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斥責：《萬泉河水》怎麽寫得像黎錦暉？！

2014年馬年央視春晚，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片段呈現在億萬觀眾麵前。同時，劇中一首插曲《萬泉河水》，由孫楠演唱，喚起許多人對逝去歲月的記憶。一石激起千層浪，讚同者稱，《紅色娘子軍》在藝術上堪稱目前為止中國芭蕾的頂峰作品；斥之者質問：“《紅色娘子軍》上春晚，馮小剛究竟要幹嗎？想為‘偉大的旗手’鳴冤叫屈？”

從報告文學，到故事片、舞劇、京劇，再到電視劇，在半個多世紀裏，《紅色娘子軍》經曆了複雜的變遷，在中國複雜政治背景的大幕之中，它和眾多創作者們的命運一起跌宕起伏，至今仍然爭議不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紅色娘子軍》是新中國文藝工作者命運的一個縮影，同時，也是一道外表光彩奪目、內心卻隱隱作痛的曆史傷痕。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究竟是在什麽背景下產生的？在創作《紅色娘子軍》的過程中經曆了怎樣曲折？它是如何在經曆了大紅大紫後又備受冷落、如今再次受到熱捧？隻有親身經曆者才最有發言權。

《杜鳴心：大音希聲》是筆者正在寫作的一部口述曆史人物傳記。作為舞劇《紅色娘子軍》音樂的創作者之一，今年已86歲高齡著名音樂家杜鳴心，在接受筆者采訪時首次披露了《紅色娘子軍》音樂創作過程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從親曆者的角度講出真實的曆史，以便讓讀者一辯是非曲直。

無疑，江青的具體指示、“四人幫”及其在文藝界爪牙的鼓吹，是舞劇《紅色娘子軍》無法抹去的汙點，似乎隻有把它掃入曆史的垃圾堆，人們才能擺脫曆史的夢魘。改革開放後，文藝界也對舞劇《紅色娘子軍》劇作出反思，大部分人認為，文革中所提倡的“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教條化創作方法，破壞了藝術規律，“三突出”的創作原則，使文學藝術淪為政治工具。芭蕾舞台上那些手持刀槍、握拳挺胸、怒目金剛式的英雄，承載了過多的政治負擔，已脫離了現實。台灣作家白先勇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它“斬斷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優雅的舞蹈變成殺氣騰騰的場麵，是十分怪誕的產物。”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人撇開個人的傷痛，開始心平氣和地審視曾經被扭曲的舞劇《紅色娘子軍》，一點點地發現它凝聚著眾多藝術家的心血和智慧，它本身不容忽視的藝術價值。

1992年，中央芭蕾舞團決定重新排演《紅色娘子軍》，把被“四人幫”竊取的東西重新奪回來。重新排演的《紅色娘子軍》，從音樂、舞蹈到燈光，沿襲最初1964年版本的傳統，極力扭轉江記樣板戲中政治化、符號化和神化的偏向，還原舞劇最初的形態。在舞美上更加柔美、舒緩而自由，減弱符號式的生硬動作，更加著力地去展現人物豐富而複雜的內心活動，剛毅的足尖中流動著青春、朝氣、浪漫和幻想的氣息。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劇最初起源於一部同名的報告文學，作者為當時在海南軍區政治部做宣傳工作的劉文韶。故事的原型是瓊崖縱隊戰史的小冊子裏一段描述：“在中國工農紅色娘子軍軍瓊崖獨立師師部屬下，有一個女兵連，全連有一百廿二人。”1957年8月，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發表在軍隊最高文藝雜誌《解放軍文藝》上；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在全國發行了報告文學《紅色娘子軍》。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位作者梁信創作了劇本《紅色娘子軍》，它以海南軍區編寫的《瓊崖縱隊史》(初稿)為憑據，寫的是“中國工農紅色娘子軍軍瓊崖獨立二師直屬娘子軍連”的曆史。這部劇本於1958年6月完成初稿，1960年初最後一次修改，定稿在《上海文學》1961年第一、二、三期上連載，並配有八幅插圖，由盛毓安作畫。

隨即，影片《紅色娘子軍》於1960年攝製工作最後完成，1961年7月1日全國首映。影片由謝晉導演，主要演員有祝希娟、王心剛、陳強、向梅、楊夢昶。電影《紅色娘子軍》公映後，舉國轟動。海南的蕉風椰雨，洪常青、吳瓊花的颯爽英姿深入人心；《娘子軍連連歌》也不脛而走，“向前進，向前進”的旋律響徹大江南北。

