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按：對馬驥的采訪是在1989年7月6日，地點在上海第17棉紡織廠。整理稿未經本人審閱。
口述者簡介：
馬驥，1966年時是上海國棉17廠的保衛科幹部，中共黨員，與王洪文是一個科室的同事。文革爆發後，馬驥不讚成造反派的行為，是該廠保守派組織“工人赤衛隊”的發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關押進公安局，一個月後回廠“勞動”。文革結束後平反。曾任上海第17棉紡織廠工會副主席。
馬驥口述
我出身貧苦家庭，母親生了我們兄弟10人，八個都中途夭折，隻剩我和弟弟兩人。我17歲當養成工。我父親解放前幫豆腐店推磨做豆腐，我也去幫忙。晚上以鄰居的名字去讀夜校。解放後在夜校裏入團，入團後恢複本來名字，當了學生會主席。1950年“2 . 6轟炸”時，我參加了救護隊。1950年，我報考第二毛紡廠，考取後卻正值該廠電力不足，開工不足，就將我們統一分配到國棉17廠的前身裕豐紗廠。剛進廠，因我塊頭大，讓我當加油工，後來又當了統計員。以後我從團支部書記、廠團委委員，一直當到車間黨總支書記。1955年，廠裏送我去幹校培訓，回來後，我要求去保衛科。於是先搞肅反，後搞審幹，一直工作到文革開始。
王洪文比我小2歲（王洪文生於1934年），原是二紡車間治保主任。我在保衛科時就負責聯係這個車間的保衛工作，所以和王洪文很熟，關係很好，無話不談。以後王洪文去崇明圍墾，回廠後也到保衛科來了。當年的王洪文並不壞，隻是總想向上爬：當工人時想當幹部，脫產當了幹部，又想當領導。平時他看到有銜頭的人，總是連別人的官銜一起稱呼：“某科長”、“某廠長”。王洪文話不多，但有時喜歡表現自己。
我們廠在文革中引起爭論的那兩個廠長張XX（甲）和張XX（乙），張甲是部隊轉業幹部，文化不高，但資格老，山東人。做起報告，一口山東話，上海工人聽不懂。他做報告，即使有時下麵聽報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繼續做報告。而張乙是地下黨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幹部，浙江寧波人，一口上海話。我覺得，比起張甲，張乙與工人的關係更密切。二張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張甲。當時他倆都是副廠長。張甲想當正廠長，大概因為他資格老。張甲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衛，和王洪文關係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文革中張甲官當到上海棉紡公司副經理。
王洪文7人大字報時，我沒參加，當時正出差去青島。但我如果在廠裏，我也會在王洪文大字報上簽名的，因為我有同感，同意王洪文大字報的觀點。我們廠黨委對那些過去的資本家、小業主等是比較客氣的，而我當時思想比較左。搞保衛工作的人思想總有些左，都是階級鬥爭第一線的人，自然受“階級鬥爭”論影響很深。我當時也認為廠黨委包庇成分不好的人。
王洪文大字報出來後受到張乙壓製。正好我出差青島回來，我就寫了一張幾問張乙的大字報，我自己一個人寫的。這樣，我們保衛科的人都站在一起，觀點都一樣了。我還寫了一張呼籲的大字報，和王洪文連夜去紡織局告張乙的狀。局裏後來就派了工作隊來，隊長姓肖。
工作隊來後，我認為應該相信工作隊，相信毛主席。但王洪文則有功臣思想，認為工作隊是他去請來的，應該重視他。而實際上這個工作隊也確實很重視王洪文。但是，這個工作隊是局裏派來的。後來，市裏又派了以市總工會副主席施惠珍為隊長的工作隊來，大概是市裏統一派的，局裏派的工作隊就撤回去了。市裏派來的工作隊不重用王洪文，也不反對張乙。王洪文於是又趕工作隊，成立“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
