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虹：“五七幹校”——並不遙遠的曆史
一天，係裏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麽是‘五七幹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曆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距今也才過去了近五十年！
準確地說，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裏？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分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學校”裏進行“重新學習”。有人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一百零六所這樣的幹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有空嗎？一起去鹹寧看看，那裏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鹹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幹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六千餘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國寶”級的人物，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像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留下的《牛棚日記》。
一
位於“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麵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辟為了一個展覽室，麵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曆史的籌碼曆史地掂量著沉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幹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曆史重新撲麵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新奇地用錄像機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終於開口了，她輕輕地問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麽要將幹校選在鹹寧？”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曆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裏。僅僅是為了圍湖造田嗎？僅僅是為了“重新學習”嗎？答案似乎並不如此。－－據當年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泛區，或是鹽堿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的平羅縣，那裏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裏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裏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中華書局部分編輯1971年夏合影於鹹寧五七幹校
與這些幹校相比，鹹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麽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隻能首當其衝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幹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壁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堅定，愛憎最分明，由他們來占領上層建築，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這是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嚐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嚐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麵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隻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幹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買來一支竹笛，想象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的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裏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六千五百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梁、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裏，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淩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強勞力”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些？”不料兩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幹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輕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隻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髒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拐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六十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麽能讓那麽一把年紀的人去幹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後，有記者去采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髒活都願意幹，而且幹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裏很不平！”－－他一語道出的，正是“五七幹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幹校中，甚至還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比如說：“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又比如說：“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這是為了防止插秧時有人“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裏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通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鬥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我的心頭一陣發酸，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隻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回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嚐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了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麽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裏，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全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歎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藥，和在了牛奶裏……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輕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幹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周身的熱血直衝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裏的中美合作所嗎？”