1962年5月22日，首屆電影“百花獎”授獎儀式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郭沫若、周揚等出席了授獎大會。在大會上，《紅色娘子軍》獲得最佳故事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電影女演員獎和最佳男配角獎四項殊榮。

“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使中國經濟幾乎陷入全麵萎靡的狀態。為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勢，1961年1月中共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全麵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同時，整個文藝戰線的政策也進行了一些調整。

在這種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下，1963年底，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邀請北京舞蹈學校、中央音樂學院、中國舞蹈家協會負責人，一起討論製作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林默涵提議改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認為影片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展示了新舊兩個時代彝漢兩個民族人民命運的變化，表現出無產階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李承祥提出改編電影《紅色娘子軍》，理由是該片在國內、國際上都獲獎了，得到國內外觀眾的高度肯定和讚譽。劇中人物瓊花、洪常青、南霸天性格鮮明，深入人心；海南的熱帶自然風景優美，黎族風情可以豐富舞台的視覺效果；影片以娘子軍的戰鬥生活為題材，適合芭蕾舞以女性舞蹈為主的特點。這一提議，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林默涵當場拍板，決定將《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

1964年年初，舞劇《紅色娘子軍》改編創作組成立，並把《紅色娘子軍》作為國慶十五周年的獻禮節目。

從前蘇聯留學歸來的作曲家吳祖強受命擔任創作組副組長，負責舞劇《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創作。他邀請同在前蘇聯留學的作曲家杜鳴心一道參與創作。此前，他們合作創作的芭蕾舞劇《魚美人》備受好評。

杜鳴心回憶說，我們接到創作任務，組成五個人的音樂創作班子到海南島深入生活時，已是1964年春天，這時候離“十一”國慶節僅半年多時間。為什麽要五個人去寫這樣一部舞劇，是因為中央芭蕾舞團決定要寫《紅色娘子軍》的時候，已經很晚了，留下來創作的時間不多了。這是向國慶十五周年獻禮，國慶很快就到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把我們五個召集起來，由吳祖強牽頭。他首先找到我，因為我們倆合作過《魚美人》嘛，大家都是留蘇的，比較了解。但是要寫這麽大一部舞劇，兩個人也來不及，已經春天了，大概四、五月份了。必須再找幾個人，於是找了當時音樂學院作曲係幾個成績比較好的畢業生。

雖然名義上是集體創作，但在實際工作中是分場次創作的。音樂創作組由吳祖強、杜鳴心和另外三個剛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學生王燕樵、施萬春、戴宏威組成。全局一共有六場，當時的分工是，吳祖強，杜鳴心因為是老師，一個人負擔一場半，吳祖強寫序和第一場，再加第四場前半部。杜鳴心從第四場的後半場開始寫，從“快樂女戰士”開始到結束，還有第六場的“洪常青就義”。其他三個人一人一場，王燕樵第二場，施萬春第三場，戴宏威第五場。

杜鳴心回憶說，當時我們五個人齊頭並進，先寫鋼琴譜，供三位導演排練。在排練過程中免不了需要調整和修改，哪些地方不對，哪些覺得不舒服，欠一點或者多一點，再做些調整。鋼琴譜定稿後才開始配器（配樂隊總譜），樂隊拿到總譜後立即抄分譜進行排練。到了9月初，樂隊也配完了，馬上就上舞台。中央芭蕾舞團有個小舞台，就和樂隊合樂。大約到9月中旬，樂隊與演員已在舞台上合成排練了。當時趙楓既是中央歌劇院的院長，也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黨委書記，這樣，兩邊的溝通就比較容易了。

排練後就請有關專家來看來座談，如何進一步修改好。當然大部分是肯定的，但是也指出了一些問題。比如我們五個人在創作的時候，大家配器都很重，都覺得我們這一段是很重要的，需要有高潮。這樣樂隊就受不了啦，非常吃力。高潮太多，反而沒有高潮了。樂隊在配樂的高潮也在調整，當時主要是由趙楓主持，林默涵也幫著趙楓。林默涵當時好像是中宣部的副部長，他也來親自抓這部舞劇的創作。每一次座談的時候，都請來文藝界的、芭蕾舞團的朋友，另外一劇協的朋友。從電影搬到舞劇，這中間還是需要在劇情上做些調整，不可能與電影完全一樣。

整部舞劇創作進展比較順利，到1964年國慶期間，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正式公演。 