我當時覺得，向領導提意見我不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號召大家起來提意見。但我反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王洪文那時人不大在廠，經常外出串聯。我開始覺得王洪文有野心。我和王洪文的公開分手，是在他以後又成立“永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安亭事件”時，我們的分歧爆發了。我覺得王洪文的造反隊中，受過各種處分的人多，我看不慣；王洪文他們把毛主席用來鬥地主的語錄去鬥幹部和黨員，我不能接受。我覺得，王洪文已經不是在造資產階級的反，而是在造無產階級的反。因此，幾乎在“永忠”成立的同一時期，1966年10 月間，我們也成立了個“捍衛隊”（“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和王洪文對著幹。王洪文他們搶工作隊材料，我們就掩護，我們認為工作隊是黨派來的，不該亂鬥。王洪文於是寫了我很多大字報。
我們的“捍衛隊”一成立，就得到工人的擁護，一下子就有4、5千人參加，而王洪文他們直到1966年9月份時，至多也隻有100到200人。“安亭事件”中，張春橋簽“五條”，我們反對：怎麽臥軌攔車破壞生產，反倒成了革命行動？於是我們組織遊行抗議。抗議口號是：“抗議張春橋在上海執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雙五條是大毒草”，這個口號是我擬的。這個遊行是我們廠單獨行動的，沒和其他廠一起組織。當時楊浦區區委書記打電話來叫我們不要遊行，但我們還是遊了。下午二點，早班工人下班，常日班的工人也快到下班時間。兩個班頭的工人都用業餘時間參加遊行。從國棉17廠所在的楊樹浦路，一直遊到外灘，沿途許多市民加入我們的隊伍。到了外灘，廠裏一個工人打電話來說：“你們遊行遊得好，生產我們頂！”遊行途中，北航的紅衛兵見是反造反派的遊行，很反感，要抓領頭的，問隊伍中工人誰是領頭的，工人們保護我，說不知道。我們最後休息在一家電影院。潘月法（上海赤衛隊總部常委）知道了，馬上趕來，對我們說: “我代表赤衛隊總部向你們祝賀。”我們要求曹荻秋接見。我們知道，領導和我們是一個觀點，但我們也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辮子說我們是“保皇派”。後來是王少庸到我們所在電影院來的，我們要求去北京反映情況，問問張春橋這樣做對不對。王少庸同意了，派了我們廠15個人，我和潘月法也去了。
到北京是中央接待站接待。那幾天正逢周恩來在北京體育館參加什麽集會，我沒去，但讓去的人把周講話記下來。周講話和北京接待站人講話，都是大路貨，他們當時也不可能講傾向性的話，但他們都說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要打擊一大片，我們聽了也很滿意。我們感到自己是對的，毛主席應該知道我們的。我當時覺得，赤衛隊都是忠心耿耿的，保衛黨委，保衛黨中央和老幹部；我覺得這些老幹部都是爬雪山、過草地過來的，怎能全都打倒？！後來，赤衛隊總部雖然想將我作為委員，但我和總部的人聯係不多。《解放日報》事件我們沒有參加。我當時認為，廠裏情況我熟，好人壞人分得清；外麵和市裏的人，我不了解，弄不好會被利用。
張春橋曾經接見過我們。張春橋是兩麵派。我們當時反映王洪文和潘國平（工總司另一個主要負責人）在廠裏的表現，張春橋當麵對我們說，你們反映的情況很好，我們會調查。後來根本沒有下文。我們感到自己搞不過造反派。他們會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會打人，我們卻隻會實打實地講道理。形勢越來越令我們不理解，黨中央發的這個那個文件，也越來越使我們搞不懂了。我想，我們的想法中央都已經知道，為什麽形勢還是這樣發展？！
形勢對“赤衛隊”越來越不利。康平路事件後，各處“赤衛隊”被砸，還聽說玻璃機械廠的“赤衛隊”頭頭被抓。我們於是也作好準備，將當時算值錢東西的手表放在家裏不戴，平時穿破舊衣服上班，準備被抓。果然，一天晚上，一群學生和造反派來我們廠抓人。我怕兩派衝突打起來，就說“我去吧”。一到廠門口，就被塞進一輛冷藏車，開到提籃橋，又換了輛轎車，把我關進提籃橋監獄。我被抓後，開始下麵隊伍沒散，大家到楊浦分局去要我。在公安局，一開始對我也還算客氣，但沒多久就將我當敵人，審我的人氣勢洶洶，說我反對文革，說我反革命。