原文化部鹹寧“五七幹校”校部全景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幹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幹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分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麵對事實，把‘五七幹校’如實地看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管製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裏開始！”
二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幹校的“軍事管製”方式應該如何評價？一時間，兩種意見爭論不休。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還不到三個月，他卻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裏，搬進那個孤零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徹底擺脫那個令他窒息的環境！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鹹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麽多的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候哪怕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夥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麽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製度的一個最好的注釋。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製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後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軍宣隊”，竟於整個幹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製－－“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係統，被分成五個大隊、二十六個連隊；連的下麵是排，排的下麵是班。
至於管理，同樣是“準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鬥批改”，就連國務院規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製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聲喚起，進行“軍事訓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裏會吹哨‘拉練’。我隻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又要挨鬥！”
後來，讀了別的幹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製度並非是鹹寧幹校的“專利”。在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幹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有人要上廁所了，隻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報告；而班長的答複，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準軍事化”的幹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被強行拆散了，這裏隻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而無夫妻或者其他親屬的關係，一旦入校後，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裏。
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於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跑去“野合”；至於後者，便隻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幹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於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淒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能克服。至於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於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咽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最終是“一張葦席卷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裏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裏，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幹校時隻有六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鹹寧“五七幹校”大禮堂舊址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其結果，還沒到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嗎？”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麵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裏。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裏，但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歲的房主人將我們讓進了屋子裏。我仔細地打量了一下，這是一個個用土坯隔出來的房間，既低矮又狹窄，麵積不超過十平方米。當年卻被塞進了三到四個人，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蜷縮在一起的？－－父親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空間全都占滿了，我的行李隻好懸之壁上，床前之狹隻可容膝……”房主人一臉的茫然，雖說“？菖？菖？菖舊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門框上已經掛了多年，但他卻根本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裏的一切。然而，我已經很滿足了：那門、那窗、那牆、那頂……畢竟都還是曆史，它們默默地見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當年，這裏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集體”。其中的成員，按照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鬥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簷下時，彼此間的“勃谿”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裏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隻配吃鴨頭和鴨屁股！人性終於被“階級性”所取代了。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製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鑽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牆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於私下裏偷吃營養品，誰誰誰於背地裏大罵校領導……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寫下的一段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
－－這就是父親為什麽寧願一個人睡在荒湖野灘上的原因，這也是欣久的爸爸為什麽堅決不同意女兒來看望他的理由。
王子野身染“出血熱”，危在旦夕，連長卻發話了：“死了活該！這種人死了就像死一條狗！”金燦然被鬥得神經失常，造反派卻幸災樂禍地說：“這個老呆蟲，除了能抬抬糞，廢物一個！”李季遞了一支香煙給仍在受審查的陳白塵，便被扣上了“敵我不分”的罪名；陳早春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說了幾句公道話，即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喝令“給他點顏色看看”……
那天，麵對電視台的記者，欣久朗誦起了牛漢的一首詩：“那些年/我沒有記過一天日記/沒有郵過一封信/沒有被人握過手/沒有叩過誰家的門……”我的心再一次地流淚了，我品味出了潛藏在其中的辛酸。