1964年9月27日，《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進行第一次彩排，應劇團邀請，周恩來前來觀看。他在看完戲後高興地說：“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啦！我原來想，芭蕾舞要馬上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個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的演出這樣成功。我們國慶節就用這台戲來招待外賓。”他決定，將《紅色娘子軍》首場演出放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首演。9月29日，《紅色娘子軍》正式演出，贏得了中外來賓的熱烈讚美，周恩來出席並邀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觀看。

1964年10月8日，毛澤東在觀看《紅色娘子軍》後，說：“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對頭的，藝術上也是好的。”此後，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觀看，並屢屢招待來訪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等。1965年2月，毛澤東接見訪問越南途經北京的蘇聯領導人柯西金。在周恩來的特意安排下，柯西金觀看了《紅色娘子軍》的演出。看慣了《天鵝湖》等俄羅斯芭蕾的柯西金，在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作為創作者之一，杜鳴心這樣評價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因為舞劇的音樂是舞劇的靈魂，所以音樂就占了主導地位。音樂絕對不是伴奏舞蹈，而是跟舞蹈一道，來創作一個新的藝術，一個新的藝術形象。我們用芭蕾舞的洋形式，這個完全是宮廷貴族這樣一種跳芭蕾的形式，來為現代中國的革命曆史題材服務。現代芭蕾舞劇，現實題材的，在國外也很少，拿著槍進行操練，進行戰鬥，這樣的芭蕾舞在國際上是沒有的。我們把電影《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對於我們中國的芭蕾舞也是一種破天荒的改革。這確實是從來沒有過的，是一種創舉，史無前例。

舞劇《紅色娘子軍》一時風頭無兩，取得巨大成功。到1965年，江青將《紅色娘子軍》據為己有，要求對全劇做出大幅修改。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貫徹執行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一文，文中首次將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列為八個革命現代樣板作品之一，與當時紅色娘子軍極一時的《紅燈記》等劇目一起封為“樣板戲”，成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標誌性產物。

作為舞劇原創音樂作者之一，杜鳴心被要求參與《紅色娘子軍》的修改工作。杜鳴心說：“文革期間，江青當時自詡為‘革命文藝戰士’、‘革命文藝旗手’，很活躍。她把所謂‘八個樣板團’變成了她手下的文藝團體。其實有些是跟她沒有多大的關係的，她也參與了一些，可是她把這些當作了她的政治資本。當時她也來審查。吳祖強當時沒有參加了。為什麽沒有參加，因為‘四人幫’覺得他是黑線人物。所以，《紅色娘子軍》實際上最後由我來定稿，由當時中央芭蕾舞團的第一把手——演洪常青的劉慶棠，直接和上麵的江青聯係。江青就讓李德倫來負責音樂的全部修改任務，李德倫，是個搞指揮的，人很熱情，可是他沒有搞過音樂創作。他就用人海戰術，把中央樂團創作組的年輕人，甚至有些業餘的，十幾個人在一起修改。這樣沒有辦法改，越改越亂了。劉慶棠看這樣子不行了，就說還是以原創作組的人為主。”

“《紅色娘子軍》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從藝術上來說，在音樂上還是出現一些問題，為什麽？就是幾個重要人物的主題沒有得到很好地貫穿，在音樂上還是顯得有點各自為政的效果。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大家先是開始鬧革命，停課了。當時是我已經回來到中央音樂學院，因為是借調，創作期間我還在學院上課了，有什麽事就過去。這次要進行修改，就隻好由我為首了，一個人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來定稿《紅色娘子軍》，這等於又一次把人物的主題進行了梳理。修改後的人物音樂主題得到了貫穿。人物一出來，他的音樂主題就出來了。以前這個人物在這一場是這個調，那一場又是一個旋律，相互不太搭調、不太協調，違反了一般舞劇創作的規律，現在就得到了很好地貫穿。後來就出版了《紅色娘子軍》總譜和它的全部鋼琴譜”。

隨著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改編，江青開始插手，幾乎每個細節都要進行審查。有一天，江青突然來到劇組審查。當她看到第四場《鬥笠舞》，聽到軍民魚水情、萬泉河水這一段，她對這段音樂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這個曲子寫得怎麽像黎錦暉呀？！必須改寫，可以發動群眾，誰寫得好，就用誰的。”