關了一個多月後，我被放回廠，回保衛科報到。保衛科裏除了我都是造反派。我正坐著，王洪文來了。他是東北人，平時說普通話，這時卻學著上海話，拍拍我的肩說：“馬驥，交關對勿起，我負責。”我沒理他，弄得他很尷尬。其實，說是放我回廠，實際就是讓我回廠挨批鬥。不久就讓我去二紡車間，監督勞動，出布機垃圾。每天強迫我身前身後各掛一塊大牌子，上麵寫著“赤衛隊黑頭頭”、“鐵杆老保”等字樣。他們強迫我天天早請示、晚匯報，我就抄毛主席語錄作為匯報。這樣我經常挨鬥。後來，時間長了，我和二紡車間工人幹部關係熟了，就漸漸不鬥我了。不過，廠裏的造反派還經常鬥我。
國棉17廠成立廠革會後，王洪文是廠革會主任。成立廠黨委時，我沒投王洪文的票。王洪文當時還差2、3票，就可以得全票。造反派說，王洪文能當中央委員，難道不能當廠黨委委員？他們就查是誰不投王洪文的票。當時選舉是劃塊選舉的，我是二織選塊的。他們統計後，發現這個選塊王洪文少了一票。他們就查選票，懷疑是我不投票。
正在這時候，廠裏有人寫匿名信反對王洪文，廠裏於是借查匿名信之名，將我隔離在廠療養所一個多月，說是給我“辦學習班”。開始我很奇怪，想不出他們為什麽要關我。我之前確實也寫過信，但都是署名的，署上我自己的名字。一封是“一月革命”前寫的，給曹荻秋，說王洪文造反動機不純，四清工作隊沒重用他，他沒當上廠文革主任才造的反。我了解王洪文，當時要是封他個官，他就不會造反了。另一封信是“一月革命”後寫的，給張春橋，也是反映王洪文的問題。
後來他們問我，為什麽反王洪文，不投王洪文的票，我才明白是為了這一票而將我關起來。審問我的人說王洪文是中央委員，代表黨中央，反對王洪文就是反對毛主席。我說黨章規定黨員有投票自由，我高興選誰就選誰，這是黨章規定的權利。我沒敢說“王洪文不代表黨中央”。他們還問我是否寫過匿名信。就這樣，4個人，其中兩個人還都是保衛科的，輪流看住我，不讓我回家。與我關在一起的還有廠裏的“清隊”和“一打三反”對象，廠裏說他們這個有政曆問題，那個是軍統特務。廠療養所成了關人的地方。我當時寫了一首打油詩：“漂亮療養院，四人服伺我，吃飯有人陪，小菜一毛五。樓下中統樓上我，敵我同住療養所”。
他們整我，將赤衛隊袖章做成馬夾背心，逼我穿著在各車間遊鬥。整我不算，還整我妻子。我妻子也是國棉17廠的。她早班下午二點下班，他們就在廠門口鬥她，直鬥到晚上9點。她上中班和夜班，下班都是晚上甚至半夜，他們照樣鬥。他們說我妻子“你男人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好東西”。我兒子在上鋼五廠，我女兒插隊落戶，我弟弟在船舶學校，他們都去搞。我想換個環境，調工作，他們不肯，說要卡死我。有人勸我向王洪文寫信，我不肯。
1972年，或是1973年左右，我被從車間調往食堂，當管理員。結果沒多久，《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將我作為王洪文“不但能夠團結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還能團結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甚至反對過自己的人”（這是毛澤東的話）的實例。我看了很生氣，不幹了，回二紡車間，還當我的清潔工去。後來聽說，那時其實有可能調我去廠部的其他辦公室，王洪文不肯。所以可見，王洪文的氣量還是很小的，他既要做做樣子給別人看，又想卡我。我幹活時，王洪文經常到二紡來，他來我就避開，我不願理睬王洪文。在食堂裏吃飯時，王洪文有時向我招手，示意我坐過去，我也不離開原來的位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覺得，論文化程度，論工作能力，論思想水平，論口才，他都與我差不多，當個廠長、廠黨委書記已經很可以了，怎麽還升到了市裏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這麽大的中國交給這樣的人怎麽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總有一天要掉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