三
參觀結束後的第二天，當地的最高學府－－鹹寧學院邀請我們參加了一個座談會，主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作為上山下鄉的兩支重要大軍，為什麽到後來“知青文學”收獲頗豐，而“幹校文學”卻始終沒有形成氣候？
問得好！這讓我想起了又一個話題－－它是隨著“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的開發而被提出來的－－什麽是“幹校文化”？“五七幹校”有無自己的“文化”？雖說它並不是前麵那個問題的答案，但它卻與前麵那個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記得早在一九九八年，一個名叫摩羅的年青學者就這樣評價過“文革”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群群地被趕進了一個名叫幹校的地方，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長而又殘酷的迫害中，隻有極少數人為了捍衛尊嚴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則一律為了求得生存而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沒有行使知識分子創造職能的條件，而且內心也已沒有了一絲知識分子的意識。他們已經像他們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樣，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個性。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全軍覆沒，這個覆沒產生了近代以來最為黑暗的曆史廢墟！”
我不知道這樣的分析是否可以作為問題的答案。如果說“是”，那麽這群知識分子就真的無可救藥了；如果說“不是”，那麽當年的他們又為何要爭先恐後地跑到幹校中來呢？我對欣久說，這也是我來鹹寧的又一個目的－－我就不相信在這群知識分子中間，沒有一個清醒者，沒有一個人能讓自己的個體人格與恥辱意識重新蘇醒過來！
那天，我們應當地“向陽湖文化研究會”會長李城外的邀請，走進了他的家中。小夥子年紀不大，但他書房中的一切卻讓我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一排排的書櫃直抵天花板，裏麵擺放的都是他自一九九五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左邊是采訪時的錄音磁帶和錄像光盤，右邊是搜集來的曆史照片和文字資料，中間則是他親手撰寫和主編的叢書，一摞又一摞……十多年來，他馬不停蹄地奔波著，不僅采訪了上百位曾經流放於向陽湖的文化名人們，而且還為他們一一建立起了“個人檔案庫”。於是借助著他的辛勞，我終於走進了這段曆史的深處，走進了這群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
－－答案就在這裏邊！
那群“矢誌不渝的虔誠者”們，正在漸漸地產生動搖。－－張光年便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這位“老革命”在初下幹校時發出過這樣的誓言：“迎接困難，戰勝困難！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這片赤誠，不僅沒能幫他解決“曆史問題”，就連“現實表現”亦屢屢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憤怒了，終於拿起筆來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永遠也發不出的信。張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張光年式”的，他說：“反複溫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竟發現許多過去實際上並未讀懂的地方，特別是同當前怪現象怪言論頗有針對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絕！於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經，十分寶貴；哪些是臆斷，值得懷疑。”作為知識分子存在標誌的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群“慘遭蹂躪的哀怨者”們，正在悄悄地堅忍起來。－－以蕭乾為例，曾經的曆史“汙點”竟讓他天真地把幹校當成了“避難所”。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便擊碎了這一美夢，他開始轉變了自己的人生態度。“胡風分子”牛漢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我看見過半棵樹/在一個荒涼的山嶽上/像一個人，為了避開迎麵的風暴/側著身子挺立著/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電/從樹尖到樹根，齊楂楂劈掉了半邊/春天來到的時候/半棵樹仍直直地挺立著/長滿了青青的枝葉/半棵樹/還是一整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整棵樹那樣偉岸/人們說，雷電還要來劈它/因為它還是那麽直那麽高/雷電從遠遠的天邊就望到了它。”讀著這樣的詩句，已經分辨不清誰是樹、誰是那不屈的靈魂了。
那群“寧折不彎的抗爭者”們，則在繼續地鬥爭下去。－－郭小川算是一個，他大膽地向幹校領導提出質問：“為什麽不考慮我們這些人還能創作，還應當創作？為什麽不給我們一點點創作的自由？”人們這樣描寫他：“……在隊伍裏昂頭走著，像農民一樣赤著上身，手拿著鐮刀，邊走邊使勁唱著歌。”侯金鏡也算一個，他厲聲痛罵林彪是“政治小醜”；他更宣稱：“如果國內出現馬列主義小組，我一定參加！”為此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於幹校之中。
讀著眼前這一頁頁血寫的文字，望著窗外那一片片曾經的湖灘，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與父親的一次對話：
“幹校期間，你想到過死嗎？”我問他。
“沒有。”他搖搖頭，“死要‘死得其所’－－這裏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底線”，一個大寫的人不願倒下去的“底線”！
一九九七年，語言學家陳原重訪鹹寧幹校，並為這片土地題寫了這樣一句話：“六千人的汗水、淚水、苦惱和憂慮，還有一點希望，匯成了向陽湖。”……是的，“五七幹校”終於成為了他們心態史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驛站”，一個知識分子開始恢複其獨立思考的重要“驛站”。
體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著像年輕人一樣下田勞動，但他卻將這一“懲罰”化作了美麗的圖畫和優美的樂章：“塊塊荒田水和泥，深耕細作走東西。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他在勞動中淨化了自己的心靈。
司徒慧敏的任務是看守菜園子，但他卻寫出了《蔬菜栽培筆記》和《蔬菜病蟲害防治》等“科研專著”。為了研究西紅柿的生長規律，他更是冒著酷暑連日進行觀察。－－他在苦難中實現了自我的價值。
“黑幫分子”嚴文井，於夜深人靜之時偷偷送給被鬥得又饑又乏的“五一六”份子一塊香噴噴的桃酥；“走資派”周巍峙，則於暗中向其他挨鬥者教唱《大刀進行曲》。－－他們在蠻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馮雪峰於油燈下向年輕人講述自己當年寫詩的情景；陳羽綸將世界名著偽裝起來，躲在蚊帳中研讀；陳白塵則在日記中，用各種符號及“縮寫”記錄下了那個荒謬的時代！－－他們在混沌中堅守著文化的陣地。
然而，我卻又不能不回到當初的問題上來－－為什麽“文革”結束以後，他們很少去創作“幹校文學”呢？那天在座談會上，李城外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訪嚴文井，剛剛接通電話，就吃了一個閉門羹－－他一口回絕道：‘如果你們實在要寫，就說有一個姓嚴的到過向陽湖，這就足矣！’”看來，他們需要時間，需要時間去對自己以往的思想進行沉痛的反思，去對那場已經垂下帷幕的曆史進行深刻的總結。
欣久也發言了，她說：“我想，如果我們的父輩們能夠活到今天，他們一定會創作出真正的‘幹校文學’來的！”她還轉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話：“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他們有眼淚，卻不為自己哭……”這究竟是遺憾還是悲哀？當他們終於成為了“真正的人”之後，卻又無法抗拒大自然的規律，一步步邁向了暮年，又一個個相繼離開了人世。它終於造成了文學領域中無以挽回的損失，終於形成了文學園地中無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我們在學院裏看到了一份中文係的教學計劃，他們將挖掘幹校曆史列入了必修課程。這是一位學生於考察歸來後寫下的詩句：“六千個名字啊，訴說著六千種不幸。苦難譜就的曲調，辛酸釀成的醇酒，在向陽湖畔，鑄成了一座文化的豐碑。”係主任單長江教授介紹道：“我們的學生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們的身邊有向陽湖。向陽湖使他們較早地熟悉了幹校的曆史，向陽湖使他們更深地領略了文人的風骨。因此，他們會比同齡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堅忍與練達。”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這是遺憾後的收獲，這是悲傷後的欣慰。返程的那天，我對著向陽湖，對著向陽湖畔的土地和向陽湖畔的人們，深深地鞠了一躬……
【來源:《悅讀MOOK》第九卷 文/陳虹 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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