在中國音樂界，黎錦暉被公認為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奠基人。今天人們熟悉的兒童歌舞音樂，為黎錦暉首創。他的音樂作品選用民歌、戲曲曲牌等改編而成，詞曲通俗易懂，作品帶有民歌風味，音樂簡煉明快，情節生動，易於上口。他的作品大多以保護兒童創造才能、反對封建教育為主題，繼承和發展了沈心工及李叔同所倡導的學堂樂歌的傳統，如《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憐的秋香》和《月明之夜》等歌曲流傳極廣。他創作的《毛毛雨》、《桃花江》、《特別快車》、《妹妹我愛你》等抒情歌曲，一度被認為“委靡頹廢”，有人甚至把黎錦暉稱為“黃（膚）色音樂第一人”。

1949年後，黎錦暉在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擔任作曲。在極左年代，他吃盡了苦頭，多次被抄家，珍藏的書籍、手稿、資料毀於一旦。1967年冬天特別冷，由於生爐火要買煤，買煤要證明，被打成“壞分子”的黎錦暉，害怕因自己身份人家不給開，遂沒去開證明買煤，結果由於天寒導致心髒病發作，不幸在上海寓所身亡，時年77歲。

杜鳴心回憶說，《萬泉河水》是我寫的，江青審查時這樣說，你知道這句話很可怕，分量很重，意思是這段音樂非常不健康。黎錦暉30年代在上海寫了很多“黃色”歌曲，其實就是愛情歌曲。如後來被譽為中國流行音樂的開山之作的《毛毛雨》等，在當時政治掛帥的時代，被批判為“靡靡之音”。那時候江青在上海當過演員，對這些很敏感。當時我馬上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好像自己犯了嚴重錯誤似的。全團上下對我也似乎另眼相看，甚至有個別演員指著我的鼻子罵：“杜鳴心，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把黃色歌曲塞到‘革命樣板戲’裏來了！”可見當時我的處境多麽艱難。

後來就發動大家重寫這首歌，說誰寫得好用誰的。樂隊和合唱隊一百多人都寫，我也又寫了好幾首。由於會詠來審定。於會詠後來當了文化部長。他是從上海過來，上海音樂學院搞民樂的。不過他這個人，說老實話，人還是很聰明，他改編的一些京劇，如《海港》、《智取威虎山》等，在“打虎上山”這段唱腔中，他把京劇鑼鼓的點子與銅管樂器中圓號的渾厚交織在一起，把京劇的音樂、小樂隊跟西洋樂隊結合起來，在這方麵做了很多成功的嚐試。後來他自殺了。“四人幫”倒台以後，他看到《人民日報》點了他的名了，就覺得沒有希望了，喝“來蘇水”自殺。“來蘇水”很痛苦的，他的整個胃、食道都燒壞了，整個人都在地上打滾。他自殺用的這個“來蘇水”，就是家裏衛生間打掃衛生時用的消毒水。

畢竟於會詠在音樂上是行家。當時合唱團現場演唱，由他來選。我們作者都不能參加，怕影響他。演唱了將近十來首，於會泳選中了現在舞劇中所唱的一首，說這首寫得比較好，有海南島風格。令我感到高興的是，他所選的這一首，還是我寫的。頓時我放下了思想包袱，有的演員又對我說：“杜鳴心，這次你可是戴罪立功了！”我的帽子就摘掉了。我當時借調到中央芭蕾舞團，雖然在樣版團，日子也不好過，也很容易背政治包袱，稍微不小心被會被當成是別有用心，把毒草塞到“樣板戲”裏來。

《紅色娘子軍》的音樂修改，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可想而知進展並不順利。杜鳴心說，因為參加的人員太多，想法又不統一，芭團的負責人劉慶棠采取措施，決定中央樂團創作組成員回原單位，還是以原創人員與芭蕾舞團創作組成員為主，並由我負責將全部音樂整理一遍（鋼琴譜與樂隊總譜），定稿以後準備正式出版。為慎重起見，將整理好的總譜以單頁懸掛在大教室，請樂隊隊員們審定，若無問題，即交出版社；舞蹈要修改的段落，與音樂創作人員積極配合，逐段合樂、修訂。

