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竺可楨談農業“十字憲法”
樊洪業
竺可楨論文1963年9月修訂稿手稿之首頁
竺可楨1964年2月6日日記
毛澤東曾於1964年2月6日召見竺可楨於臥室，談受其論文啟發，欲將農業“八字憲法”改為“十字憲法”。此事須從“八字憲法”說起。
陷入困境的“農業八字憲法”
1956年1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四十條》，其中包括為實現農業增產而規定的若幹具體措施。在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要以躍進的速度提前實現《農業四十條》提出的發展目標，隨後在各種會議報道中都不斷出現將毛澤東提出的增產措施與“農業憲法”掛鉤的說法。終至12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中認為已經確立了“以深耕為中心的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八字憲法的思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38頁）。旋即有此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其中明確寫道：“水（水利）、肥（肥料）、土（深耕、改良土壤）、種（改良種子）、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間管理）的農業八字憲法”。後來因為強調以“深耕”為中心，八個字的表述順序調整為“土、肥、水、種、密、保、工、管”。
急切擺脫貧窮而迷信領袖英明的人們，都以為靠這部“憲法”，就可以徹底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了。
這部“憲法”的提出和實施，是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三個法寶”（後稱“三麵紅旗”）相伴同行的。那八個字中，在“大躍進”高潮中各顯神通，前幾項都留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曆史記錄。
單說這打頭的“土”吧。
《中共中央關於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提出：“深耕是農業增產技術措施的中心。‘水肥土種密’，中心是土，就是深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459頁）文件要求“在今後兩三年內，要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並且每三年輪流深耕一次，周而複始。深耕的標準是一尺以上，豐產田二尺以上。”（同前，第460頁），而毛澤東又更一步提出“一部分還要更深些，例如深達四、五、六、七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506頁）。
適度的翻地深耕，可以改變土壤板結的狀況，有利於土壤保持蓄水。曆史上和現實社會中的中國農民，本來就有這方麵的寶貴經驗。一般耕地在接近地表部分存在一個有機質含量較多的營養層，如果過度深翻，就會把這個營養層翻到下麵，卻把缺少或沒有營養的部分翻到上麵來。糧食作物一般根係較淺，過度深翻就會導致營養不良，影響糧食產量，更不要說勞動力的合理分配和成本問題了。
“土”是如此，“八字”中的其他各字也都有因過度誇大而走向反麵的問題。但在政治高壓之下，瞎指揮，高指標，虛報浮誇成風，高產衛星滿天飛。貫徹“農業八字憲法”的初衷是實現糧食的高產，得到的回報卻是一場連續幾年的全國性大饑荒。
竺可楨研究中國氣候特點與糧食生產的關係
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有關國民經濟建設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隨後發出要求全國各部門“支援農業”的號召。
自1949年建立中國科學院以來，竺可楨一直擔任副院長，長期分管地學與生物學部門的研究所。1961年以後，他將很大精力投入到組織院內科研力量支援農業的工作中。
在中國科學院之外，竺可楨還擔任全國科協副主席，兼任中國氣象學會和中國地理學會的理事長。在這些崗位上，他也是“支援農業”的強力推手。
1963年2月，中國地理學會理事會決定，本年舉行以支援農業為主題的學術年會，要求會員準備論文。竺可楨可能由此開始醞釀撰寫有關文章。他在8月青島避暑度假期間寫出初稿，題目為《論決定農產品單位麵積產量的幾個氣候因素》。回到北京後，繼續補充修改，於9月8日（星期天）成稿約共八千字。文稿曾先後送黃秉維、湯佩鬆、呂炯、吳傳鈞、戴鬆恩、金善寶和葉渚沛等著名科學家征求意見。再經修改定稿，題目幾經變化，最終定為《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的生產關係》。中國地理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63年綜合性學術年會於11月12日在杭州舉行，竺可楨即此文提交會議宣讀。
