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複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
1977級北大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1978年春，18歲的北京姑娘查建英推著自行車站在北大南門外，望著校門上“北京大學”4個字愣了愣神兒。
“特想掐自己一下。”回憶起29年前的那一天，查建英爽朗地笑出了聲兒，“感覺自己前一天還在地裏幹活呢，怎麽第二天就成大學生了，還是北大！”
29歲的楊迎明沒有她這麽好的心情，鎖上家門的時候，他甚至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苦惱。恢複高考前，他已經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兩年，成了家，還有了一個女兒。
“高考隻是試一試，沒想到真考上了，通知書下來的時候，覺得這是一件挺麻煩的事兒，生活的慣性一下子被打破了。”
身材高大的他拎著簡單的行李走進32號宿舍樓，發現自己所在的班級絕大多數都是北京人，大家很快熟絡起來。
葛兆光一覺醒來，就先聽到了走廊裏咋咋呼呼的北京話。他坐在床上發了一會呆，定睛看了一眼周遭，誰也不認識。
他是前一天晚上從北京站被學校直接拉到32號樓的。一個人從貴州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咣啷咣啷的火車上，老母親手捧著錄取通知書欣喜若狂的樣子總在眼前浮現。
如今，自己真的已經到了這個將要改變命運的地方。“但是未來究竟會怎樣，在哪裏，那時候並不清楚。”
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查建英
高考
他們的入學檔案上都寫著北京大學中文係77級，但分屬於3個不同專業，查建英是文學專業，楊迎明是新聞專業，葛兆光則是古典文獻專業。
1977年冬，關閉10年之久的高考大門重新打開，全國共有570萬考生參加冬季高考，其中絕大多數考生報考了文科，北京大學中文係是這些考生心中的太陽。
《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是當年高考的作文題目，對於查建英他們這些考生來說，那一年他們的確是在“戰鬥”。
查建英在京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隊插隊，“曬得特別黑，完全像村裏人一樣了”，農忙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在地裏一直幹到什麽都看不見才收工。
“膠鞋被鐮刀砍破了好幾次，機械勞動，人都木了，腳趾頭割破了都意識不到。”最累的時候，她連續幾個月不來例假。
葛兆光“戰鬥”在貴州，在一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當工人，常常下鄉跑收購。1977年秋天，他從收音機裏聽到了恢複高考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直到忙完秋收采購，從鄉下回到縣城，才得到確認，“真的要恢複高考了！”
他60年代初跟隨父母從外貿部下放到貴州，“一家人的生活境況很差。那個年代沒有人對自己的生活有什麽憧憬”，恢複高考，像是晦暗人生裏照進一道光。
“也沒敢抱太大希望，我隻念完了初中，差得太多了！”
填報誌願的時候，十幾歲的查建英隻想念自己喜歡的專業，“我就想當作家，3個誌願，我都填跟這個職業相關的。”於是她填了北京大學中文係文學專業、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
葛兆光時年27歲，明白人生可能已沒有太多機會，“數理化完全補不上來，隻能學文科，能上北大中文係當然最好。”結果，北大中文係在貴州隻有古典文獻專業招生，“沒有那麽浪漫，不是你想學什麽就能學什麽。”
葛兆光和陰法魯先生在頤和園
古典文獻專業是幹什麽的呢？當時葛兆光完全不知道，“就知道肯定是讀古書的。”
楊迎明進北大，比他們都曲折。
因為當兵時做過文書和宣傳幹事，他報了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第一批錄取結束後，他沒收到通知，“以為人生就這樣了，當時婚也結了，孩子也有了，沒考上就沒考上吧，繼續過日子吧。”
過了些日子，忽然又來消息，說北大中文係新聞專業要擴招。本來已經平靜的生活又激蕩起來，有一天，居然真的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於是忙著安頓老婆孩子，辦理離職手續。