杜鳴心說，在當時的條件下，我認為這部舞劇的音樂基本上完成了它塑造人物、歌頌娘子軍事跡的任務。但是，由於時間緊迫，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改進：一、主要人物吳瓊花的音樂主題未得到貫徹發展，前後的音樂形象不統一；二，樂隊配器還不夠精細，有些段落顯得粗糙。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前一段時間大家忙於“鬧革命”，隨後，修改《紅色娘子軍》舞蹈與音樂的任務提上了日程。音樂方麵組成了由以指揮家李德倫為首的創作班子，李德倫調來原中央樂團作曲組的部分人員，加上原創人員和芭蕾舞團創作組，一共有十餘人之多。而原創的領頭人吳祖強，因“四人幫”爪牙的阻擾，未能參加修改工作，令人遺憾。我們首先修改女主角吳瓊花的音樂，先改她的主題音樂，在原有主題的基層上進行加工。新主題突出了吳瓊花苦大仇深的反抗性格，在音調上也有海南風格，所以被大家認可，它在舞劇中得到貫穿發展。

江青曾經提出“音樂要服從舞蹈”，這是違反藝術創作規律的。音樂是舞蹈的靈魂，而不是舞蹈的附屬品，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在文革形勢的大背景下，隻有服從而不能提出不同意見，這就增加了修改音樂的難度。有個別導演不顧音樂的完整性，任意加減和刪改，使得音樂支離破碎，給作曲者出了意想不到的難題。作曲者為了音樂的流暢，一方麵要滿足導演的要求，同時又要讓人聽不出音樂修改的痕跡，確實想了很多辦法，盡量讓音樂順暢的演奏。

舞劇第六場洪常青就義的音樂，采用了大家熟悉的《國際歌》前兩句的音調。有一天，劉慶棠（他在劇中扮演洪常青）忽然找到杜鳴心，說這段音樂還嫌短，不能充分表達洪常青就義時大無畏的精神，要杜鳴心想辦法加長。這可真是給杜鳴心出了一道大難題，杜鳴心說：“《國際歌》家喻戶曉，稍有改動，觀眾馬上就會發現，弄不好還容易挨罵，甚至上綱上線，說篡改了無產階級革命歌曲，是何居心？”

如何讓加長的樂曲部分與《國際歌》音樂風格統一，旋律還要流暢動人，杜鳴心考慮良久。過了幾天，劉慶棠見到杜鳴心就不停地追問：“怎麽樣？改好了嗎？”杜鳴心說：“再寬延幾天吧，國際歌要加長，還沒有想出好方案。”劉慶棠催促說：“要抓緊，過幾天就要合樂，迎接首長的檢查。”杜鳴心隻有應聲答應。

時間非常緊迫，修改任務又必須完成。這可是非同一般的“政治任務”啊。苦思冥想，杜鳴心靈機一動，腦子突然開竅。他想到《國際歌》一共是前後兩句，每句四小節，如果再加四小節，就成為三大句，這樣就等於加長了一半，時間長度可以滿足演員的要求。“那麽這一句應該放在什麽地方？原曲第一句是開頭，不能動；第二句是結束句，也不能動。隻有在它們中間再加一句，最後這三句就變成了現在演出的這樣：樂隊配器第一句以圓號、長號中音區同度演奏，深沉而有力；第二句用小號與圓號組成一個八度，音響強烈而悲壯；第三句我就加入了人聲，四部合唱達到音樂的高潮。在排練這一場舞台合樂的時候，事先演員們並不知情。我在這裏加入的人聲合唱，並不是唱歌詞，而是用男女聲三個聲部唱‘啊~~~啊~~~’很揪心的。當時演員們，他們在排練的時候忽然聽了人聲，非常地激動。當時他們是背對著觀眾的，默哀嘛，向洪常青默哀。到了第二句的時候，他們就轉過身來麵對觀眾了。人聲出來的時候，我看到好多演員掉眼淚了，內心非常激動。”

杜鳴心巧妙地借助《國際歌》的旋律，創作了這段音樂，不僅打動了台上的演員，也深深感染了台下的觀眾。這段音樂也成了《紅色娘子軍》劇舞劇音樂的一個亮點。

然而，“紅光亮”的十年歲月，杜鳴心並沒有能因《紅色娘子軍》鮮豔的政治色彩，而改變當時自己灰色的命運處境。“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天上午，在中央音樂學院院內的布告牌上，突然出現了有關杜鳴心的一張大字報，標題為《把臭名遠揚的修正主義分子杜鳴心揪出來掛牌勞動》。如同被打倒的所有“走資派”一樣，“杜鳴心”三個字被倒寫著，上麵被打上鮮紅的幾個大叉叉。大字報一貼出來，音樂學院上下全樓道裏，沒有一個人再敢和他說話了。