竺可楨的文章認為：氣候是目前影響糧食生產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的應急工作是要分析氣候如何影響糧食生產，隨之探討如何利用氣候資源實現增加糧食生產的目標。
文章明確提出，影響糧食生產的三大氣候要素是：太陽輻射總量、溫度和雨量。全文的主體也是在具體分析我國這三大氣候資源的分布狀況，討論它們影響我國稻麥兩大作物生產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後根據因地製宜和因時製宜的兩大原則，提出了九條對策意見。
1月9日，竺可楨看到了自己這篇文章被節選編入國家科委的《科學技術研究動態》第274期上。這是一份提供給高層領導閱讀的內部簡報。
毛澤東從這份簡報中看到了竺可楨文章，立即引起了他的關注，於是召見了竺可楨。
毛澤東與竺可楨談“農業憲法”
1964年2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臥室召見竺可楨、李四光和錢學森三位科學家。雖然關於此事的流傳版本很多，但根據目前所見，隻有竺可楨日記為第一手史料。
按竺可楨平時習慣，每日一般隻記一頁，對當日入記諸事的選擇是自取所需。2月6日這一天分為四段，上午事為看病，與其他院領導談工作，文字最多，占有兩段；下午即為到中南海與毛澤東談話，占一段；最後記晚上外事活動，文字較少。在日記原本中，下午內容特別用紅墨水筆書寫，以示其重要。雖然所記簡單，但因存於私人日記之中而得以留傳，彌足珍貴。經過辨識整理的有關文字見載於《竺可楨全集》第17卷第37頁：
下午一點鍾得毛主席電話，要我去中南海談話，並說隻約了仲揆和錢學森。我到中南海懷仁堂後的（乙組）時，見毛主席臥室兩間，外間外擺圖書，內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擺滿圖書。他臥在床上與我握手後，床前已擺好三椅，我坐下正要問好，他就先說見到我關於《中國氣候的幾個特點》文，（已摘錄在《科學技術研究動態》第（274？）號中）。我就說明這是去年杭州地理學會所提論文。他就說農業八字憲法“水、土、肥、密、種、保、工、管”外又加“光與氣”。他對於太陽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合成為碳水化合物有興趣。未幾仲揆和學森來，就大家談地球形成之初情況，如何空氣合成了許多煤與石油，動植物如何進化。他又提到無窮大與微觀世界、正電子與反電子的辯證法。仲揆談到南雄近來鈾礦有發現。問錢學森反導彈有否著手，[知]目前毫無基礎，毛主席以為應著手探研。談到仲揆造山運動和冰川，因此談到地質時代氣候變遷與曆史時代氣候的變遷。毛主席又問到近來有否著作，可以送他看。三點告別。
從中可知，1964年2月6日下午一點，竺可楨在家中接到電話，通知稱毛主席要他和李四光、錢學森到中南海去談話。竺最先趕到，被引進毛的臥室，見床前已擺好三椅，毛臥在床上與他握手，待竺落座後，毛即說見到了他的文章，謂農業八字憲法隻講已有的那八個字還不夠，要加上“日”（日光）和“氣”（氣候）兩個字。毛在與竺的談話中，表明他對植物如何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光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為碳水化合物感興趣。在李四光和錢學森來到之後，諸多話題涉及地球形成、生物起源、冰川與造山運動、氣候變遷、石油成因，以及反導彈等等。
此次召見，竺可楨在毛處前後計一個半小時。竺老的記憶，當然遠比當日所記要多。在後來的日記中，至少還有四次涉及這次談話的內容。其中三次與農業有關，依時序分述如下：
（一）1964年2月7日，中科院黨組副書記兼副院長裴麗生來詢與毛主席談話情況。竺告以經過情形，特別說明因耳聾和記性差，未必全能記得。他認為在所談諸事中，理解毛澤東最關注的有兩點：第一是關於農業八字憲法，毛主席以為“水、肥、土、密、保、種、工、管”八字憲法在農業方麵照顧尚有缺點，應加“光和氣”（日光和氣候）；第二是毛對於反導彈一事極為注意，諄囑錢學森能組織一個小委員會進行研究。
（二）1967年2月8日，有地理所氣候室兩人來談，問及毛主席談話內容，竺告以毛主席曾談農業八字憲法，“八個字現在看來應加日光和氣候，成為十字憲法”。
（三）1967年11月24日，竺回答北京農業大學農業氣象係本屆畢業生的詢問：毛主席說看了我那篇論文後，感覺到日光和氣候的重要性，所以認為八字憲法應增“光、氣”二字，而成“十字憲法”。
綜合各次記述可見，毛澤東從竺可楨的論文中得到啟發，已經認識到過去提出農業“八字憲法”之不足，應該補充“光”和“氣”二字，修改為“十字憲法”。
“八字憲法”的終結
在毛臥室中被召見的三人中，未見有李四光和錢學森本人直接講述這次召見的回憶文字。據竺可楨日記，1967年11月19日上午，李四光夫婦到竺家訪問時，李稱：過去地質部人員常問他1964年二月間毛主席召見我們二人及錢學森時說了什麽話，他已忘了詳細情形，人家疑為封鎖最高指示雲雲。竺對李說自己雖記有日記，亦語焉不詳，隻記得那天從“萬物生長靠太陽”講起，海闊天空，談得很多。