進校之後，他才知曉整個事情的原委。中央各新聞單位10年少有新人，首批招生結束後，他們強烈要求學校擴招。
主管當年新聞專業招生工作的秦矽老師今年已經79歲高齡，老人回憶說，係裏接到張龍翔先生（時任北大副校長、主管當年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新聞專業擴招40名學生。
“張龍翔思想很開明，特別強調不要太左，不要因為某些學生家長的一些所謂的曆史問題，影響正常招生。”
查閱考生檔案時，秦矽發現有些學生單論分數的話，“第一批就該錄取了”，但是因為“祖父在台灣，父親是右派”，或者“家裏‘文革’中的問題還沒弄清”等等原因，檔案被擱置一邊。
“還有的學生檔案裏竟然放了很多他父親的東西，我們在最後錄取的時候，把這些東西都拿出來了。沒必要搞這些。”
當年已經28歲的女考生劉鴻，孩子已經5歲了，雖然分數過線，但是第一批並沒有被錄取。得知秦矽和趙賾兩位老師在崇文門一家小旅館查看檔案，進行第二批錄取，她從所在工廠騎車找到趙賾，“她就說，這是她人生最後一次機會了，請老師給她這個機會。”
“一個女同誌，28歲的年齡，又有孩子了，這一年不錄取她，下一年她參加考試的難度會更大。”就這樣，劉鴻成為北大77級新聞專業的老大姐。
秦矽老師說，當年北大招生要求年齡在30歲以下，據他回憶，新聞專業70名學生中沒有超齡的。查建英則記得文學專業年齡最長的葉君遠比自己大了14歲，考試那年31歲，轉年入校已經32歲了。“我們都特尊敬他，叫他老葉。”
求學
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1978年入校，1982年畢業，77級學生與整個中國社會共同感受著思想解凍、理想重建的衝擊。
“剛進校那會兒，教材還沒來得及更新，‘文革’之前的東西、‘文革’期間工農兵學員的東西，交織在一塊兒。”
教學內容雖未正本清源，北大課堂的自由之風已經恢複。
包括楊迎明在內的年齡較大的學生，老師允許他們端著茶缸子上課，“坐在後麵，上課還可以抽煙”。
上大學時楊迎明已經成家 圖 / 受訪者提供
頭兩年，文學專業和新聞專業在一起上基礎課和公共課。77級文學專業裏有陳建功、黃蓓佳、王小平等一批入校前就小有名氣的“業餘作者”，他們不僅是本專業同學心中的榜樣，對於新聞專業，乃至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而言，他們也是校園明星一級的人物。
葛兆光笑言文學、新聞兩個專業的學生當時在校園出盡風頭，“文學專業都是作家、詩人，飛揚跋扈，走出來臉都朝天看。新聞專業每個人都整得像世界各大通訊社的大記者。”
而古典文獻專業的人被戲稱為“出土文物”，用楊迎明的話說，“很安靜，3個專業的男生同住一棟樓，他們專業的幾個宿舍永遠沒有聲音。”
文學專業49人，新聞專業洋洋70人，葛兆光所在的古典文獻專業男生14名，女生5名，是名副其實的小專業。
“這個專業還特別怪，4年才招一次生。”上無師兄師姐，下無師弟師妹，古典文獻的學生當真成了邊緣人群。
1982年畢業的時候，他們專業19人中半數以上考上了研究生，這個消息著實把其他專業的同學“震”了。
剛剛在複旦大學就任文史研究院院長的葛兆光說，當年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本科教育模式極其合理，“可以說是文史哲教育的理想路徑。”
“我們的功課很紮實，文學課跟中文係上，曆史課跟曆史係上，上哲學課到哲學係去。”
古典文獻專業課的教授，個個大名鼎鼎。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創始人之一陰法魯先生（2002年去世）、長於唐宋遼金史研究的鄧廣銘先生（1998年去世）、專攻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裘錫圭先生、精於古代曆史文物鑒定的史樹青先生等等，都曾親自給他們上課。
“老師們也憋了10年沒好好給學生上課了，特別有熱情。很多有名的先生甚至常常跑到我們學生宿舍去，兩腿往床上一盤，就講開了。”
學生的刻苦和自覺至今為先生們稱道。查建英到現在還記得班裏有個叫宋紅的女生，“有名地用功，天天在樓道裏，一直看到半夜。”
葛兆光的目光不僅盯著學問，也盯著外麵的世界
解凍
圖書館，是比課堂更吸引他們的地方。新聞專業當時屬於保密專業，學生得到特許，可以查看一些外刊，甚至被允許到總參三部禮堂觀摩當時所謂的“內部影片”。
“文革”時期關閉的外國小說閱覽室被打開，允許普通專業學生本室閱覽，但不可借出。禁書開禁，人滿為患。
查建英和好朋友王小平幾乎天天泡在那裏，“好多世界名著都是在那裏看的”。都是大部頭，常常是看到關鍵時刻就要閉館，回到宿舍惦記得不行，第二天再去。“我特羨慕王小平閱讀速度快，一會兒就看完一本。我慢死了，特著急。”