杜鳴心說：“當我住的筒子樓走廊上傳來跑步的聲音，我心裏就暗暗地說：來了，肯定就來了！”沒有人知道此時的杜鳴心承受著怎樣不堪的痛苦，唯一能讓他緩解壓力的鋼琴，也被視為“封資修”。他不能彈琴，不能聽音樂，能做的事就是讀漫天翻卷、到處張貼的大字報，然後抄下來貼在學院。

作為音樂藝術家的杜鳴心，沉默猶如荒野，一下子就被廢棄了十年。他創作的音樂，也和他的命運一樣，經曆著從輝煌至冷落，從冷落再至光彩照人的跌宕起伏。

1976年，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樣板戲的地位一落千丈，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也一度停演。好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文藝界也開始以嶄新的狀態迎接藝術的回歸。在反思的同時，也有一部分人撇開個人的傷痛，開始心平氣和地審視曾經被扭曲的《紅色娘子軍》，一點點地發現它凝聚著眾多藝術家的心血和智慧，它本身不容忽視的藝術價值。

1993年年底，中央芭蕾舞團來到上海進行首場演出，《紅色娘子軍》再度傾倒上海觀眾，場上出現曲終舞畢人不散的熱烈氣氛。12月12日，《文匯報》以《中芭昨晚在滬首場演出紅色娘子軍再度傾倒上海觀眾》為題，報道了當晚的演出盛況：“當樂隊在序曲中奏出‘向前進、向前進……’的《娘子軍連連歌》主題時，全場頓時安靜了下來。在優美的旋律中，這部按1964年版本複排的芭蕾舞劇，使在場的幾代人回首他們往昔的激情，也給昨晚觀眾席中為數不少的少年兒童帶來一份新奇。不時響起的掌聲足以證明老觀眾們清晰的記憶。……大幕合上，全場起立，久久不散，樓上樓下，形成一幅熱烈而壯觀的劇場景象。

《紅色娘子軍》再次燃起當年激情，熱烈的火焰再次蔓延至全國各地，甚至走出了國門。2003年10月6日，中央芭蕾舞團受邀參加法國的中國文化年演出，享譽世界的“裏昂舞蹈之家”主動指定《紅色娘子軍》作為演出劇目，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出又一次產生了令人震驚的轟動效應。早在舞團抵達法國之前，所有的入場券就出售一空。每場演出過程中，許多觀眾將手舉過頭頂使勁地鼓掌，口中叫好聲不絕。演出結束時，演員一再返場謝幕，觀眾仍久久不願離去。法國之後，《紅色娘子軍》演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刮起一陣“紅色的旋風”。

從1964年首演至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演遍了大江南北，也紅色娘子軍透了亞、歐、美、非的許多國家，受到世界各國人們的熱烈歡迎和普遍好評。據不完全統計，僅就中央芭蕾舞團而言，《紅色娘子軍》演出已經超過兩千場。如果加上全國各省市歌舞團的演出，累計演出場次已逾三千，觀眾人數更是不可勝數。

在物質匱乏、精神狂熱、萬馬齊喑的“文革”年代，不難理解為什麽會出現《紅色娘子軍》劇會響徹每一個角落的現象。令人深思的是，在思想解放、文學自由、精神產品豐富多彩的新時期，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依然能夠掀起一股又一股的熱潮，依然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也許是時間漸漸衝淡傷痛，人們開始能夠擺脫掉欣賞心理上的政治負擔，重新審視曾經被籠罩著政治光芒的《紅色娘子軍》，發現其本身所擁有的藝術價值。

中國國家大劇院藝術委員會舞蹈總監、中國舞蹈家協會第九屆主席趙汝蘅女士說：“每個國外大團都有自己的看家戲，舞劇《紅色娘子軍》就是中芭的看家戲，這部戲記錄著中國芭蕾舞的曆史，也代表著中國芭蕾舞劇的最高藝術水平。”意大利著名曆史學教授瑪麗尼拉談到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時認為，它的價值和內涵，已經超越了時代和意識形態的局限，“令我們不得不關注它的存在，可以說《紅色娘子軍》已經成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藝術成就，使它先後榮獲“中華民族20世紀音樂經典”和“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的殊榮，並被收錄進《國際芭蕾舞辭典》中，這也是中國唯一一部收錄進該辭典的芭蕾舞劇，寫就了中國芭蕾舞劇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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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被“四人幫”竊取的東西重新奪回來” 嗬嗬，還是沒忘了踩江青一腳！ -東坡學士- ♂ (0 bytes) () 06/13/2019 postreply 13: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