數個。
熟知中共執政史的人士都不會忘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黨內最著名的兩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鄧力群，“武”是王震。而他們兩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經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氣。從所謂“黨內路線鬥爭”的角色，他們兩人當時可謂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的“政治死敵”。王震當時擔任著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鄧力群是常委兼宣傳部長。他們在新疆的剿匪、平叛、土改、鎮反中“左”的出奇。 鄧力群當時應王震要求起草的鎮壓指令內容中就有把“大回族主義”作為鎮反對象的說法，也就是如今習近平政權下令全麵圍剿的“泛清真化”。
1951年4月13日 ，習仲勳主持的中共西北局給王震發了一個電報，要求不要在軍隊和機關中檢舉反革命分子，在鎮反中不能提“大回族主義”。當時，習仲勳不讚成在新疆地區的軍隊和機關中檢舉“ 反革命分子”，因為新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都是和平起義的，如果在軍隊和機關中檢舉“反革命分子”，會傷害許多起義人員。
有曾經公開過的中共黨史資料記載說，就在王震正在推敲公然對抗習仲勳的指示之利弊得失的時候，鄧力群提出了“變封建的畜牧經濟為人民的畜牧經濟”的主張，並給王震出了在《新疆日報》上刊載習仲勳講話時用打省略號的方式把關鍵的反左內容全部刪除的主意。繼而，王震和鄧力群繼續進行了對新疆少數民族特別是維吾爾族宗教勢力的大舉鎮壓。
2016年年底，中國內地一家網站刊登了一篇《新疆人為什麽怕王震 王震在新疆的功過是非》。文章作者本意是要讚美王震的“鐵腕治疆”，所以也就把他王震當年治疆的血腥手段披露了一些。
該文章介紹說：王震1949年率領自己的解放軍部挺進新疆。之後後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委。此後王震對新疆的治安進行了嚴格地整治。王震與新疆聯係很緊密是因為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作為西北局派駐新疆的大員，肩負著新疆黨政軍大權，自然對解放初期的新疆局勢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同時期的新疆，不但有舊政權殘餘分子的暴亂和破壞，更有泛突厥泛伊 斯 蘭的“雙泛”分子武裝叛亂。北疆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到1953年前後才逐漸肅清，而南疆的武裝叛亂在50年代中期依然猖獗。在當時全國進行鎮壓反革命的浪潮下，新疆也大規模肅清叛亂分子。需要注意的是關於這一點，新疆還沒有內地某些省份例如廣西手腕強硬，但因為新疆地廣人稀，且中間還夾雜著民族關係，所以王震的名聲就顯得突出。
王震在新疆大開了殺戒，所以新疆人為什麽怕王震就不言而喻了。王震在新疆開殺戒是因為他一個心腹師長行軍途中掉隊了一會兒，被叛亂分子殺害，同時各地都有經常零星被襲擊事件，才動手的，等毛澤東知道製止已經幹了幾個月了，清理的差不多了。後來王震回京匯報工作時說：“老子殺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個反革命”。
王震在新疆的嚴厲大規模鎮壓時間隻有幾個月，但是也把想殺的和該殺的解決的差不多了 ，等中央的命令下來，他就收手了，剩下的隻不過是大地震後的餘波，但是效果很明顯，影響也很久遠，一直到80年代，新疆的嚇唬小孩就說：再哭！王胡子來了！不同於全國其他地方用狼、熊、警察和神鬼嚇唬愛哭鬧的孩子。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如果沒有原子彈，日本必將抵擋到底，進行本土決戰。估計美軍傷亡至少十萬，而日本軍民傷亡至少五十萬。兩枚原子彈總共傷亡才十萬，兩相對比還是原子彈“仁慈”。王震在新疆道理也是一樣。
在中國內地知名度較高的西陸網2016年年中也普刊登過一篇標題為《新疆人怕到骨子裏的將軍 讓維族群眾養豬示愛國》的文章，講述了當年王震治疆的幾則“經典故事”。其一，如果哪個維族村子收留了殺害了解放軍官兵的叛亂分子，王震馬上令人包圍整個村子，限令在規定時間交出來，如果不交出來，解放軍會自己先把嫌疑犯幹掉，而且按犧牲的解放軍5-10倍數額來補償。
其二，對於少數抱著安拉不放，不聽毛主席話的，王震命令他們每人必須養一頭豬，豬養大了還必須親手宰殺，宰殺了還必須看著你吃下幾塊肉，否則，勞改。
其三，新疆的少數人不服，說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王胡子不執行，要到北京告禦狀。王震說好啊，我歡迎，我還派車送你們去，看看誰不執行民族政策，車到荒涼的地方，將這些代表拉下車，全部“突突”了。
其四，戰士值勤中遇到不講理的維族老漢，槍走火殺了老漢，幾百個維族人包圍營房鬧事，要求槍斃戰士，胡子馬上授意農墾兵團戰士幾千人帶著各種武器（非熱武器），乘著各種農用車，包圍維族人，一場混戰，從此維族人見著那個農墾兵團的人就躲，槍殺維族老漢的那個戰士不久被保送軍校······。
2014年來自中國山東的伊斯蘭曆史學家李雲飛阿訇曾向境外媒體投書, 較有見地地分析和總結了中共政權不同時期的治疆政策。