1979年文學社遍地開花，全國各地大學都興起辦報、辦刊的熱潮。楊迎明他們新聞專業辦了一張《實報》，取新聞報道要“實事求是”之意，出了5期，以新聞評論為主。
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從報頭到版花全是手寫，全班同學的筆跡在上麵都可以找到。主筆孫冰川被稱為“辣椒主筆”，國際國內的大事小情沒有他和同學們不敢評論的。
楊迎明還參與了北大五四文學社社刊《未名湖》的編輯，“我們新聞係的幾個人負責校內新聞和時評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兩個文學專業的同學參與了《未名湖》文學部分的編輯。“忙極了當時，我們文學專業有本刊物叫《早晨》，還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聯合刊物《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我都參與了。”
她在《未名湖》編輯部約見了師弟劉震雲，“他當時寫了一個小說，題目我忘掉了，寫農村生活的，寫得特別棒。王小平覺得還需要修改，我倆就挺當事兒的把他約過來談。”
多年之後，劉震雲還記得兩個小師姐煞有介事地指導自己創作的情形。
這期《未名湖》封麵全黑，“有意跟當時到處紅彤彤的氛圍反著來，顯得我們在思考。” 除了劉震雲的處女作，還發表了一篇校外來稿——史鐵生的《午餐半小時》。
“寫的是一個殘疾人真實且艱難的生活，好像還發了北島的《幸福大街13號》，寫一個瘋人院裏不為人知的故事。”
三角地也是大家的精神聖地，不僅校內各院係的油印刊物張貼在那裏，就連社會上一些較有影響的詩社文學社，也都把那裏當作了陣地。
“大家都關心時事，關心社會精神層麵發生的各種變化。”葛兆光說，他們專業的同學雖然沒有像查建英、楊迎明他們那樣，熱火朝天地辦刊辦報，但是每到吃飯時間，大家都會端著飯盆，擠在三角地讀新詩。
而為了見北島和芒克，查建英和王小平大冬天騎自行車進城，去參加“地下詩會”，凍得眼睛眉毛上都是霜，大半夜再騎回北大。
楊迎明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
激情
他們對國家社會、民生時事充滿了熱情，對自己的大學生身份無比自豪。“甭管誰出門，都別著校徽。北大的人戴校徽，其他學校的人也都戴，走在街上，人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
1981年，77級學生三年級，發生了兩件大事，隱藏在內心的激情潛流得以迸發噴湧。
第一件與體育有關——1981年3月20日深夜，廣播裏傳出好消息：中國男子排球隊在世界杯排球賽亞洲區預賽的關鍵一戰中，先輸兩局，後奮起直追，連扳三局，終以3比2戰勝當時的南朝鮮隊，取得參加世界杯排球賽的資格。
北大校園一片沸騰，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湧出宿舍樓，人越聚越多，最後大家索性把掃帚點著當火把，跑到現在的中關村一帶遊行。“當時大家都非常激動，都在喊‘祖國萬歲’、‘中國萬歲’，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句，‘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馬上大夥就跟著一塊兒喊起來，當時那樣一句話特別能表達出我們的心情。”
喧騰中，大家沒有留意是誰第一個喊出這句口號的。沒曾想到，這句口號迅速傳播開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最強音。
多年之後，在《中國體育報》工作的楊迎明特地為它做了一番調查考證，最後確認首創者是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的劉誌達。
同一年，北大舉行校內競選，各係紛紛推舉候選人參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學校裏到處都是競選台子，發傳單的，演講的，熱鬧極了。”查建英至今難忘學生時代的單純和熱情。
大學時代最想當作家，現在查建英覺得職業作家太辛苦了
後來
4年的大學生活轉瞬即逝，對於77級來說，畢業分配壓根兒不是一個問題。正規大學教育中斷10年，各行各業都急需人才。
查建英沒有參加分配，大學四年級她就辦理了休學手續，許多人不理解她的選擇，“北大中文係在當時絕對是一塊金字招牌，那麽多就業位置供我們選擇，留在國內，美好的未來似乎已經看得見了。”
她留學的南卡羅萊納是美國南方一座小城，黃子平笑她，“你到的可是美國的貴州啊。”
