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不漲工資也不是絕對的，江青就是唯一的例外，她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本文摘自2014年1月27日騰訊網，作者楊津濤。
文革期間，江青在集會上高喊口號
文革期間，工資調整完全停止
“文革”期間，工資調整工作完全停止，是一件影響麵極廣的事情。即便是“勞動模範”成了“國家領導人”，如農民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售貨員李素文成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其工資水準也未能調整為國家領導人標準。
據作家馬烽講，“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①
吳桂賢當了副總理後，仍然從西北國棉一廠支取工資，每月是67.2元（一說76元）。張鳳英回憶，吳桂賢在中央，“每次開會喝茶一杯要交一毛錢，第一個月扣了她喝茶費6.8元，為了省錢，她給工作人員說我不愛喝茶，所以每次開會都隻喝白開水。吃飯挑最便宜的菜，一次吃飯時，她得知吃的黃瓜八毛一斤，想著廠裏的黃瓜幾分錢一斤，她就對師傅講，我不吃黃瓜，就吃一般的菜。”②
李素文當了副委員長後，所拿工資，也仍然還是在沈陽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賣菜時的62元。後經李先念等批準，中央給她每月18元補助。李素文的丈夫怕她出門在外應酬多，每月給她寄50元。即便如此，李素文出國訪問，還是常要向別人借衣服穿。她怕老家來人，“因為她招待不起。但老家還總是來人，讓她時時覺得囊中羞澀，有時候到了月底，隻能大蔥蘸醬對付著吃飯。”③
長期不漲工資，在基層工人當中積蓄了相當多的不滿。在北京軍區任職的陳祥，1968年到北京市拖拉機配件廠“支左”，他發現，“‘造反派’頭頭張某和幾個骨幹都是普通工人……張某等人“造反”的原因是不滿工資待遇，他們10來年沒有晉級調工資了，每月工資都是40.1元。”④“文革”結束後，工資調整解凍，實可謂大快人心。
期間唯一漲了工資的國家幹部是江青
與陳永貴、吳桂賢等人不同，康生、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日子卻過得相當滋潤。以王洪文為例。王做了中央副主席後，每月工資也是在上海時的68元，但因大權在握，生活狀況早已與工資多少無關。
據曾在上海輕工局工作的韓仁和等人回憶，王洪文當上副主席後，“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電視機……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⑤
另據在上海市招待所接待過王洪文的何關明等人說，1975年8月，王洪文一家五口來到上海，“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貴佳肴……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采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⑥
“文革”期間不漲工資也不是絕對的，江青就是唯一的例外，她從9級調到6級，月工資342.70元。⑦
注釋：
①陳為人：《他與農民副總理的三次酒緣——作家馬烽眼中的陳永貴》，《時代文學》2009年第9期。②張鳳英：《我眼中的吳桂賢》，《各界導報》2013年5月17日。③鄭雄：《李素文：一個“賣菜大嫂”的人間天上》，《名人傳記（上半月）》2010年第5期。④陳祥：《越南實習生想學技術拒“天天讀”》，《快樂老人報》2013年12月5日。⑤⑥葉永烈：《王洪文傳》，P410—P411。⑦高華：《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