解放前，中共曾向“三區”（伊犁、塔城、阿山）人民承諾新疆問題由民族自決。解放後，中共食言轉而謀求永久統治，並借鑒俄屬突厥斯坦蘇維埃政權經驗，通過移民和文化同化政策來削弱本土民族的政治訴求。於是，新疆的“民族自決”以“自治區”這一行政概念取而代之。
不過，按照李雲飛的看法，真正意義上的自治區仍能有效解決少數民族問題。這種自治區一般會實施高度的地方自治，屬於國家第一級行政區劃，可擁有自己的立法與行政體係。如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國，都設有類似的自治區。這種自治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少數族裔在國家主體民族中的民族利益，如生存的權力、信仰自由的權力、保持傳統文化的權力以及作為原住民對本土資源優先使用的權力。
實踐證明，這種自治區並無損於國家統一，並能有效解決國內的族群矛盾。然而，中共對新疆的移民和同化政策從根本上消解了自治區概念的原始意義，並且施行以黨代政，由漢族幹部出任黨委一把手，並完全按照“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章法辦事。如此一來，中共統治下的自治區僅存一空洞的名目，並且與當地少數民族在族群權力、宗教和文化上不斷發生衝突。今日新疆問題，撥去皮毛從本質而論，實為中共新疆政策嚴重失當所致。幸甚至哉，共和國史上存有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可資後人參悟與借鑒。
李雲飛回顧說：1980年2月，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選之初便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少數民族問題，他說：“自治與自主權是密切結合的。這就是個性。沒有個性,就沒有共性,這就是辯證法。沒有充分的民族自治權,就沒有各民族的大團結”（。自治就是自治權，胡耀邦提出要放權給自治區。這種領袖人物的遠見卓識立即遭到一些中共官員的抵觸。
1984年，胡耀邦在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再次談及這一問題時說：“你們無非是第一擔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或者說害怕不能用和內地一樣的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第二，擔心黨的領導會不會削弱。第三，擔心宗教的影響會不會愈來愈大。第四，擔心有朝一日會不會重新出現大叛亂。”（1984年《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他接著說：“我們的漢族幹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漢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踫大釘子的”。
胡耀邦把自己的民族政策概括為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至少免除自治區兩年的農牧稅。“放開”，就是在所有經濟領域都要放寬政策。“走人”，就是除必要的幹部外，所有漢族幹部都調回內地安排工作。他鼓勵各地少數民族一把手製定相關政策維護自身的權益，為本族謀福利。在新疆，胡耀邦支持重修被毀的清真寺，修突厥文化史，平反冤假錯案。
在胡耀邦當政時期，新疆沒有發生一起暴動事件，這與王震主政新疆一年（1950年）出現16次武裝暴動形成鮮明對比。1987年胡耀邦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辭職，兩年後與世長辭。隨著他的去世，共和國最寬鬆的民族宗教自由時期宣告結束。
其實，胡耀邦當時力主施行的對少數民族，特別是對新疆和西藏少數民族的懷柔政策，在他生前還是中共總書記在中共政權內部遭到否定，而當時中共高層否定“胡亂邦”的內部行動，就是始自王震對撤銷“生產建設兵團“的堅決抵製。
王震去世之後鄧小平三女兒鄧榕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緬懷胡子叔叔》一文中記載說：“胡子叔叔有事，總是先把我叫去。１９８１年７月，我和我愛人剛從國外回國休假。有一天，胡子叔叔叫我去。我一進屋，隻見胡子叔叔一臉的嚴肅，一臉的不高興。
他開門見山地說：“現在有人提出要撤銷全國的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怎麽能撤銷！這是我們國家農墾生產的一支強大的力量，也是戍邊保國的一支強大的後備力量！撤銷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決定是錯誤的！”他邊說邊用拐杖在地下重重地敲了幾下。
他說：“毛毛，回去跟你爸爸說，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不能撤銷！”
鄧榕回憶說：這一年的８月，我的父親視察西北和新疆，胡子叔叔同行。父親和胡子叔叔走了一路，視察了一路，思考了一路。這次視察以後，那位領導同誌提出撤銷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意見被否決了。
這裏說的“那位領導同誌“誰都知道說的就是胡耀邦。鄧榕在這裏隻提到了王震陪同鄧小平視新疆，而沒有提到的是當時被鄧小平點名陪同的另外一個重要人物鄧力群。後續的內容，留待下篇文章再繼續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