1984年她離開“貴州”，走進紐約，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係。1987年回國，中篇小說《到美國去！到美國去!》和《叢林下的冰河》問世，被評論界褒獎為開了1980年代“留學生文學”的先河。她還為內地、香港、紐約等地多家媒體撰稿，並用英文寫作了《China Pop》（《中國波普》），被美國不少大學作為中國文化課程教材。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首印1.5萬冊一個月內即告售磬。
她在《八十年代訪談錄》裏記錄了那個年代的理想和熱忱，也檢討了那個時代思想和創作的膚淺粗糙，“當時單純的不僅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是相對天真的。”雖然連北大畢業證都沒有拿，但她說，北大的生活沒有讓她失望，她慶幸自己通過北大站到了更高處，“在北大，補充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機會和理念。當年我們的腦子裏還有很多被長年灌輸進去的東西，需要很長時間去清洗，北大是一個開始。”
有意思的是當年一心想當作家的她，現在覺得做專職作家“太辛苦了”，她現在的工作是美國一所大學的中國事務代理，“他們來北京開會、研討，我們負責組織，安排行程。”她笑咪咪地說，這份工作是她掙錢的活計，而因為沒有生計的壓力，寫作也變得更加自由隨性。
她的同學畢業之後有的成了專業作家，有的則進入出版社或者大學。梁左寫出了經典室內劇《我愛我家》，王小平創作了《刮痧》等影視劇本，陳建功和黃蓓佳先是成為著名作家，後來又走上行政崗位，擔任中央或地方作協的領導職務……
新聞專業的70名學生一早就被中央級新聞單位預訂了，“當時除了中央直屬的新聞單位，行業媒體和地方媒體沒有一個名額。”
楊迎明自大學期間便在《中國體育報》評論部實習，得到一致好評。但是這份報紙不屬中央直管，沒有大學生進人名額，時任社長徐才不得已專門給體委領導寫了報告，再由體委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這才特批了一個指標。
“那時候沒有人願意去電台、電視台，就覺得到報紙才是真正幹事業的地方。”說起這些年媒體行業的變化，楊迎明很有些感慨。“我們這批人進入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影響應該是敘事手法的轉變，突破新華體，更多地關注民生民意，讓新聞媒體從宣傳工具逐漸回歸本位。”
楊迎明入職後，曆任評論部主任、體育報副總編等職務，現在是《中國足球報》總編輯。年輕的時候，他撰寫的體育評論曾被外交部點名表揚。後來，他關注中國人的“活法”，把體育報道的眼光從競技轉到日常生活、群眾體育，《早晨，北京的老人們》、《無剪輯錄音》、《國人之餘暇》等特稿至今讀來仍有新意。
他的同學也都成為影響中國傳媒界的人物：新華社副社長何平、中央電視台副台長王庚年、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孫冰川、北京青年報總編輯張雅斌、中國財經報副總編馬向伍、中青在線CEO劉學紅……
葛兆光和他的同學，大多數就職教學科研機構。雖然“終日與故紙堆相伴”，但是作為打上曆史標簽的77級，他們密切關注著社會生活領域裏的變化，“我們那一代人始終在曆史漩渦的中心裏打轉，在那樣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僅關心學院裏麵的事情，學院外麵的事情，你也要有關懷！”
他力倡學術通俗化、故事化，力挺學者上電視，號召學術高手們來做這個工作，“我們有些高手還是把自己束之高閣，懸掛在高高的雲端，這是不對的。我做思想史研究，特別關心真正傳達到民眾那裏，成為影響和指導生活世界的思想，而不僅僅是在學院裏的那些東西。”
當年不知“古典文獻專業”為何物的他，慶幸自己通過北大嚴格的訓練，“找到了一個自己喜愛的研究方向”，那個時候還看不清楚的未來，在日複一日的學習探究中漸漸明朗。20年來，他著述甚多——《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兩大卷的《中國思想史》、《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等，論著被翻譯成多種外文，並獲第一屆中國圖書獎、第一屆長江讀書獎、第三屆與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2007年3月，他辭別清華大學，就任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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