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位於康生之前。
1970年10月18日,陳伯達被正式拘押,罪名是“反黨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陳伯達於1988年10月17日服刑期滿之前,胡耀邦曾經提出安排陳伯達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陳伯達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晚年的陳伯達先後寫了:《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幹問題》、《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農業合作化的若幹材料》、《“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在文章中始終不忘初心,繼續宣傳他的“電子中心論”。
三年困難後的1962年,陳伯達為調查工業問題,去過北京天津等地的科研單位和工廠,又和中國科學院等部門的專家座談,了解到一些國外的新動向,知道日本等國家正在大力發展電子技術,於是提出“以發展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的意見。
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有一節專門介紹這方麵的情況。葉永烈的《陳伯達傳》也引用了他1965年3月5日和3月24日在中國科學院的兩次談話。陳伯達當時提出,要研究電子學與其他各種學科的關係,電子技術與其他新技術的關係,電子工業和其他各種工業的關係,要考慮抓電子化會怎樣,不抓電子化會怎樣,在利用電子技術和其他新技術方麵,中國有沒有獨創性的條件。他希望搞一個發展電子工業的十年規劃和二十年規劃。當時,錢學森、吳有訓、葉渚沛等科學家都讚成他的意見。於光遠不大讚成,認為單提電子技術不全麵,還應當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後來,陳伯達吸收了於的觀點,把發展電子工業等新技術的想法寫進了名為“工業問題”的文件,一度引起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還請他吃了飯。
196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這個文件,鄧小平說:“這個文件沒有提以鋼為綱的方針,搞電子等新技術,大家都沒有經驗,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術恐怕不合適,還是一切照舊,穩當一點好。”毛主席聽了以後沒有說話,劉少奇、周恩來都沒有發言。“電子中心論”的思想,當時還是沒有被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決策層所接受。
1967年,當時陳伯達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群眾組織時興油印中央首長講話,有人就把陳伯達主張發展電子技術和電子工業的相關言論編印出來。1970年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提議結束文革批判極左和江青、張春橋發生衝突,陳伯達站在林彪一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讓陳伯達從此倒台。“電子中心論”也成為《人民日報》公開批判的對象。
1977年以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領導人陸續出訪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實地考察,猛省到中國的巨大差距。80年代,美國人托夫勒寫了《第三次浪潮》,中國領導層迅速接受他的觀念,決定把握機遇,搭上新技術革命的快車。鄧小平甚至號召學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文革初中央一些高級領導人助長幹部子弟優越感,1966年7月文革中,鄧小平說:“要使工農革幹子弟逐步掌握學校的領導權,這要成為一種趨勢。”毛澤東更是發表致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高調支持他們的一切言行。不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出籠,全國掀起了歧視以及迫害出身不好學生的狂潮。北京工大學生譚立夫的一篇講話更是風靡全國,說什麽“過去國民黨搞白色恐怖,對革命烈士的子女斬草除根,現在反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學,還要怎樣?對他們七鬥八鬥才能團結。”
對於這一股強大的反動思潮,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敢說話,生怕因為挫傷紅衛兵的革命積極性而失寵於毛。獨陳伯達站出來旗幟鮮明地說: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
一時陳伯達的講話震動全國,這股歪風邪氣才收斂起來。
去年偶然和遇羅克之弟遇羅文網上聊起了這些,他也認為陳伯達這位“小小老百姓”實為難得。陳伯達根本就不是什麽“大大野心家”,做文革組長,陳堅辭不就,並對戚本禹說會失敗。戚年輕幼稚,說跟著主席怎會失敗?陳說:主席當然不會失敗,但我們會。後來周相對陳說:難道組織不能安排你的工作?陳隻能服從。明白人一眼看出來,陳伯達做中央文革組長就是使喚丫頭拿鑰匙無可奈何。
對於陳伯達的功與過,老秦認為一生中有三大看點:
一、最早提出“電子中心論”是中國發展的必然潮流。
二、力排眾議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反對“血統論”歧視政策。
三、追隨林彪結束文革率先批判極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