對這次海闊天空的漫談，大多細節已記憶模糊，但正如竺可楨當初對裴麗生所言，有其印象深刻者，是認為毛澤東當時最為關注兩件事：一是“農業八字憲法”應加“光和氣”，二是“反導彈”。
“反導彈”後事如何？
毛澤東在1963年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匯報《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時，已表示過對反導彈問題的關注。後於1964年初曾專門約談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要他找科學家谘詢關於對付敵人導彈來襲的辦法（《張勁夫文選》上冊第288頁）。毛在這次與錢學森的談話中再做詢問和指示，隨之引出了“640工程”，開啟了中國的反導事業，後有“863計劃”相接續。兩個代號都顯示著它們發生的年代。
“農業十字憲法”後事又如何？
毛澤東雖然看到竺可楨的文章後受到觸動而有急切召竺晤談之舉，並動過將“八字”修改為“十字”的念頭。“八字憲法”由領袖意誌化為群眾運動，其直接後果已定格在曆史上。產生於毛澤東臥室之中的“農業十字憲法”，又消解在了他的臥室之中。除了竺可楨的個別答問，也無人知曉這件事。自1982年起，中國農業的發展，徹底丟棄了生存20餘年的“八字憲法”，迎來了一年又一年的有關農村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
毛澤東與竺可楨晤談的一個細節
1964年的2月6日，是農曆臘月二十三，民俗中的“小年”。星期四中午一點，是機關工作人員的休息時間。在年齡上，竺可楨再過一個月就74周歲了，比毛澤東年長將近四歲。體弱多病的李四光長毛澤東四歲兩個月。毛此次召見，從談話內容看，多半是與他個人哲學興趣相關的科學問題，並無急要之事。
當時，錢學森家住在阜成路，李四光家住城西郊紫竹院北，都距離較遠。竺可楨家住地安門東大街中科院第一宿舍，離中南海最近，因此能最先趕到。一點鍾接到通知，事出不備，總要有聯係司機和打理冬裝的準備時間。據竺日記，當日“地上存雪半寸”，該是路況不佳，行車不易，於一點半趕到了毛的住處。竺記見到毛之後的情況是：“他在臥床上與我握手”。按毛的作息時間，似乎為一覺方醒之時。
竺可楨的無奈迂回
竺可楨早年留學美國，深得“哈佛”真傳，內心深處崇尚“自由主義”。長浙江大學之初，他就借哈佛大學成立300周年紀念之機，鼓吹“學校思想之自由”（《美國哈佛大學三百周年紀念感言》）。1938年，在遭受敵機狂轟濫炸的西遷路上，他為浙江大學立下“求是”校訓，釋其內涵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在進入共和國時代之後，“思想自由”已成政治禁忌，竺可楨當然會曉得“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道理。
1956年又稍有變化。竺可楨到懷仁堂聽了陸定一所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報告之後，曾與一位黨內老幹部說：“我看蔡元培主持北大時，學術自由比現在還自由一些，那時他提倡科學自由。可是我們現在並不讓胡適、胡風這類人進行自由爭論。”
不久有反右派鬥爭，百家爭鳴轉作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家”解。竺可楨每每在政治運動中自認落伍，自以為非，再無“自由”之談。
依竺可楨的學術功底，他不可能接受毛澤東的“八字憲法”，但親曆過一係列政治運動之後，他深知農業“八字憲法”的特殊政治身價。在以往的講話和文章中，竺可楨從來沒有真正從學術上評價過它。在私人日記中則隻是轉述有關領導人講話時才提到它。
在《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的生產關係》這篇論文中，對農業八字憲法既不可能直接批評，又不可能繞過。他采取的辦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觀點用八字憲法包裝起來，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我國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雖不明白顯示氣候因素，但氣候卻貫穿著所有八個因素。”
這是竺可楨在向人們做政治告白：本文所論不違背“農業八字憲法”，而是要在此基礎之上做氣候學的闡幽發微。
一位學養深厚的大科學家，不能從專業立場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是科學的悲哀，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最後說明一點，關於毛澤東在臥室召見竺可楨等三位大科學家一事，當前流傳版本很多，並多以“毛澤東讓竺可楨管天”為標題吸引人們的眼球。據筆者考證，乃係由文學虛構而竄入曆史的典型一例，須以另文專述，以正視聽。
（作者為原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